鲁迅杂文集名称的由来
在鲁迅先生一生的文学创作中，杂文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那风雨如晦的黑暗社会里，他用一支犀利的笔，共创作了700多篇杂文，编为16个集子，这些杂文，“如匕首，似投枪”，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鲁迅作品集子的名称，或比喻，或反语，或引用，或拆字，诙谐风趣，精辟深沉，如同那些杂文一样，有着丰富的内涵，它折射出作者的生活、心境及时代的风貌，充分体现了鲁迅先生高超的命名艺术。《热风》（1918年——1924年）1925年编定,收入杂文41篇。对于集名,鲁迅曾解释说:\"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为《热风》。\"编集时,鲁迅对当时令人窒息的社会现状感到\"寒冽\",以\"热风\"命名集子,正反映了鲁迅主张深刻批判社会,促醒人们去改革社会的强烈愿望。
《华盖集》、《华盖集续编》（1925年——1926年）分别于1925年12月和1926年10月编定,收入杂文31篇、32篇。旧时迷信说法,将人的运气好坏称为\"交华盖运\"。鲁迅将自己的这本杂文集命名为《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其中的原因他曾做过解释:\"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在那险恶的斗争环境中,鲁迅可谓命运多舛,钉子常碰,真是\"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自嘲》),但他\"偏不遵命\",\"偏不磕头\",诙谐地将自己的杂文集取名《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先生杂文的锋芒大多指向反动政府及当时的一些所谓学者、名流和正人君子，因而招致了政府的迫害和文化帮凶的围攻。先生将此迫害和围攻比喻成交华盖运，在调侃中体现了辛辣的讽刺，借此表达对敌人的蔑视和嘲弄。
《坟》（1907年——1925年）1926年10月编定,收入杂文23篇,鲁迅早期杂文多收其中。为什么取下这样一个看起来很晦气的集名?鲁迅曾在他的文章中解释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坟》收了作者十余年间创作的杂文,说它是\"糟粕\",当然是自谦之词。对那些旧制度的维护者,\"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他面前,使他有时不舒服\",\"得到一点呕吐\",这也许正是鲁迅将自己的早期杂文编辑成集的目的所在,也是《坟》真正的命名意图。先生又说，“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时也喜欢将陈迹收存起来，明知不值一文，
总不能绝无眷恋”，命名为《坟》也是一种“取巧的掩饰”。
《而已集》（1926年——1927年）:1928年10月编定,收入了1927年创作的杂文29篇,附1926年创作的杂文1篇。当时正处于白色恐怖时期，如1926 年的“三·一八”惨案，次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面对反动军阀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先生既愤恨，又无能为力，先生愤然命笔,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后来他就将写于这一年的杂文集命名为《而已集》,把自己\"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表达了他对国民党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决心用手中的笔同他们斗争到底的决心。这个虚词“而已”虚中有实，表现出先生强烈的愤慨之情，真可谓“出离愤怒”了。
《三闲集》（1927年——1929年）:1932年4月编定,收杂文34篇。《三闲集》的命名脱胎于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文学论争。1928年,就\"革命文学\"问题,鲁迅与创造社展开了论争。创作社成员成仿吾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中,指责\"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以趣味为中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里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针对这种指责,鲁迅反驳道:\"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是一种\"锻炼周纳法\"。\"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
《二心集》（1930年——1931年）:1932年4月编定,收入杂文51篇。1930年5月7日,《民国日报》刊载了署名\"男儿\"的《文坛上的贰臣传》一文,文中描绘了鲁迅既受反动文人的攻击,又受\"左联\"内部宗派主义者指责的处境,恶毒讽刺和攻击鲁迅为\"贰臣\",\"为了卢布\",\"被共产党屈服\"。对此,鲁迅先生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御用文学家给我这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是有皇帝的。\"不但一针见血地点出了\"男儿\"之类御用文人的幕后主子,还公开宣告\"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鲁迅干脆用\"二心\"作为集名,其反意而用之,表明了自己对反动统治者怀有\"二心\",与他们势不两立而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决心和勇气。
《伪自由书》（1933年1月——1933年5月）1933年7月编定,收1933年1月至5月创作的杂文43篇。本集中的杂文均发表于《申报》副刊《自由谈》。鲁迅尖锐指出：“《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是一句反话。\"即以鲁迅的文章而论,凡针砭时事,揭露黑
暗的,要么被删节,要么被禁止。名集为《伪自由书》,意思是并无言论的自由,这正是对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有力揭露。
《南腔北调集》（1932年——1933年）:1932年2月编定,收入杂文51篇。当时上海有一署名\"美子\"的文人在《作家素描》一文中攻击鲁迅:\"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而且是\'南腔北调\'。\"对此,鲁迅迎头反击道:\"我不会说绵软的京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调,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表明了自己不愿随波逐流,鄙薄无聊文人的立场,信手拈来的这个集名,诙谐幽默之中,寄托了对敌人的鄙视,表示了不妥协的态度。
《准风月谈》（1933年6月——1933年11月）1934年10月编定,收杂文64篇。从1933年5月开始,国民党加紧了对《自由谈》的控制,审查日严日多,于是,编者\"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但鲁迅仍用各种笔名,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结集时,鲁迅总结道:\"想以一个题目限制作家,其实是不可能的,\"\"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鲁迅的杂文,借谈\"风月\"之名而行谈\"风云\"之实,正是一篇篇\"不能正如尊意\"的\"风月谈\"。因此,所谓\"准风月\"者,其实是一句反语。
《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1934年——1936年）1935年12月编定,两本杂文集分别收杂文36篇和48篇。先生在《序言》末云：“记于上海且介亭。”鲁迅当时住在上海北四川路,这是帝国主义越出租界范围以外修筑马路的区域,当时被称为\"半租界\"。在杂文集的命名中,鲁迅运用了\"损形\"的修辞方法,\"且介\"分别是\"租界\"二字的一半,是\"半租界\"之意。\"且\"者,\"租\"之右半;\"介\"者,\"界\"之下半。\"且介亭\"即\"半租界的亭子间\"。他以此集名告诉读者,这些杂文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巢\'杂文\'的笔的刀下的结集\"。以这种方法为集子命名，不失幽默诙谐，亦见先生标题艺术之一斑了。《花边文学》（1934年）1936年1月编定,收1934年创作的杂文61篇。作者在该集的序言中对于命名原由作了解释：“
（一）因为这类短评，在报纸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
（二）因为‘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以见我的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其实并无足取。” 鲁迅当时发表文章多用笔名,文学青年廖沫沙未知其详,化名\"林默\"发表《论\"花边文学\"》一文,对\"花边\"颇有微词。鲁迅后来说:\"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当然,这里有些误会的成份,鲁迅以\"花边文学\"为集名,亦不无讽刺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