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童话诗人顾城其实光靠这一句诗就可以不朽了。
顾城真正流行的时候，我其实不知道他，因为那个时候我虽然不小，也不是对“无故乱翻书”不感兴趣，却由于是主要地受到来自中学语文课本的教导，主要重视“鲁郭老巴”等经典文学的阅读。
真正知道顾城，是顾城在激流岛出事以后。这样就开始看顾城的一些诗歌，也草草率率地翻检过《英儿》那本书。于是仿佛好象找到了答案。顾城的诗歌其实已经为我们给出了答案。虽然顾城不幸地杀死了他的爱人，或许因此不能进入天国吧，但是我仍然坚持认为，他本性上是一个善良的人。他只是性格不好，经常不能对自己负责任而已。在顾城的《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中，我们隐约可以看到一个敏感、富于幻想而又固执己见的灵魂。诗人芒克和舒婷对顾城的回忆也可以印证诗人的这个形象。
顾城性格方面的问题，可能和其在*期间受到的遭遇有关。因为来自受到冲击的知识分子家庭，顾城所受到的父母照顾必定很不充分，而稚嫩的心灵过早面对世俗的世态炎凉时又特别容易受到伤害走向极端。也许成年后的顾城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更负责任一些，可是他是一个“病人”，你可以让一个健康人对自己负责，对于“病人”，你让他负什么责任呢？如果他能负的话，他就不是“病人”了。
从网上流传的一张顾城生前照片看，诗人有一双忧郁的、毛茸茸的大眼睛，剑眉英挺，雄姿不亚于当今文坛任何一个流行的80年代作家。设如出现在当代，找个把的书商出版社炒作一番，估计肯定要盖过韩寒等人的风头。可惜他生在一个不适合他的年代！！！
个人的悲剧本质上都是社会的悲剧。顾城的悲剧也不例外。在历史眼里，顾城不过是中国现代化历史上无数以民族主义名义被牺牲掉的人们中的一个而已。
中国文明是一个习惯于压抑个性的文明，集体主义的文化精神渗透在平民和知识分子的精神中间。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只乐而乐”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集体主义，意味着一个人的价值是要服从全民的价值而已。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弱势民族在现代社会的世界格局里，几度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我们看到，任何个人利益比起全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来，都是渺小和微不足道的，任何企图争取个人利益和信仰实现的企图，都被认为是自私和不识大体的行为，都会被认为是反对民族主义的行为。反对民族主义，杀无赦！！！
有人争论曾国藩不起兵反叛清廷的是因为缺乏勇气。其实文正公不是不敢反对清政府，而是不敢反对民族主义。当时清政府仍然被看成是全民（包括满汉在内各民族在内）的代表，曾国藩在国家外敌环伺的情况下搞内乱是是不得人心的；曾国藩可以选择做小人，但是不得人心就不能胜利，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明智和识大体的人。
历史书上的一般说法是，认为天平军反对儒家的做法，引起士绅阶层的反对，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原因。其实任何道义上的宣传，莫不隐含实际利益的内容。真正的原因是太平天国运动动摇了当时中国的内部统一，而这种动摇是有可能和外国势力的入侵合流，最终指向损害全民族的利益的。所以汉族的官僚士绅，虽然反感满族朝廷不止一天了，但是在面对彻底变革整个封建经济、动摇威胁民族生存的根本危险时，又是和政府同仇敌忾的。
从世界历史的范围，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凡是二战以来独立的大多数国家都是一度实行过集权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亚非拉莫不如此。为什么呢？因为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世界里，如果民族资本毫无国家强力保护，并在国家强力下集中资本的话，根本就无法和先进的欧美国家的成熟资本主义体制进行自由竞争，根本无法全面实现现代化，只能沦为先进国家的附庸和原料产地（这种说法现在仍然有效）。从这个角度，我们也似乎也可以多少理解国家社会主义出现在资本主义后起国家德国、社会主义出现在欧洲的落后地区俄国和更落后的亚非拉广大地区而不是阶级矛盾更为尖锐的英法美等国的原因。——也许，社会主义所以被接受很可能并非是为了遥远的大同许诺，而只是因为这种主义的某些方面适应了落后国家和民族当下急于发展的要求。为了民族主义而牺牲其它方面（比如人民的民族诉求），似乎是世界各国各民族不约而同的一致选择。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文人的大规模出走，基本可以看成是以民主主义反对民族主义失败的结果。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顾城留在国内，被某个作家协会接受，有充裕的经济来源，享受到社会上对一个著名诗人的的敬重，而不是和无知于任何中国文学的毛利人为伍，心态不在生活的重压下最终崩溃的话，他本来是可能和谢烨白头到老的。不过他不幸站到了错误的队伍中去，这些队伍的主张平心而论可能并无过错，但是不幸和另外一个更无过错的大原则民族主义相冲突。朝鲜战争的时候，志愿军牺牲了好几十万人，可是当时中国人有6亿，比起6亿人民来，几十万就是可以牺牲的代价。对于全中国人民的安定幸福来说，个别诗人或者文人的被放逐或者牺牲，本来就是在潜意识中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代价。
所以顾城那些人必须被牺牲掉。——连我也变得这样无情。在某种意义上，顾城那些人的确是威胁到了我的利益。他们威胁了中华民族，就是威胁了我。
诗人的不幸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全民族的不幸。诗人的不幸只是我们国家和社会仍然有待完善的一种表达方式。为了我们民族的整体利益，每个具体的个人像顾城等人一样，都是可以随时牺牲的棋子，会不会被牺牲，只是运气问题而已。诗人的不幸又是其他非诗人外所有人的幸运，因为已经有人牺牲过了，大家可以安享稳定和平的环境，发展发展经济，打打麻将，搞搞婚外恋，过点小康生活什么的。
那么，究竟什么时候，我们民族不会因为整体的生存，而不得不牺牲掉无数个个体——对于每个个体而言，这种牺牲都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生存呢？我不知道。我只是想起，《沉沦》中主人公蹈海赴死前，发出过的绝望的呐喊，祖国啊，你快点强大起来吧，我这不幸的一切，都是你害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