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之死与精神之苦
——90年代诗人自杀现象探析
1989年海子卧轨自杀，这拉开了90年代诗人自杀的序幕，至此以后，1990年方向服毒自杀、1991年戈麦毁诗自沉、1993年顾城杀妻自缢、1996年徐迟跳楼自杀„„这一时期诗人密集的自杀行为成了90年代文坛的一个怪现象。诗人是知识分子，他们承担着追寻人文精神的责任，诗人自杀昭示着人文精神的失落。在现代人生存状态堪忧的现实状况下，探讨诗人自杀问题能够让我们关注自我存在的价值，更加珍爱生命。
一、夹缝中的徒劳挣扎
90年代随着文学地位的回归，文学被迫走向市场，文学创作的功利性被无限扩大，一部分诗人学者弃文从商，另外一部分则转变为文学生产者。文学创作不能再坚守“为人生而艺术”或“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观念，而必须要看风向、看潮流，看似自由的写作环境实则让他们腹背受敌，处境尴尬。诗人群体更是如此，坚守于纯诗阵营的诗人们更成了孤独的漂泊者，他们挣扎着要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找到安身立命之所，然而却无奈地发现一切皆是徒劳。
（一）“地之子”无奈地为土地唱挽歌
海子是农民的儿子，土地是他的母亲，更是他的诗歌情结，他对土地的迷恋超乎寻常，海子诗歌中直接以土地命名的诗篇就有《亚洲铜》（黄土地）、《太阳.土地篇》、还有长诗《土地》等，以土地衍生而来的麦田、麦地等命名的更不在少数。
土地是乡土文明之根，对土地的迷恋也就是他对乡土文明的执著，除土地外海子诗歌中麦子、粮食、村庄等极具乡土特色的意象也相当频繁。“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他对幸福的定义似乎也就是简简单单地生活，不为外物所累，这与几千年来中国老农的生活方式是契合的。与此同时，海子还对生命的繁殖与轮回进行了礼赞，尤以“麦子”意象最为典型“四月之麦/在黎明大雾弥漫中露出群仙般脑壳/雷声中 闪出一万只青蛙/血液的红马车像水 流过石榴和子宫”【1】（P142）(《生殖》）这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是对生命生生不息的强大力量的褒扬，与中国农民熟谙于心的“多子多福”之道有相通之处。海子就是在乡土的襁褓中长大的婴孩，土地是她的养母，他是无可非议的“地之子”。
然而“地之子”却目睹着乡土文明一步步被商业文明吞并，城市化让他被迫与土地割裂，他所看重的最纯最真的人性正渐行渐远，故乡之于他越来越陌生，现实生活中他失去了栖身之所，成了无根的浪子。他索性一头扎进诗歌王国，借为诗歌寻根来消解现实中的无归属感。在他看来，诗歌创作要关注人的生命和人本身的存在，这正是他渴望能在理想世界扎根的表现。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一书中也强调“艺术的本质是诗，而诗的本质是真的重建”而“真”就是人性最本真的东西，海子的诗歌主张与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海子是要作“大诗”的，它不同于以往鸡零狗碎式的滥情诗，他一开始就把自己放置到源头之上，他的诗歌主张可以看作是诗歌界“为人生而艺术”的一次尝试。然而他的主张在一群病态的人中没有得到重视，他看重的人情人性消解于世俗的精明算计之中，他的呼喊更
像是《皇帝的新装》中，勇敢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天真童音，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叛者。现代文明下，人的个性被消解，个人在社会中迷失了自我，自我等同于群体，当有人表现得与别人不同时，他就会受到群体的压制与排挤。同时他又不隶属于“驻会作家”他的呼喊惊不起一点波澜，被埋没于金钱至上的大环境中。
（二）“厌世者”徒劳地为诗歌谱华章
戈麦与诗结缘极具偶然性，这或许就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戈麦最初的理想是学理工科或实用文科，潜意识里是排斥诗歌的，甚至直到被北大中文系录取后他还在考虑改学理科，进校之后他也一直坚持兼听经济系的课，当发现自己的语言天赋后，他方专心作诗。这样的人生际遇让他感觉到了自我的渺小和自我命运的不可捉摸，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对世间的种种持悲观态度，甚至把北大时期与西渡合编的刊物命名《厌世者》。
对现实世界的厌倦更让他渴望倾心作诗，对诗歌近乎痴迷。据友人西渡回忆“他大概从未自己看过电影，电视、录像他也是从来不沾的”，这样的生活方式本来就很封闭，但为了完全把精力投入到诗歌创作中来，他甚至还自觉疏离于现实，减少了与人的往来，不问世事。他在短文《关于诗歌》中说：“诗歌应当是语言的利斧，它能够剖开心灵的冰河。在词与词的交汇、融合、分解、对抗的创造中，会显现出犀利夺目的语言之光照亮人的生存。”在他看来诗歌语言要掷地有声，要有张力，这样的诗在他看来才能称其为诗。“死后看不见阳光的人/是不幸的人/„„而诗歌中晦暗的文字就是死后看不见阳光的人”（《死后看不见阳光的人》），他极力主张诗歌语言的一鸣惊人，不能容忍苍白、晦暗的文字，他的主张可以看作是诗歌领域“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次伟大尝试，他也在以这种方式为诗歌谋求出路。
戈麦渴望在诗歌领域有所建树，但他却只感受到了人的悲哀，以其诗为例“主啊，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屈辱的生存才能拯救/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洗去世人眼中的尘土/洗却剧目中我们小丑一样的恶运”《我们背上的污点》），诗人已经说得很清楚，是世人眼睛被蒙蔽，对诗歌的漠然态度，导致了自己小丑一样的恶运。他甚至对自己之前的诗歌理念都予以怀疑和否定，“我们日夜于语言之中寻找的并非天鹅（诗歌）的本质/它只是作为片段的花彩从我的梦中一晃而过”（《天鹅》），他对自我命运的失望，似乎都使他陷入自我怀疑之中。
（三）夹缝中诗运衰微前途渺茫
诗歌是纯文学塔尖的文学，诗歌创作对创作主体的要求很高，北大教授洪子成先生曾说“我平生最难受的事情之一就是没有写出好诗”但当洪教授谈起他最近与人合编的《朦胧诗新编》和《第三代诗新编》时坦言，出版商给诗人的稿酬是每行一块钱。有人甚至调侃说，当今写诗的人比读诗的还多，诗歌竟没落至此。难怪海子悲叹“一首诗是一个被谋杀的生日/月光下 诗篇犹如/每一个死婴背着包袱/„„死婴/我的朋友/我的亲人/来路已逝去路已断/为谁而死为谁醉卧草原”【1】（P153）【2】【2】【2】（《公爵的私生女——给波特莱尔》），死婴行走于绝境，分
【1】（P108）明是没有出路；又言“麦地啊，人类的痛苦是你放射的诗歌和光芒”
我的诗歌已不存在”（《天鹅》），他与海子分明成了难兄难弟。 【2】（《麦地与诗人》），这是爱而不得的孩子气的嗔怪。戈麦慨叹“我诗歌的天鹅振翅飞往遥旷的深渊/除了梦幻/
随着电视、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普及，纯文学在文化市场的被缩减，纯文学不可避免地走向末路，商业浪潮下诗歌面对的受众成了一群为了金钱疲于奔命的人，诗歌在他们看来就
像是满口之乎者也的老先生，受不到关注。与此同时，国家减少了对文学刊物和出版社的资助，文学创作被迫走向市场。海子与戈麦都在为诗歌寻求出路，夹缝中纯诗似乎已没了出路，诗人从怀疑诗歌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一如戈麦感慨的那样“通向人间的路，是灵魂痛苦的爬行，我越来越不能忍受今天，这罪孽深重的时刻，我期盼着他粉碎”（西渡《死是不可能的.彗星——戈麦诗全编》）。
【2】
二、陷入困境后的悲伤绝望
“绝望感产生于诗人对自己曾执着的意义真实的怀疑甚至否弃，这种意义断裂导致诗人自杀”【3】（P59）那么什么是意义？借用尤西林教授的话来说就是“超越了直接功利手段价值的终极目的性评价”诗歌创作对于海子、戈麦之类的人来说就是这种意义，这是他们人生意义存在的唯一根据，意义失据对他们来说无异于价值被抽空，无异于死亡。
海子和戈麦都是“驻会作家”之外的诗人，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却都苦守纯诗的高雅，执着于纯诗的创作，当他们看作人生意义和自我价值实现唯一途径的诗歌，也要屈从于商业运作时，他们完全看不到诗歌的前途。他们终于发现在这样的时代，独善其身根本不可能，进而由怀疑走向绝望。然而诗人的死又不是突发性的，与其内心深处的死亡意识还有一定关联。
（一）死亡情结浓重
海子和戈麦都有着浓重的死亡情结，在他们的诗歌中，“死亡”意象相当频繁。先以海子为例，“我请求/在夜里死去”【1】（P40）（《我请求雨》）“倾向于太阳的母亲/抱着白虎走向海
【1】（P66）
【1】（P76）洋/左边的侍女是生命/右边的侍女是死亡/倾心于死亡的母亲/抱着白虎走向海洋/”《抱着白虎走向海洋》）“黄昏我梦见我的死亡/好像羊羔滚向东方/那太阳升起的地方”
途 在远离故乡的小镇上”【1】（P91）（《给B的生日》）“在十月的最后一夜/倒在血泊中/穷孩子提灯回家/泪流满面/一切死于中（《泪水》）“在春天/野蛮而悲伤的海子/就剩这一个/最后一
【1】（P259）个/这是一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
（《春天，十个海子》）„„
海子在诗歌中歌颂死亡、幻想死亡，死亡是他诗歌中的常客，日常生活中他也与人谈论死亡，甚至还有过一次自杀未遂的体验，死亡对于他来说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疾病对于生命的终结，而是生命轮回的必然阶段，方死方生。自杀在他看来是一种自觉死亡和自我完善的极端方式。海子是地之子，他尊重生命更热爱生命，当既定的生活方式与他设想的差异太大时，死亡意识就更为强烈。
戈麦也是一位倾心死亡、幻想死亡的诗人，以其诗为例“拒绝死亡/就是拒绝岸上的尘沙”（《沧海》）“和死亡类似，诗也是一种死亡”《海子》）“我将沉入那最深的海底的/波涛阵阵，秋风送爽/我将成为众尸之王中最年轻的一个/但不会是众尸之王”（《金缕玉衣》）“在湿漉漉的雨天里/我留下下了出生和死亡”（《圣马丁广场水中的鸽子》）“这个日子/需要一次我的死去/我会死在那间贮存我的意志我的梦想的黑屋子里”（《这个日子》）„„
与海子不同，戈麦却只在诗中书写死亡，日常生活中更爱与人谈诗，他的内心世界对他【2】【2】【2】【2】【2】
最好的朋友西渡都未曾敞开过，以至于西渡在听闻戈麦自杀后一度不敢相信。诗歌之于戈麦就是他生活的全部，是他无意义的人生中唯一有意义的行为，一旦诗歌贬值得与一般商品无异时，他所受到的打击就是毁灭性的。
（二）死亡意识复苏，慷慨赴死
“在对某事的绝望中，他实际上是对自己绝望，并且此刻他想要摆脱自己”【4】（P15）海子和戈麦都是真正的诗人，他们坚守于纯诗阵营，诗歌是生活也是信仰更是他们的最后防线，当诗歌创作不再能够实现自我价值，诗歌贬值，商业文明入主诗坛后，他们理想落空信仰坍塌，再也无路可退。然而他们又是一群学不会中庸之道的人，宁肯玉石俱焚也不甘屈服，因而就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不能自拔。他们对诗歌和自我的前途感到绝望，在绝望感的撕扯下蛰伏于心灵深处的死亡意识复苏。既然不能骄傲地活于世间就选择自觉死亡，骄傲地死去，海子卧轨自杀，戈麦毁诗而后自沉，他们都在以这种惨烈的方式维护着诗歌的纯洁，更在以这种方式笑凡夫俗子、笑世俗生活、笑世间的一切悲剧。
三、痛定思痛后的反思
“每当他在绝望中时，他都正在招致这绝望，因为绝望不能归因于错误的关系，而是归因与人发生着的关联的关系”【4】（P13）海子和戈麦都因绝望而自杀，这却是他们的宿命。钱钟书先生所谓的“诗者，民之性情也，性情能亡乎？”这个问题在现在似乎很难回答。
（一）诗人势危人文精神沦落
诗人是知识分子，有着自己的立场和责任，在规则缺失、价值混乱的时代，民众可以尽情狂欢而他们却必须要给混乱的世界重塑价值准则。诗歌就是他们的武器，而诗歌的势危让他们失去了阵地。人生意义失据，绝望中以自戕摆脱世俗间恼人的一切。90年代诗人群体以这样的方式刺激我们关注自我存在的意义根据，它也引发了90年代旷日持久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讨论的中心议题就是文学创作中要重视对人的终极关怀和人主体价值的实现，然而人文精神似乎并未落到实处。
诗人自杀仍在继续，2007年余地在家中自杀，同年一位叫杨钊的诗歌写作者竟然假“自杀”，他只是想借此炒作渴望赢得关注，可悲的是“死亡”也未能让他如愿。在后者身上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已经找不到了，在谴责他的同时，我们也无奈地发现，诗人已经不可避免地沦为权钱联盟之外的弱势群体，一如台湾诗人洛夫所说的“出生是人，异化成豹，落荒成狼”，但何以人文情怀也丧失了？
2008年汶川地震时，都江堰市教师范美忠在地震来临之前，弃学生于不顾，自己溜之大吉，事后更在网上散布“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以考虑牺牲自我，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作为知识分子不主动承担追寻人文精神的使命，反以自身行为践踏人文精神，人文精神竟沦落至此！
（二）人文精神的再建迫在眉捷
人文精神在中国是有渊源的，而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是人文精神的先行者和推广者，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人文精神可以追溯到周氏兄弟“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观念，他们认为文学是国民精神的寄托，反对以文怡悦读者。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一文中更主张“以人性人道
主义角度来要求新文学的内容，要从‘灵’与‘肉’的统一中去表现‘人’，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人生的诸问题加以研究”
则会将人引入恶。
马英九先生为2010年12月1日在台北举办的第30届世界诗人大会题词“人文荟萃，靡然向风”，知识分子要不负这样的评价，坚守人文精神，守住社会的道德良知 。民众要关心知识分子，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行为是有意义的，是有社会基础的，自己不孤独。然而对他们的关心并不是简简单单地给他们一个所谓的称号、职位之类，关键是要在读图时代依旧关注诗歌、散文之类的纯文学。新型的人文精神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引导，离不开两种人文传统，离不开公众的参与，它是一种非权力化、非功利化的人文精神，回归人性最初的真善美，关注人的终极价值的实现，以理节欲，将人性的善发挥到极致，消解人性的恶。
改革开放和商业浪潮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拜金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人与人之间的人情人性被冷漠和算计代替，现代人不敢以真面目示人。90年代诗人群体以其决绝的弃世方式，让人们意识到自身信仰缺失、精神早衰的危机，迫使我们反观生命本身。在当今我们必须再建一种超越权利金钱之外的人文精神，倡导人与人之间多关怀，珍爱生命，适当放慢脚步暂时抛开权钱的诱惑，倾听心灵最深处的声音，关注人生存之外的精神世界的丰富，在尘世之外构筑一个精神家园，以一种健康的心态融入日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如果真能这样，诗人之死也算有价值了，想必自戕的他们也能含笑九泉了！参考文献：
【1】海子.海子的诗【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版
【2】戈麦.彗星——戈麦诗全编【M】.上海三联书店，1999版
【3】刘小枫.拯救与逍遥【M】.上海三联书店，2001版
【4】（丹）索伦·克尔凯郭尔著.张祥龙、王建军译.致死的疾病【M】.工人出版社，1997版
【5】栋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版 【5】（P19）。再次可以值得一提的还有梁实秋先生的“新人文主义”，他认为人性是二元的，善恶并存，要理性节制，并指出节制欲念将会将人导入善，放纵欲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