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对企业文化的塑造利弊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就其内容来说，包括儒家的仁政王道，道家的清静无为，以退为进，法家的循名就实，信赏必罚，这三者是构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三味一体的基本要素，渗透与民族的性格和心理中。但是在中国封建时代的统治者在推行文化政策的时候，一般都是打着儒家的旗号，而实际上确实以儒为主，兼取道法，或儒道“互补”，或外儒内法，或儒道法兼收并蓄，然而以官学的形态，授受于痒序，流布于民间的，却基本是儒家的思想文化。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线贯穿的精神主宰。因此要考察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不特别注意儒家的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礼”，“中庸”。“仁”主要是社会政治伦理学说。即谓仁爱，仁义，仁政等；“礼”即礼仪，礼节，礼教，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社会秩序的伦理规范，也不乏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信条，这些规范一方面可以成为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积极力量，另一方面则发展成为形式主义的繁文缛节和极端苛刻的纲常名教；“中庸”是一种思想方法，讲究“不偏不倚”，“执两用中”，“适量用度”，其基本精神是通过折中调节手段，达到消融矛盾，避免冲突，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惯性极强，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方方面面，无论是言行举止还是道德心理，无论是为人处世还是审美观念都深深的烙上了痕迹，在不同的时期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在以市场经济为主的今天，对于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一份宝贵的资源，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并不能原封不动地搬进现代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而要经过辨证综合，实现创造性转换，因为就象任何事物一样，有利就有弊，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文化的塑造也同样是如此。所以我们要本着扬弃精神，分清其利弊，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古为今用。
-一，对企业文化的塑造有利影响方面
1、重“义”轻“利”的企业价值观。
儒家文化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文化思想，其实质是伦理文化，道义文化，只要以“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念来调节人们的行为和利害冲突。因此，在企业文化的价值取向方面，占统治地位的必然也是重“义”轻“利”的企业价值观。孔子说“君子明得大义，小人只懂财利”（《论语·礼仁》）。汉代大儒董仲舒也说“要重视道谊，不谋利益，不计功利”（《汉书·董仲舒传》）。把“德本才末”的基本价值取向进一步落实到行动上，儒家反复告诫人们“摆正”义和利的关系，要使个人的行为与仁义、道德、道义相符。而不计较功利或物质利益。这种重“义”轻“利”的企业价值观对我们企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2、“诚信为本”、“薄利多销”的企业理念。
贱买贵卖，获取利润是商人的基本目标或经营手法。中国古代商人不乏有唯利是图的奸商，但是廉贾也不少。“诚”是儒家伦理中具有积极意义的德目，也是中国交换伦理德重要典范。宋儒周敦颐在《通书》中写道：“诚者，圣人之本”；“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诚”可以赢来商业信誉，引来更多的顾客。司马迁说“贪贾三之，廉贾五之”。他们的经营方针是“诚信为本”、“薄利多销”即通过树立“诚信无欺”的经营信誉赢得顾客。以“薄利多销”来增加利润。“诚信为本”的企业理念也可以被视为中国传统企业道德的核心。
2、价实、货真、量足、守义的企业伦理道德。
传统的企业理念体现在企业道德行为上就是“价实”、“货真”、“量足”、“守义”，这既是企业的伦理道德观念，也是企业的行为准则；价实，是说的商品价格，历代把“口不二价”作为经营者的美德；货真这是说商品质量。《礼记·王制》云：“布帛精细，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就是说经营者必须对消费者负责，保证商品质量；量足，是说商品计量，这里不仅是说商品绝对数量的足量，还指计量单位的统一；守义，是谈经商作风，也是
一种企业风尚。中国传统道德观是“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信义不欺，一诺千金”。企业文化浸润了传统文化思想。
3、富好行德，周济贫民，捐赠国家的企业传统行为。
商业社会中的商品交换行为不应当是无序的，必须有一整套商业伦理原则和规范进行制约。我国商业伦理产生最早，其中最重要的规范就是“勤”、“俭”、“察”。《尚书·大鬲漠》曰：“克勤于邦，克俭于家”。顾炎武在《肇城志》曾经说道：“新都勤俭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察”即精明，也是商人、商业企业必须具备的企业文化素质，故有“贾以察尽财”之说，商人必须以聪明智慧而赢得财富。中国古代商人经商致富后，大都能周济贫困农民，处理好自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史记·货殖列传》曾经记载，西汉商人卜式曾捐款二十万，赈济徙民。明代倭寇入侵，在抗倭斗争中，商人颇多尽力。《倭寇考略》记载：“商人文士有资者，捐金助饷以备倭，如陆镌，上海人，捐金十万助倭饷”。我国古代商业企业优良传统正是通过商人的行为而表现出来。乐施于民成为商人的美德。正确处理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利益关系是商人的道德行为准则。正是这种传统美德为我国后来的企业树立了榜样，也使我们看到传统企业文化的价值。
4、体现着强烈的民族爱国意识，观念文化起主要作用。
这一点在中国近现代体现尤为强烈。近代中国的经济及历史现状，决定着强烈的民族爱国意识是中国近代和现代企业文化的主导意识。爱国民族意识主要表现在“实业救国论”、“主人翁精神”，近代民族资本家荣氏兄弟、新中国成立后鞍钢的孟泰、大庆油田的王进喜等就是典型代表。在中国传统企业文化中，不是制度文化起主导作用，而是观念文化即意识形态起主导作用。民族资本家兴办企业其经营往往不单纯为了经济目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如荣氏兄弟、张元济等把“实业救国”作为其兴办企业的最高目标。二，对企业文化的塑造影响不利方面
1．“义”“利”分离的企业价值观
在义利关系上，儒家文化片面肯定重义轻利的思想。孔子是“罕言利”的，孟子则公开宣布“何必言利”，至于秦汉以后的新儒学所倡导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记其功”，“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更是这一思想的典型口号。既然功利和人欲被看作是恶的，应该抛弃的东西。那么力量的培养，知识的追求也就必然被忽视。从企业文化建设来看，这种文化效果流行的结果，造成企业员工空谈心性，轻视实践的性格，偏重向内心寻觅“天理”，“良知”，而鄙视向外界探索客观世界，以至阻塞了探索知识，进行企业扩张的雄心和锐气，所以导致企业容易小富即安，没有长远目标，难以做大做强。
2．在致思趋向上，重视“形而上”的研究，而忽视“形而下”的探求，造成“重道轻艺”的不良倾向。
在儒家主导的文化氛围中，形成了一个极其有害的观念：崇尚“义理”，鄙薄“技艺”，即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人们历来重视“学道”。“谋道”，认为道的研究可以著之竹帛，传诸天下，而“形名度数之学”则不可登大雅之堂。这种观念又进一步助长了国人偏狭的价值观念，即“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观念。这种观念用于企业文化建设中，容易导致企业只是空谈道德，没有实质的技术追求，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现代社会，忽视技术创新是致命的，必须避免这种狭隘的传统文化。
3．在思维方式上，强调“尊经”，“征圣”，“法古”，而忽视个性的培植，创造性的发挥和多样性的追求，造成死板僵化的文化格局。
人们信奉的格言是“述而不作，言而好古”，“祖宗之法不可嬗变”。书以经典为尊，言论以圣人为贵，经验以古人为信，这种情形表现在科学著作上形成了人们总是热衷于推出各种注本，而不是致力于总结经验，撰写新编。虽然这样也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补缀若干新的知识，但总的来看绝对不能超越前人规定的范围，很难使学术得到突破性进展。。这种陈陈
相因的思维定势，必然妨碍自由争鸣风尚的普及，也必然会泯灭人们的个性和创造精神，到头来成为阻滞学术文化进步的羁绊。对于企业文化建设来说，如果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必然会导致企业员工创新不足，因循守旧，没有个性，最终导致企业没有活力，没有开拓精神，企业的发展就显得委靡了。
总体来说，作为绵亘于亚洲大陆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两面体。从积极方面讲，它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对于企业文化的塑造能够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是企业文化不断创新，继续前进的基础；从消极方面讲，它也会对企业文化的塑造形成阻碍，是一种沉重的历史负担。我们既要看到其积极方面，也要看到其消极方面，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达到古为今用，为现代企业文化塑造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