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你将被垃圾掩埋
曾在中国国情杂志刊登的一片文章《母亲，我为你哭泣》，引起了国人乃至全球环保人士的关注，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口急剧增长以及城镇化速度的加快，长江流域污水排放量呈逐年增加的趋势，“白色污染”有增无减、“转嫁污染”层出不穷，致使长江水质进一步恶化，已影响到沿江城市饮水安全。
在土地资源紧缺的今天，除了有“住房难”等，如今还有“倒垃圾难”。一方面，城市垃圾以年均百分之八的速度递增，比当地人均收入的增长水平还高，另一方面，政府刚说要焚烧垃圾，市民便群起而攻，几乎势同水火。面对左右为难的情势，当地官员们慨叹：“垃圾焚烧，已经被妖魔化了！”
北京有户籍人口一千二百多万，但加上外来常住人口，总人口甚至超过两千万。尤其北京进入后工业经济时代，第三产业与旅游业成为北京的主导经济产业，城市规模迅速扩大，但市政配套服务设施的规划和投资，基本都根据一千二百多万户籍人口来制定，一旦遭遇几占总量四成的庞大而又流动的外来人口，便捉襟见肘。况且，百姓“粗放型”生活惯了，对于政府早已倡导的日常生活垃圾分类，大多左耳进、右耳出，总难以形成习惯。
下面是一组令人吃惊的数字：2009年，北京生活垃圾产生量为669万吨，日产生量1.83万吨，如果用装载量2.5吨的车辆来运输，首尾相连，汽车可排成全长47.8公里的一字长蛇阵，可绕三环路一圈。填埋量相当于每年占掉500亩土地。生活垃圾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己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大公害。目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年产量达到1亿吨以上，生活垃圾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但是由于我国生活垃圾处理起步晚，水平低，处理方式单一，约90%的生活垃圾最终以填埋方式处理，其中约有一半的垃圾未经处理裸露填埋，对垃圾的处理只是简单地把垃圾搬出城露天堆放，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北京基本上被垃圾包围。从而污染水体、土壤、大气，不同程度地产生了二次污染，处理好生活垃圾时不我待。
农村垃圾随处堆放的现象十分普遍，对环境和农民健康安全危害很大。据今年年初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我国农村地区饮用水源近50%达不到基本卫生安全标准。“农村地区大多使用地下水，水质不达标与农村垃圾乱堆乱放有直接关系。全国农村一年的生活垃圾量接近3亿吨，其中约1亿吨属于随意堆放，养殖业垃圾和秸杆杂草在一些地区污染严重。”
即使在首都北京，农村垃圾的处理问题也一直是北京垃圾处理的薄弱环节。北京城乡接合部以及农村地区的垃圾每年约产生150万吨。按照行政管理级别计算，全市490处垃圾场中，村级垃圾场就有399处，占垃圾场总数的81%；乡镇级垃圾场55处，占垃圾场总数的11%。这些垃圾场多为利用自然形成或人工挖掘的砖石坑、砂石坑以及河道、洼地等场地，将垃圾集中填埋处理。一般自然暴露，未采取有效的工程防护措施，垃圾渗沥液未收集处理，表层仅作简单覆盖，对环境影响较大。
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负责人日前向媒体诉苦：目前，北京百分之九十的垃圾为填埋处理，每年约占用五百亩土地。“处理方式过于单一，加之目前实现垃圾分类处理有难度，如果新的设施不能及时建设，四年后，北京将面临垃圾无法处理的严峻局面，十年后我们的生活将会被垃圾掩埋。对于北京这样土地资源紧张的城市，采用焚烧处理，尤为重要”。
然而，不仅仅北京，大陆几乎每个城市，虽然都面临垃圾的痛苦，可一提到焚烧垃圾发电，公众都强烈反对，几乎到了“逢„烧‟必反”的程度——不仅质疑项目安全、环保等方面的可靠性，甚至怀疑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背后，是否隐藏了什么人肮脏的商业利益。
其实，最令百姓坐卧不安的，还是焚烧垃圾后产生的有害气体二恶英。广州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王筱虹说，控制二恶英污染，如今已不是技术难题。近年来，国内外专家对该项技术的研究已取得很大成果，只要在设备、操作上努力，完全可以控制二恶英的产生。关键是国内的垃圾焚烧厂在运营和管理上，尚存在缺陷。这是民众不支持的主要原因。
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王维平也承认，包括焚烧在内的垃圾处理造成超标污染这个事实，病根在监管上。住建部至今没有颁布垃圾焚烧操作运行规范和监督管理制度。企业为追求经济利益，该安装的设备不安装，该更新的技术不及时更新。烟气净化的耗材、活性炭等，为了省钱不用、少用或者以次充好……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必然造成污染。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北京每年产生生活垃圾只有200多万吨，至1997年，北京市每天产生的垃圾已上升到1.5万吨，而今日产1.84万吨垃圾的数字还可能再攀升。“垃圾量的增加是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经济发展，北京早已迈入国际特大城市的行列，人口多，经济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直接带来的就是垃圾量的激增。
此外，不可持续的处理方式也带来了北京垃圾总量激增的后果。原来对垃圾的处理只是简单地把垃圾搬出城露天堆放，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北京基本上被垃圾包围。虽然在90年代开始有了垃圾处理的概念，但是简单填埋的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垃圾减量的问题，而且由于垃圾管理缺乏前端观念，量的增加是必然结果。垃圾中包装物的增量客观地反映了目前垃圾管理前端的缺失，虽然多年呼吁，但我国目前尚没有限制包装等有关法律。
今天的产品就是未来的垃圾，从目前来看，我们还处在粗放型的经济发展阶段，产品的生命周期短，我们又是一个制造大国，垃圾量的增加也就不足为怪了。
按照有关专家的说法，根据目前北京的垃圾填埋量计算，相当于每年占掉500亩土地，对于北京这样一个土地资源非常缺乏的城市来说，危害显而易见。然而垃圾对城市的影响远远不仅于此。挤占百姓的生活空间，影响生存质量，进而影响经济发展，这样的结论早已耳熟能详。垃圾的具体危害更是与每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释放的甲烷可产生温室气体；硫化物等臭气直接影响空气质量……
“垃圾的成分与数量反映经济发展情况，反过来说垃圾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经济社会造成影响。”王维平告诉记者，在欧洲中世纪，由于不能妥善解决垃圾问题，欧洲各地瘟疫流行，造成了百万人口的死亡。在许多世界名著比如《悲惨世界》、《双城记》中，都对当时的情形有所描述。垃圾带来的危机如果解决不当，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直接投资百亿，垃圾处理的硬件与体系建设同步进行
进入2009年，北京有关垃圾的政策措施出台得特别多。3月初，有关部门首先修改了北京市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理管理办法；4月中旬，关于农村垃圾的两个指导意见相继出台；4月28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对垃圾处理工作的指导细致入微，一场针对垃圾危机的战役悄悄打响。
北京市政府提出了“增能力、调结构、促减量”的目标。目标中的几个数字颇引人注目：2012年日处理生活垃圾达到1.7万吨，基本实现餐厨垃圾分类收集和资源化处理；2015年形成日处理近3万吨的能力、实现全市原生垃圾零填埋、力争实现生活垃圾产生量零增长。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当然不易，为此，北京市政府首先开出了100亿的投资大单，用于5年内新建改建垃圾处理设施40余座。
与此同时，体系的建设正在加快，折子工程要求，2009年北京市城八区将新建再生资源回收站点300个，完成13个再生资源专业分拣中心的建设，同时积极推进网上预约收购，提高再生资源回收和利用水平。
居民意识很重要，相关的配套设施急需跟上
在年增8%的垃圾面前，减量化已经成为最紧要的工作，而这个工作似乎并不是一帆风顺。
审视了一下自己手里的垃圾袋，北京市西城区居民胡彤琨说得很实在：“以前也分类，但是亲眼看见垃圾清运工把自己分好的垃圾重新混装，我就不再分了。”在北京，与胡先生同样经历的市民恐怕不在少数。10多年前，从环保民间组织倡导垃圾分类减量开始，北京社区垃圾分类的工作都在持续开展，然而，由于后端的清运、转运、处置的人员设施难以到位，大多数的垃圾分类还只停留在很低的层面，没有在根本上达到减量化的效果。也正因此，垃圾分类甚至被指责在作秀。
“从北京目前的情况看，垃圾处理总体还停留在物流的水平，也就是垃圾搬家，资源化空间还很大。”北京环卫集团一清分公司副经理董黎说，目前的垃圾处理大多经历这样的程序，从垃圾箱到垃圾楼，小载重运输车再将垃圾运往指定地点换成大载重车，然后运到垃圾填埋场。所以严格地讲，北京市很多垃圾处理设施还谈不上分选资源化等系统处理，而是简单的物流。北京市目前的900多个密闭式垃圾清洁站仍处于混合收集中转的功能，难以适应分类运输的需求。
在一清分公司大型固废分选转运站，满载生活垃圾的垃圾车将垃圾倾倒在专用的板式输送机和皮带机旁，经过手选、滚筒筛选、磁选、风选等多项工艺，铁、塑料、大件料、焚烧料、有机料、填埋料六种“产品”被一一分开，这些“产品”的用途和结局也各不相同——废铁可回收再利用，废塑料经过深加工处理成塑料制品重新投放市场，有机料被送往堆肥厂堆肥。目前每天送往北神树垃圾填埋场的垃圾总量还不到100吨。先进技术引领的分类成果固然令人欣喜，然而粗选每天处理1300吨，精选每天处理200吨的量能还是让人感到有点遗憾。而更让人遗憾的是，目前在北京城区，这样具有分选功能的处理站仅有两家。
从传统到现代的处理方式，需要一定的时间。目前后端处理的不配套确实让居民的分类工作效果大打折扣，但是从国外的经验看，还不能等所有的设施配套齐全，再来提倡垃圾分类，因为居民意识和习惯的培养绝不是朝夕可以解决的。北京计划用3年时间，安排专项资金，按照分类、压缩、密闭、环保的基本要求，改造现有的垃圾密闭清洁站，使其具备一定的分类处理能力，以适应前端居民分类的要求。
95%的资金还用于末端治理，垃圾管理应覆盖全过程
从垃圾处理到垃圾管理，一字之差，反映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所有产品和包装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企业还停留在生产不考虑废弃的阶段。垃圾管理实际上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结合，是从源头到末端的全过程。目前的垃圾管理还仅仅停留在末端治理，前端的工作远远没有到位。
据专家介绍，在国外，垃圾管理涉及法律、产业政策、生产与消费者责任，远远高于垃圾处理本身，而且国外的政策法规一般都写得很细，各种政策的可操作性都很强。而我们有利于垃圾减量和资源化处理可操作性强的产业政策亟待出台。
目前的垃圾成分造成处理企业“产品”附加值很低，而且虽然企业竭尽全力，每天分拣出来的塑料废弃物也只有总量的10%，绝大部分塑料都去了焚烧厂。要提高分选率，必须有政府政策、资金上的支持，而这样的支持力度仍然有待加大。政府对垃圾事业的投入一般分为三部分，垃圾减量化占1/3，管理占1/3，末端处理占1/3，而垃圾管理对减量化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2/3的钱花在了减量上。
而从目前政府对垃圾的投资看，95%的资金还用于末端治理。“北京市把垃圾处理定位于公益事业，政府的作用不能缺位。这个不缺位不仅是投入增加，不能只想建设，更要考虑运营支持，还要带动全社会承担相应的责任，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治理。”邓俊表示，垃圾事业关系民生，要加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调动全社会的参与，从全过程管好垃圾是解决垃圾问题的必由之路。
随着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后，“绿色奥运”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也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成为北京的一笔宝贵财富。然而这并非是人们可以坐享其成的时候，而应该成为持续创新的起点。 北京市近几年来，在大力推进生活垃圾密闭化管理的同时，加快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工艺完善步伐，成功提高了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控制并减少了垃圾的二次污染。(翟羽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