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党权与党争》读后感
在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毛主席有一句经典的话始终萦绕在我耳边：“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也许就是我现在对这本书的最大印象吧。——写在前面的话
一开始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只是抱着单纯的了解历史的态度去看。而且，我也知道自己作为一个“历史的先知”读这段历史，搞不好就会很无趣，但是，因为书中所讲的很多东西都是我之前完全不知道的、关于国民党——这个在我（或者大多数中国人）眼中一个（当年）十分强大的、与中共一争天下的对手的许多事迹，并从以前一个我不曾有过的角度：从描写国民党自身的原因（而不是一直以来大部分电视剧中所讲的中共有多么无敌的情形）来向我们进一步的阐明国民党为什么会走向灭亡。书的副标题也如是说：从组织角度考察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
作者首先是从1924年国民党改组作为切入点开始向我们讲述的：在这次改组上，国民党下定决心向苏共学习，并请“苏共”派专家鲍罗延并让他作为政治建设的顾问。在苏共的协助下，国民党分别进行了对于党章、组织形式的改组。但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一开始之所以会看中苏共的组织形式，其最主要的原因，不是苏共良好的党政制度，而是苏共的“赤军”制度。在经历了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的悲剧之后，国民党人早已深切明白到掌握军队力量的重要性。所以可以这么说，国民党在师俄的时候，其主要重心仍然放在军队的建设上。故虽对党章以及组织形式上进行了不同的改进，但可以说真正改革的实质并没有落到关于党的全面建设。而过分的注重军事力量的培养，也为日后蒋介石自恃握有军权而成为继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的第二任党魁而埋下了伏笔；亦可作为阐明日后国民党无法在组织形式上赢过中共的原因。
接下来就是讲国民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以及其党员组成问题。众所周知，国民党一直以来都是以孙中山的遗教——三民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高标准。但可惜的是：事实上在国民党人实践的过程中，往往会因为这一遗教而不得不落入尴尬的境地：作为一个“代表全部人民利益”的政党，他只有把方方面面都调节得十分满意才算是履行了自己的承诺。然而一个很明显的道理摆在他们面前：众口难调。这样祈求“脚踏多只船”、“面面都讨好”的结局往往是骑虎难下，国民党也因此常常陷入“两头不讨好”“左右不是人”的境地。同样，在国民党内部党员的组成方面，较之于中共同样差的相当远：在改组初期，国民党尚可保证能与中共在进步青年当中进行一番争夺，但可惜的是，自从他发现自己在组织、宣传、纪律、教育等“文斗”方面不如中共，他立刻就放弃了对于先进青年的吸收与培养，这在北伐时期和抗战前夕国民党党员构成的变化中可见一斑：相比于北伐时期，国民党党员中，教师与政界党员比例大大增加，而青年学生和工农党员的比例却大大下降，当然，比例最高的，自然是军队党员。由此可以得出如是结论，即国民党的蜕变正是随着其领导者的主观改变而不断改变。
因此我们这里就要提到蒋介石，这个在第一任党魁孙中山光环笼罩下长大的、通过激烈的斗争最终登上国民党党权制高点的第二任党魁，并简单的分析一下他是如何让国民党原有的思想、政治目标、统治纲领在自己的领导之下改变了航向的，即为蒋介石是如何走上党魁宝座的历程：众所周知，孙中山死后，党内最有继任党魁资历、呼声最高的分别是：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三人，而蒋介石在那时连边儿都沾不上，那么他是如何一步一步的从一个无名小卒不断的发展壮大最终成为党内一把手的呢？
首先就是他手上握有的权利：军权。蒋介石为了实现自己类法西斯式的“社会军事化”的理念，开始大量训练军队，并让军人批量入党，表面上是既扩充了党员的队伍有进一步的加强了党与军队的联系，但实际上没有哪个军人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党组织实实在在的凝聚力和身为一名党员所担当的责任与使命；相反的，这样做的最终目的，也确实为蒋介石之后
抢班夺权做了极其丰厚的铺垫，进一步使党权屈服在军权之下。一改孙中山先前：“党→政→军”的宏伟设想，转而形成了：“军→政→党”的畸形模式。而党的战斗力也因此不断弱化。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在进入一个地区的时候，相对于中共的党组织先行进入并开展斗争的模式，国民党则是先由军队强势进入，之后是政府，最后是党组织；而当退出一个革命领地时，中共采取的措施往往是军队先撤出，其次是政府，最后是党，甚至党组织不会离开而是留下来继续战斗，为国民党却恰恰相反，党组织作为最弱小的力量，往往是最早撤出战斗的，随后是政府，最后是军队。国民政府中权力的分配可见一斑。而蒋实力大长之时正是他在北伐胜利之后，依凭着黄埔军校校长这一要职，成功跻身热门候选人的行列中。
之后就是在讲党的腐化。国民党本身在前期吸纳人才的时候，并没有对新党员进行各种像中共那样严格的审查，在党员入党后亦没有像中共那样对党员进行不断的教育。而后期即使颁布了所谓的“预备党员”制度并下达了每周举办一次党务会议的要求，各个地方的落实情况也确实让人不敢恭维。而由于国民党本身“右”的倾向比较严重，所以在纳入新党员的同时，往往就倾向于吸纳北洋军阀时代残存的富有经验的“老家伙”，而这些人所带有的官僚色彩本身就开始在党内蔓延，并逐步腐蚀着党的纯洁性。于是就有了人们常说的“四化”，即：大多数腐化，次多数恶化，再次多数是软化，余则不问党事的消极化。但是，国民政府非但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继续不断地压制地方的党权，并且继续不加斟酌的大量吸纳新党员，导致党内投机、腐败、混饭吃的人越来越多，当时甚至还有“党棍”“党混混”等名词来讽刺国民党员，而当时国民党员竟然都不敢承认自己是党员。天啊，我觉得这个现象真的很搞笑，如果一个人成为了正式的共产党员，那他至少会高兴很久，也会觉得党员的身份让他觉得很光荣。而很明显，国民党并没有很好地塑造自己在群众中的形象，因此导致了自身威信的降低，最后不得民心而落败。为基层党支部建设的“空”“穷”“弱”“散”等现象更是不胜枚举，而“挂名党员”这一名词也生动形象的说明了国民党党员中的乱纪现象。这样一个连“党员数目仍是一笔糊涂账”的政党，其腐败程度也就不言而喻了。而蒋介石正是在看到了国民党如此腐败的事实之后，才痛下决心决定放弃以党统政的理念的，转而投身军队建设。而当时广为流传的“学而优则仕，学而不优则党”的说法也体现出国民党党权的弱小。党部自身的素养不高也自然成为党权无法与政权匹敌的原因之一了。而又因为实际上的党员身份并不能给党员本人带来多少政治方面的利益，党票逐渐变得廉价不堪，而党内对于党员的管教也就显得无足轻重了，更何况本身管理机制就十分的松散与随意，基层党员的建设力度就更显弱小。而在战前的批量入党时，每个新进的党员基本上是只有入党填写入党志愿书时才有仅有的、与党发生关系的二十分钟。而更有人都还不知道自己是国民党。不仅如此，党员本身对于被开除党籍这种事也似乎是求之不得，因为党员的表现丝毫不会影响到自己的政途，而保留党籍反而有可能使自己更加不受人尊敬。（这样随意的拉人入党以此来保证完成上面分配下来任务的行为，也要为之后许多不明就里的人在“*”中含冤被批斗而负有主要责任）而更为可怜的是，党员的工资竟是同级别政府工作人员的三到四分之一左右，有个常识大家应该都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连温饱都不能保证的人，怎样能保证他会死心塌地的跟着你闹革命呢？这也就难怪国民党党权的不断衰落与腐败的原因了。因此，党部机关的衙门化，党部委员的官僚化，普通党员的特殊化都不断地为人们所诟病。党权不断的弱化也由此可得了。
之后便是我自认为最为精彩的党内权力争夺的部分了。众所周知，蒋介石自恃军权在手而放心大胆的与“粤派”三大党魁热门继承人选——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展开激烈的争夺，这一过程是值得我们好好品味的一段历史。身为自古以来的、党的血统最纯正的粤派人物，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自然是对“党权至上”这一条例无比崇尚，自始至终的都想完成自己夺得大权的理想。但是他们一再忽视的是党权已日渐衰落的事实：相比于中共一直以来的党为先，即以党统政，以党治军的例行准则，国民党起初也是有这个打算的，但实际上，
在蒋介石统领政权之前，国民党内党的权力早已不如政府的权力。这也是有原因的：首先，国民党自身就没有把加强党权当作自己的最高宗旨，而是自上而下的、从骨子里透出一股对党的鄙视之情。这种事自然在共产党中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由此亦可看出中共在学习力度和制度的执行力上是多么的强大，这也很有可能为国民党最终失败的责任有所承担。同时，由于国民党在建立初期并没有什么太强大的力量，所以在任用政府职位方面十分谨慎，只是单纯的任用“有经验”的北洋政府的残存势力，而这样一来，那些老资格自然不会让新势力来撼动自己原有的地位，便拼了命的抢夺权力，丝毫不相让。在国民党控制力较弱的地方，当地政府在于党支部争权夺利的时候往往会不择手段，甚至会迫害党员，自然导致了党权的弱化。而国民政府亦是无可奈何。尽管三人有过“改组运动”等打着“回复三民主义”“保障民权与民主”的旗号而进行大型反蒋活动，而确实在起初他们的作为仍然可以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但是，随着次数越来越多，老百姓在“审美疲劳”的同时，也是慢慢的失去了对他们的信任。尤其是当他们暴露了自己想要夺取政权而非帮助百姓过上好日子的真实目的时，他们仅存的一点舆论支持也不攻自破了，这儿也势必导致他们最终的失败。而蒋介石自己在斗争中所显示出来的心机也是十分让我敬佩的，那就是“拉一个，打一个”。廖仲恺被谋杀后，蒋介石巧妙地往返于胡、汪之间，不给他们直接合作的机会，而是合纵两横，巧妙地不断削弱两人的实力，最后再将其架空，最后完成了自己完全夺权的目的。很可惜的是，蒋在“党内内斗”时期的精彩表现本该让人们更加期待他在与中共争夺政权时的表现，但似乎他在与中共一争天下时并没有表现的多么的突出，其实这并不能怪蒋介石自身的领导能力太糟糕，而应是国民党自身积攒下来的历史遗留问题。而当我在看到汪、胡两人如同两个“妃子”一般轮换着在蒋身边当陪衬，或者跳出来闹两下，我都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无奈感与一丝苦笑，纵使我依凭着作为历史“先知”的后人在看待这个早有定局的事件，但他们还是感觉那么的可怜、可笑，而当我看到汪精卫之后竟然甘愿做日本人的傀儡，我立刻就觉得他很可恨。“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也许就能这么解释吧。但毕竟我还是觉得，这也许就是政治，没有斗争，何来的高低贵贱之分？何来的称心如意之享？
同样让人感兴趣的还有国民党自身的弱势独裁问题。蒋介石在掌权之后，总是会搞出各种组织团体，先后有改组派、CC系、青白团、力行社、三青团、军统等小组织/派系一个个的在国民党的发展历史上先后粉墨登场，他们或是反蒋集团，或是同为拥蒋集团的不同派系，再或为蒋介石一手栽培起来具有不同目的的、或进行谍报工作、或开展进步运动的组织，总之就是缤纷繁多的组织，但实际上，这些组织的出现，也许仅有在一开始才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到了后期，基本上就成为了党内的自耗机器，不断地与国民党本身不断的争夺本就不多党政资源，派系之间不断的倾轧和竞争也导致了党内部的自毁，从而不断的削弱了党本身的力量，尤其是其清党活动实际上引发了国民党内部的逆淘汰过程。而谍报工作的进行，更是把党内搅得人心惶惶，其实这也难怪，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中共也曾在国民党内部发展自己的力量，而却严禁自己的新生党员加入国民党，这就使得国民党无法了解党内到底谁是“自己人”，谁不是“自己人”的问题；而中共在基层力量上的建设完全将国民党甩到了好几个数量级之后，曾有过这样的说法：国民党在上层，共产党在下层，而底层民众却被中共隔开，致使国民党无法正常的建立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联系，从而逐渐丧失了建立良好的民众基础的机会。从而一度有过“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农村无党”，“沿海有党，内地无党”的尴尬局面。而中共的快速发展与良好声誉一度曾让“容共”的口号变为“容国”，由此可见中共的发展之快。而当中共分离出去的时候，国民党依旧是草木皆兵，还在不断的进行着党内的谍报工作。但可惜的是，蒋介石虽然天天骂着“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现在一班人士看我们党部所在的地方，若同从前看见旗下满人一样”，“一般民众不仅对党无信仰，而且表示蔑视”„„很明确地表示出了自己对国民党的不屑与鄙夷，但其实他自己又能奈国民党何？！只是一个只会批判，不会解决的行动障碍者罢了。倒是后期有一个革新与自省运
动似乎还是有一定的进步性的，他们主动要求国民党来一次“轰轰烈烈”的大改革。而实际上其发起人还是抱着争夺中央党委的目的而发起的。在这里也可以说一说全代会和中政会的权力不断下降的问题：由于国民党内部具有十分复杂的派系争斗，而蒋介石为了平均各个派系的实力而实施了派系之间的相互制衡制度，故在每次国民党大会选举的时候都会对各个派系进行一定的妥协，于是中央委员越来越多，其本身的运作效率却大打折扣，而实际权力却正在慢慢向蒋介石靠拢，而越是这样异议就越多，故只好继续增加委员人数，最后就变成了恶性循环。而至于弱势独裁的又一个表现，即表现为蒋在领导政党的途中，始终是矛盾的：他既有自信可以再造一个新的小团体并让他听命于自己，却又因为不够自信而又再多造一个小团体并让其互相制衡。其矛盾的弱势独裁由此得以观之。而书中所记录的还有一件“三友实业社”的劳资纠纷案，其中所记载的政府的强制措施亦无法使资方屈服让步的事实，也是国民党独裁统治中弱势的体现。
就让书中的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来作为这篇读后感的结尾吧，名字叫做“二十年之预言”：
1927年2月6日晚8时，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在上海环龙路26号与中共书记陈独秀闲谈。在座的还有钮永建、杨铨、罗亦农等人。
吴问陈：“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需要若干年？”
“20年！”陈毫不迟疑地回答。
吴作骇极之状。罗在一旁似怪陈过于直率。
合座默然。
吴即乱以闲语曰：“由此，国民党生命只剩19年了。前时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代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盘商量才好！”
这一场景对话，出自吴稚晖于“四一二”政变前夕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交的弹劾共产党文。当年陈独秀“二十年”之说，也许只是国共朋友之间私下闲聊之语，吴稚晖却以之为清党反共的借口，显然有借题发挥之嫌。而陈之闲语在22年之后竟成现实，恐是当年吴稚晖和陈独秀均未曾预料到的。
但仅由上述一些不算成熟的观点与一些事实来说，我们也不难得出这样一条结论：国民党早在大军溃败之前，就已是“先天下之亡而亡”了。
后记
这本书实在是的讲得太详实了，而国民党灭亡的因素本身就是复杂而又多元的矛盾集合体。所以我在记叙的时候始终都感觉自己的思路并不是太清楚。而且我还是第一次写这种比较生疏的关于历史的论文，总有一些当时觉得“这个地方讲得很好，最后要写下来”的好段落，结果到现在却记不得了（我确实有在做读书笔记，但是实在是不愿意再往回翻了，因为那样一写出来，感觉就像是在抄书了）。而我在写的时候，还总是不断地边写边想出来书中一些原来比较值得一写的思想或者是很有内涵、引人深思的一些话，导致我最后越写越收不住手了。但是，这作为我第一本读的课外历史书，其严谨的解说与严密的逻辑分析与思考，确实是值得我去学习的。我也逐渐对当年发生在国共两党之间的历史事实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我本人也产生了很多不一样的感受，将原来一些过于幼稚、片面、浅薄的思想逐渐改正，形成着自己独有的想法。总的来说，读一本历史书，真的会让我大有收获，并且变得成熟。感谢老师给我推荐的书目，让我大有收获^o^.本文资料来源自《党员、党权与党争》王奇生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