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改革的教训
荣敬本
2013-1-24 10:46:27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2期
[内容提要] 20世纪俄罗斯经历了两种不同的过渡，其间有一脉相承的教训：过渡时期将是长期复杂又曲折的；市场是向发达的市场体制过渡的途径；俄罗斯根深蒂固的行政命令作风来源于它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危险是“制度真空”。对此我们应该加以借鉴。
[关键词] 俄罗斯 改革 教训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1)03-0011-1
一、俄国改革的历史前提
俄国的计划体制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体制的理论来源于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个等级制的大工厂，这种大工厂能像钟表一样准确地运行，每个单位和个人要像齿轮和螺丝钉一样服从等 级制的中心指挥。
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对俄国经济学的研究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俄国的经济学界也要服从中央的权威。
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经济学界可以讨论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和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在这种讨论中，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价值规律是否提供确定价格的基础，价格是按照《资本论》第一卷劳动成本确定，还是按照《资本论》第三卷生产成本(包括资本成本)确定。
2.价值规律应该被理解为马克思所说节约时间的规律，价格应该被理解为由最优计划确定的。
3.把价值规律和商品货币关系同市场联系在一起，市场往往同自由联系在一起，同中央的权威会产生抵触。
第一种讨论可能带有学究气，第三种讨论在政治上太敏感。实际上，第二种讨论更能得到中央权威机关的支持。
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俄国的数理学派兴起了，其代表为康托洛维奇、诺沃希罗夫和涅姆钦诺夫等，他们形成了最优计划学派。他们实际上是用社会工程师的观点来设计经济体制，以克服计划体制所具有的信息和动力结构上的缺陷，但是仍可以保留中央集中的决策结构。他们认为，用数学计划方法可以维持计划体制的制度框架，用投入产出 分析法可以使中央计划保持一致，经济增长模式可以使中央长期计划更有效。经济核算制可以使企业具有激励的刺激，地区发展计划可以使中央和地方发展计划平衡。
在康托洛维奇、诺沃希罗夫和涅姆钦诺夫等看来，用最优计划方法计算出来的影子价格就可以给企业确定最优计划任务。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计划当局必须给企业规定各种各样的指令性计划指标，在最优计划学派看来，可以用经济参数来代替指令性的计划指标，企业通过这些经济参数可以实现中央计划当局希望它们实现的目标。
用社会工程师的观点来看待经济体制，可以避 开许多政治敏感的问题，例如市场问题、企业的产权问题、等级制的政治结构问题以及涉及经济政治制度的改革问题，等等。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年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派是阿甘别吉扬的新西伯利亚工业研究所和莫斯科的数理学派(提出150天改革计划的沙塔林就是来自数理学派)，这两个学派实际上都受到康托洛维奇等数理学派的深刻影响。
戈尔巴乔夫特别把涅姆钦诺夫在60年代发表的关于经济核算的文章作为他改革的理论指导①。
二、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改革
戈尔巴乔夫当上苏共总书记后，批判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停滞，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又提出了加速发展战略，接着“改革”的调子愈唱愈高。1988年1月1日，苏联《国营企业法》开始生效，苏联改革进入了实施阶段。
苏联《国营企业法》的制订显然受到上述莫斯科数理经济学派和阿甘别吉扬新西伯利亚工业研究所的影响。《国营企业法》的中心是实行全面经济核算，并推行统一的经济定额。他们设想，将由国家来确定这种统一的定额，以便把国家的集中管理和商品货币关系的积极作用结合起来②，把指令性计划改为国家定货，并发展批发贸易。
在苏联《国营企业法》公布后，事情并不像苏联体制设计者们所想像得那样顺利。
当时苏联的学者用一句乌兹别克民间的谚语来评价苏联《国营企业法》：“第一个钮扣扣错了，其余的钮扣也都扣错了”。苏联改革扣错的第一个钮扣是“推行完全的经济核算”。因为，在市场不发展和价格不合理的前提下，是不可能做到企业自负盈亏的。因此，就出现了第二个扣错的钮扣，“保留控制数字和现在改名为国家订货的国家任务的指令性质”。因为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名为实行完全的经济核算，实际上企业愿意增加自己利润，而不愿向国家上缴利润，于是绕了一个圈子，又要保留国家上缴利润等控制数字和国家订货的指令性质。于是，第三个钮扣又扣错了，物资分配部门变成了“倒爷”。在保留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同时，又要发展批发贸易，其结果是把物资分配给地区物资部门，然后由地区物资部门倒卖给企业，让这些物资分配部门的倒爷大发横财。看来，顺序应该倒过来，先发展市场，在市场竞争中形成合理的价格，然后才能反映企业的真正盈亏，也就可以取消国家的指令性计划，才会发展企业之间的批发贸易，把物资分配部门改为真正的商业机构。凡事总有一个正确的逻辑顺序，改革也是这样。第一步走错了，只能错上加错，甚至一错到底。
错就错在不是把发展市场放在首位，因而不是把价格看作市场竞争的产物，而是看作价格制定者观念的产物。
苏联存在的种种价格扭曲现象归根到底是由计划体制造成的，合理的价格只能通过培育和发展市场才能解决，所谓价格问题实际上就是市场问题。现在靠体制设计者来建立统一的经济定额，人为地来建立价格、制造市场只能是一种空想。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初期，是存在着发展市场的各种机遇的。在当时苏联的报刊上已可以看到发展市场的各种建议。例如，可以首先在与消费者服务有关的部门放开市场，如农业、轻工业、服务业等部门可以先行一步；或者对其中某些产品可以放开，例如某些农产品或居民迫切需要的建筑装修材料，等等；也可以在某些原来商品生产较发达的地区或加盟共和国作些试验；或者也可以允许国营企业把生产的部分产品投入市场，等等。
但是，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的设计者们并没有抓住机遇。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中，仍然坚持统一的经济定额，力图把中央集中的管理同商品货币关系结合起来。结果是，企业的完全经济核算是一句空话，但企业留利和职工分红的欲望增加了，国家对国营企业的控制能力削弱了，国家的财政金融情况日渐恶化，市场上的消费品和服务未见改善，影子经济和投机倒把日益猖獗，人民没有从发展市场中得到实惠，反而面临着失业的威胁，原来的养老医疗保险得不到保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了，苏联社会处于危机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计划体制已经失去了自动进化的能力，国家陷入了激烈的政治动荡之中。
三、没有疗效的“休克疗法”
激烈政治动荡的结果是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解散，这标志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彻底失败。苏联解体后，在西方人士看来，俄国和东欧国家处于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中。俄国财政经济情况已经严重恶化，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东欧和俄国推行休克疗法，顺序是先在波兰试验，然后在俄国推广。
休克疗法(shock thereapy)又称大爆炸式(bigbang)的改革，又称为外科手术疗法。它代表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其中心是通过迅速的一揽子改革方案破除计划体制，创造一个市场经济。
他们认为，转轨过程是无缝的织物(seamleweb)，必须一下子完成结构改革，不能没有有效的价格体系，要建立有效的价格体系不能不消除过度的需求，只有消除过度的需求，才能实现真正的结构调整，关闭那些缺乏合理基础的企业，出售国有资产，放开私营经济，建立破产制度，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等等。
他们提出的迅速的一揽子改革方案是实行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使本国通货可兑换，尽快放开价格，实行自由贸易，并实行私有化。
对于有人担心这种紧缩政策会影响经济增长，并使人民生活水平降低，他们持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重工业可能会下降，但是，服务业、住房和轻工业会加快发展，同时，在实行自由贸易后，外资会大量流入，人民生活水平会大大提高。
控制货币、放开价格，在联邦德国和日本从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曾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短缺经济的情况下，确实存在着隐性通货膨胀。遏制过度的需求，控制奖金和工资的过度增长，这无疑是在改革中应当注意的。但是，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市场和价格理论，能否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创造一个市场经济呢?
最早实行休克疗法的是波兰，其结果是经济严重衰退，国营部门工业生产下降25%，这是普遍衰退，而不是结构调整。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失业率高达25%，私营部门和国营部门的比例相同，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多发行货币，又引起通货膨胀。与此同时，全面放开外贸、降低关税，使本国货币贬值，这无疑雪上加霜，进一步造成经济衰退，使 国内工业失去保护，而外国投资风险在关税降低的情况下大大增加。波兰经济学家波兹南斯基当时就指出，休克疗法没有疗效③。
俄罗斯并没有吸取波兰休克疗法失败的教训，其中有各种原因。从客观上说，俄罗斯财力已经空虚，实际上已经处于休克状态。因此，从相信数理学派设计的全面经济核算，一下子又转到相信西方经济学的巫术④，以为用这种巫术就可以建立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从发达社会主义跳到发达资本主义。
波兰经济学家科勒德克指出：“如果政府没有保证建立起保证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制度，就会出 现一种既非计划又非市场的状态，即出现一种体制性的真空。„„俄罗斯七大亨——俄罗斯的七个实业、金融、媒体帝国的首脑——把他们巨大的经济实力和广泛的政治影响，作为‘影子政府’在发挥着作用。变革的代价则由社会的大多数人来承担。„„极端的例子就是现在俄罗斯盛行的大范围的腐败和有组织的犯罪。对于缺乏财力的俄罗斯政府来说，它没有能阻止其幼稚的市场经济被笼罩在非正常的黑市经济之下。因此，俄罗斯的‘市场’是以利润私有化而损失社会化(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政治上无法维持的方式)的方式运行的。”⑤ 据科勒德克估计，俄罗斯199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990年的52.2%。而反映现今社会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则大大增加了。
四、俄罗斯的私有化错在哪里?
在休克疗法没有收到实效时，想通过快速私有化来拯救休克疗法的失败，具体战略是：
1.第一步把国营企业改造成公司形式，把企业的产权集中在所有者指定的董事会手中。开始董事将由政府任命，随着私有化进程，再由私人所有者任命，为减少原企业经理和工人的阻力，可以从国际咨询公司等有经验的专家中挑选董事。
2.第二步是在每一个主要工业企业中扶植至少一个非财政投资者，这个投资者大概拥有20%的股份，这样能创造企业所有者的稳定核心。这个投资集团可以是国内的，也可以是外国的，也可以是混合的，这个集团在公司董事会中可以有较多的代表，使这个集团在3-5年内能掌握这个企业。
3.第三步是让金融机构在公司监督和管理中发挥更多作用，让商业银行参股，并派代表参加董事会。新建立的养老金基金也可以参股，并派出代表参加董事会。一旦养老金基金会注册登记，可以同国际咨询机构建立合同联系。
他们认为，可以在几年内加快完成大企业私有化过程。在开始阶段，100%股票属于国家，然后可以按以下五部分加以分配。 第一，把10%股票免费送给本企业职工。
第二，把5%股票以半价卖给本企业职工，再把5%股票留给企业经理和董事会成员。
第三，把20%股票用来建立新的私人养老金制度，以支付将来职工的退休金。
第四，把10%股票用于国营银行和保险公司资本化，商业银行也成为股份公司。
第五，把10%股票在全国成年人中分配，以显示其公平。分配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分配给投资托拉斯，由投资基金会分发给每个成年人，然后由投资基金会对这部分产权进行监督。另一种把股权认购书直接分配给每个公民，再向投资基金会购买 股权。
以上五个部分加在一起约占60%多，这时，国家还掌握35%股权。一年后，董事会可以改选，由商业银行、养老基金会和投资基金会派出董事。这时，国家可以考虑把自己的股权用招标办法出售给核心投资集团的问题了。
这种设计表面上看非常完美，经济学家理想中的企业制度一下子搬到东欧和俄罗斯来了。私有化的这种设计，同宏观紧缩的休克疗法一样，先在波兰试行，然后到俄罗斯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历史的巨大讽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中，靠统一的经济定额、间接的行政控制，出现了科尔奈所说的天真的社会主义改革家。而现在有人仍想可以通 过合理地瓜分国家资产，实现“人民资本主义”，涌现出一批天真的资本主义改革家。
政府和某些经济学家高唱着幻歌，而企业经理和工人是非常实际的，他们不愿意获得一张空头的自由交换的股权，而宁愿关心自己的企业，不致陷入失业和贫困。同时，实行私有化的企业大多数是亏损企业，欠了银行许多债务，股权实际上变成了负债权，而国家实现紧缩计划，又不肯免除这些债务，势必造成企业产权“真空”。其结果是：
1.企业经理不知道未来的所有者是谁，就采取放弃企业的政策，以谋取私利，或者准备低价卖给自己的朋友。 2.工人也不知道未来的所有者是谁，他们只关心不致失业，保证自己的收入，在通货膨胀和经济滑坡的情况下，他们同企业经理结成同盟，使国有资产任意消耗。
3.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所有者可能更坏，看到原来的一些共产党人不断受到查询，他们赶快把资产转移，也不可能安心经营。
4.这种改革的真正受益者是外国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他们收取了企业资产25%的咨询费用⑥。在苏联、东欧剧变后，西方在瑞士银行的存款大大增加了。
以上情况是波兹南斯基教授根据波兰最初试验情况得出的结论。这种计划在俄罗斯推广时，能否吸取些教训呢?看来俄罗斯私有化的消极后果比波兰还要严重。
俄罗斯从波兰吸取的教训是，波兰私有化速度还不够快，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投资控制集团。因此，把俄罗斯最大的公司以大规模腐败的方式出售给了一小撮同政府有关系的人。这些人通过与政府的亲密交易或直接从政府窃取数以亿计的财富，然后用这笔财富以令人吃惊的低价从政府购进主要企业。极力促进私有化的改革者对出售主要企业过程中出现的腐败感到遗憾，但仍声称任何私人所有者都好于国家所有权⑦。
俄罗斯私有化的后果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大公司大规模的私有化导致大量的内部 人自我交易。外部人通过股票获得公司控股权，并将驱逐好的所有者。这些不诚实的所有者的目的不是使公司价值增值，而是榨干公司的价值。
第二，恶化经营环境。这种内部人交易必然造成政府腐败，有组织的犯罪，规避法律被认为是正常的商业文化等等。在这种恶劣的经营环境下，是不可能有真正的企业重组或改进企业的治理结构的。
第三，损害未来的改革。自我交易的肮脏的私有化在恶性循环中还会加重腐败和有组织犯罪，因为新的所有者(有的已经与黑手党有联系)会将其财富用于贿赂法官和政府官员。腐败的官员和公司内部人开始联手抵抗未来的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位作者都曾经是俄国推进私有化的顾问，在事实面前他们承认，自己是错误的。他们甚至提出了俄国某些大公司必须再实现国有化和再实现私有化的任务。
五、俄罗斯过渡时期的教训
整个20世纪，表面上看，俄罗斯经历了两种过渡，一种过渡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另一种过渡是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如果把俄罗斯两种过渡加以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一脉相承的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1.如何认识过渡时期。
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苏联曾转向新经济政策。列宁指出：“转向新经济政策，这是 上次代表大会(指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完全一致通过的，而且比我们党决定其他问题时更加一致。这种一致表明，通过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绝对必要了。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以不同观点来估计形势的人们都一致地、非常迅速地、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说，我们还没有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但我们有找到这种途径的惟一办法，这就是新经济政策。”⑧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有三项主要内容：(1)同农民建立等价交换的市场关系；(2)国营企业同私营企业进行竞赛，包括建立合营公司，既有俄国和外国的资本家参加，也有共产党员参加，这种公司是一种可以正常开展市场竞争的形式；(3)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即国家管理下的能满足人民和农民需要的资本主义，也可以说是有国家管理的市场体制。
但是，以后对过渡时期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一种向资本主义的退却，而改为向资本主义进攻的态势。实际上，改变了新经济政策的以上三个方面：(1)同农民进行不等价交换；(2)消灭任何私有经济，让国有企业垄断；(3)实行国家统一管理的计划体制。这种高度集中的压制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是造成苏联经济发展滞后、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提高的根本原因。但是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建立却被看作是社会主义全面最终的胜利。
因此，表面上看苏联完成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从体制上看是一种倒退。
正是这种过渡时期的理论造成了苏联体制的僵化。因为任何发展私有经济、开展市场竞赛、同农民实行等价交换等等都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现在又反其道而行，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如果把这种过渡同新经济政策相比，那么，并没有进步，反而是倒退。首先，这种过渡从来不注意同农产品实行等价交换，同农民的结合，而是把一切资本集中在中心城市。其次，既不注意发展私人经济，又不注意发展国营经济同私人经济的竞争，而只把国营经济私有化为少数寡头垄断的经济。第三，在以上两个前提下，不可能建立起国家管理的竞争性市场体制。
从俄罗斯的经验教训来看，过渡时期仍然是长期的、复杂的和曲折的，过渡时期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经过社会主义的风云变幻，从俄国的国情来看，列宁当年把新经济政策看作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惟一正确的选择，今天仍然没有过时。社会主义仍然要把建立有国家管理的发达的市场体制作为自己的改革目标，作为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进化的目标。
2.向发达的市场体制过渡的途径不是行政命令，而是市场本身。
俄罗斯除了对过渡时期的认识弄错了外，对过渡时期的手段也弄错了。在俄罗斯所谓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用行政命令手段强制剥夺私人资本，强制推行国家工业化，低价收购农产品，要农民向国家缴纳贡赋，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在短短几年内，就完成了所谓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在俄罗斯所谓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中，推行休克疗法，并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目标似乎是发达的市场体制，但是仍然采用行政命令手段，企图用行政命令来制造一个市场，来创造一批私有企业，实际上是重蹈历史覆辙，只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竞争性市场体制之所以比行政命令体制好，就在于能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市场化的改革中也是要靠市场，靠人民群众发挥积极性。各人将为自己的经济活动创造合适的经济框架，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偏好，来实现自己的愿望。思想愈多。形式愈多，成功机会就愈多，社会的组织极其复杂，单靠国家来建立一种制度，搞一刀切，必然损害经济的发展。
3.俄罗斯根深蒂固的行政命令作风来源于它的政治体制。
随着新经济政策的结束，从政治体制上重新恢复了以党治国的体制，即通过党从上而下任命干部的体制，或者叫做номенклатура体制。“номенклатура”一词在俄语中原义是职务系列，或职务一览表，具体地是指其人选由上级任命的职位名称表。苏联干部体制的特点就是任命制，实际上各级干部是上级党委和主管部门任命的。最近公布的档案资料很形象地说明了这种体制的弊端。
“实行一长负责制的做法逐渐蜕化成个人对部下的一贯正确„„不管愿意不愿意，一贯正确的做法必然逐级下传。我在选择自己的助手时历来是 一贯正确的，既然我对某人给予充分的个人信任并承认他有能力办好某事，那末我选出的人也同样具有‘第二级’一贯正确的属性和不接受任何批评(除我本人的批评外)的特权。一贯正确的第二级同样也会派生出第三级，第三级又会派生出第四级，以此类推，一直派生到一贯正确的通讯员和门卫，如果上司对我的工作满意，别人与我有何相干?这就是根据唯一的、无所不知和一贯正确的上帝的方式和面孔进行管理的官僚主义的主要本质。对于任何善于钻营或和了解机密的精明人来说，经过长期验证的一条捷径就是，‘巴结’、‘讨好’和‘骗取’一长制领导人的信任，然后千方百计地坚信自己的保护人是一贯正确的，一刻也不忘记和强调自己本人对他的忠心和为他献身的准备，只有如此，才无愧于上级的信任。如果这种做法做得极其巧妙，灵活和连贯，那么这位精明人即使作出让不精明的人受到枪决或至少被关进监狱的事也会消遥法外。”⑨
这种政治体制对俄国的改革，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种干部体制下，很难出现敢于改革又善于改革、有创新能力的政治家，而容易出现听从上级命令的行政技术官僚和见长于权力斗争，把不精明的人送去枪决和关进监狱而自己可以逍遥法外的人。对技术官僚来说，很容易接受那些数理经济学或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经济体制的改革看作是社会工程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改革无非是按照某种设计的蓝图进行施工而已。而那些长于权力斗争者正好利用改革的口号来争夺资源，谋取权力。
4.改革的最大危险是“制度真空”。
在俄罗斯激进的改革中，其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以党治国的体制走向了它的反面，苏共解体了。但是，实际出现的结果是制度真空，这种制度真空反映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
在政治方面，在共产党领导被否定的情况下，各派政治势力纷纷争夺政治权力。在政治不稳定的情况下，不可能致力于发展经济，扩大市场。相反，往往把经济上的许诺作为政治竞争的手段(例如把实现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时间长短作为盅惑人心的宣传手段)，这样，只能进一步导致经济生活和经济秩序的混乱。
在经济方面，原有的公有制被否定，纷纷争夺公有产权，盗窃国家资产，导致腐败犯罪现象激增。
在思想文化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被彻底否定，社会主义的道德被一概抹杀，使人们变得精神空虚，变得自私和贪婪，这对经济和社会稳定都起了极大的消极作用。
这里使人们想起了现代政党理论的奠基者之一伯克在200年以前的观点。伯克鉴于法国大革 命后的政治和经济领域出现的制度真空，强调政党在治理国家中的领导作用。但是，他所主张的以党治国并不是人治，而是法治。但是，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在确立了行政命令的计划体制后，一直是靠номенкратура体制来管理国家，实际上是人治，而非民主和法治。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始终没有解决民主和法治的问题，最终导致自身的解体，造成制度的真空，这可以说是俄罗斯改革中的最大教训。
注释：
①参见Sutela.P.1991： Economic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the SovietUnionrj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
②参见阿甘别吉扬主编《经济体制的改革》莫斯科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84-85页。
③参见《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3年第5期。
④参见《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2期。
⑤科勒德克《从休克失败到后华盛顿共识》，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2期。
⑥参见波兹南斯基《波兰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载《波兰的稳定化和私有化》第32-33页。
⑦参见《俄罗斯的私有化和公司治理：错在哪里?》，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6期。
⑧《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73页。
⑨参见俄《历史档案》1992年版第1页。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