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斯一雷德人(The Vice Lord)：一个都市群体
哈特和波德尔马克尔的田野调查代表了传统的人类学，但R．林肯．凯泽(R·Lincoln Keiser)的调查却代表了人类学的最近的发展。凯泽是一位白人人类学家，在本世纪六十年代早期，他研究了一个在芝加哥黑人居留区的黑人群体。凯泽的报告，提出了在美国城区进行人类学调查的问题。他的田野调查不能与黑人和白入之间相互敌视、冲突的历史割裂开来。如果说，他的工作在这方面有所不同的话，他的调查也揭示了田野调查的更加广泛的—致性。
要和黑人建立关系是困难的，没有人，尤其是白人，能进入黑人社团的居住区，着手调查工作。必须花很多时间做非常仔细的准备工作。在开始正式的调查之前，有必要与群体内有影响的成员建立联系，取得他们的信任。我是在工作过程中接触这个问题的。我被聘到社会服务部即后来的芝加哥市法院任职，作为办案员被派到北方儿童法院，它的管辖范围包括芝加哥西边黑人居住区的草原地区，这个法院还管理着埃及科布拉斯、(the EgyptianCohbras)罗马圣教徒(the Roman Saints)和维斯—雷德(tke vice Lords)三个大的敌对集团。法院办案员的任务包括劝告被法院传讯的人，于是我跟这三个群体的成员熟识了。
作为办案员和人类学家，这两种角色以各种形式发生冲突。作为办案员，我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向我请教的人对城区世界作一种调理以避免他们卷入与统治者的冲突，与统治他们的白人的代理人的冲突，与芝加哥中层阶级的冲突。然而，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最重要的是要不以自己的价值观去衡量别人的行为，尽可能客观地描述、研究。既然我的首要责任是担任办案员的角色，可以为我的人类学调查提供情况的人就被严格地限制了。尽管碰到了这些困难，我还是能够收集到一些基本资料。
为了进一步的调查，我不得不在法院的范围外建立各种关系。我听说有一位在西部教过书的妇女，她与几个维斯-雷德人成了亲密的朋友。我就与她联系，她也同意将我介绍给一个她认识的维斯-雷德人，名字叫逊奈(Sonny)。那一次，我不仅会见了逊奈，而且还会见了另一个叫哥拉斯(Go1iath)的雷德人。第二年，逊东、哥拉斯和我一起去参加聚合，在酒吧间会面，到别人家去访问。在这段时间里，我还会见了团体的其他一些成员，收集了几个人的经历的资料。哥拉斯和我相处得特别好，一年中，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夏季开始的时候，我与哥拉斯商议我的计划，我想在黑人区租一幢房子，哥拉斯可不给钱与我同住，作为报答，他要把我介绍给维斯－雷德人的领袖，并且向他们保证我不是警察侦探。哥拉斯同意照办，于是，我的计划开始实行了。
夏初，哥拉斯把我介绍给特斯(Tex)、巴待曼(Batm an)和省特根(Shotgun)这三位第十五街的维斯－雷德人的最重要的领袖。通过哥拉斯，我研究这些已经是维斯—雷德人的领袖的老者。我解释说我要写一本有关维斯－雷德人的书，提出要象他们团体的人们一样享受各种权力。团体还未开会，我这个请求就获准了，大部分成员都赞许我的请求。这就法定了我在其他社团成员的心目中的位置。那个夏天的其余时间，我全力研究第十六衔和莱文德尔(Lawndale)街的角落。
在我调查维斯－雷德人当中，如果说生活条件的话，没有什么地方象我研究的阿富汗(Afghanistan)的一个山村那么困难的了，那里的条件就象人类学家常在非西方社会所遇到的那样。我住在—幢公寓里，这座公寓虽然昏暗，但有热、冷的自来水、洗澡间、炉灶和电冰箱。然而，如果按我的标准，还是有些差别。最大的一点就是经常有被抢劫、伏击的可能。哥拉斯在选择公寓的时候有所防备，选择了一座进口和门道光线较好的房屋。我放了一支四五手枪和几根棍子在公寓里。哥拉斯经常在我们离开之前放下一报火柴在门的侧柱上，使他可以判断我们在外时，是否有人强行开了门，在我们回来的时候还藏在公寓里。晚上，他放一些木板和空盒子在窗子和门的前面，如果有人要闻进来，就会发出很大的响声，我们就醒来了。这是些有脑筋的人采取的防备措施。经证明，这些措施使我避免了可能发生的麻烦和伤害。一天清早，一个男人从窗户强行闯入我的公寓。他踢密了我们放的木板，把我吵醒了。我拿着四二手枪严阵以待(那天晚上，哥拉斯和他的女朋友在一起，拿走了四五手枪)。
当他看到我的时候，他转过身从窗子出去了。 我用的方法是人类学田野凋查的标准方法：我采取参与观察法，并且访问调查对象。对我来说，参与观察包括在街区居住的行为的观察，上酒吧间的行为的观察，参加集会的行为的观察，拜访朋友和亲戚的行为的观察，以及简单的与社团成员在西区开车兜风的行为的观察。作为一个参与观察者，我被卷入了一个群体械斗的最初阶段，并且参与了另一个械斗的准备工作，但这一次没打起来。我在邻居的心目中，是“一个写书的人”。人们知道我在那里干什么，我为什么要做这些工作。但我决不能参与那条街的全部活动。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同样欢迎我。对有些人来说，因为我是白人，这多少给我的调查带来些困难。在谈话中，维斯—雷德人常开玩笑地叫别人“黑人”。当一个不很了解我的人，在和我的谈话中使用了“黑人”这个词的时候，他常常打住，说：“啊，对不起，”好象他侮辱了我似的。有一次我谈起了这件事，我的一位朋友说：“那不是没有区别的，杰克(Jack)，黑人是象我们这样的人。只有他是白人。他是一个白的黑人。”其他有如此强烈敌对情绪的人，他们不可能和我交朋友。他们容忍我的出现，但他们不理我。最后，有些人不能控制他们对白人的仇恨，在一些事件中，朝我发泄。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赶快逃走。
在我对维斯—雷德人的调查中，一个最大的因难是控制我的感情反应。在黑人居住区的那条街，我的作用就象一个婴儿，必须象所有的婴儿一样受到照顾。我不知道什么是什么不是潜在的危险；我不了解许多行动和词语的意义。比如，一天下午，我正和一群维斯—雷德人站在第十五街。一个刚二十出头的男青年开始叫喊说他是一个罗马圣教徒，是来“教训”他所见到的维斯—雷德人的。从他的说话和动作来看，很明显他是精神失常者。一个维斯—雷德人说：“这流氓疯了，伙计们，他不是罗马圣教徒，别理他。”突然，那青年的脸色象死了一般，他突然转过身，沿着我们对面的一条胡同走了。死一般的平静，好象根本不动，人群中的维斯—雷德人都怒不可遏地走了。突然我发现我孤零零地一个人站着，看着那胡同的那个人。特斯向我走来，把我拉到旁边。他说：“伙计，那流氓到了胡同的尽头了，他可能把他的同伙找来，一枪干了你！ ”除了感到自己太傻外，我不知道是不是害怕。那个青年到了胡同的尽头，转了个弯，不见了。我是多么的孤立无援非常清楚了。
这种孤立无援对我来说是非常难以控制的。我调查的早期，我经常感到紧张和焦烦，在我周围发生的事情，好象都是毫无意义似的。我对理解任何事物的意义，感到绝望。维斯—雷德人体会到了我的感情，我可以看得出，这引起了他们有些人的不安。这更增加了建立必要约融洽关系，使调查获得成功的困难。
我也对发生的事件作出感情反应，但这些反应是按照我自己的价值体系作出的。怎样对待这些反应是另一个产生困难的根源。维斯一雷德人生活中的某些方面，我发现是令人厌恶的。这些方面使我忧烦、不快。虽然我明智地感觉对，我的价值观不可能是优越的，但我还是不能阻止我的感情反应。这些反应常使我难以保持客观。更重要的是，我从来不能完全肯定，维斯—雷德人是否体会到了我的感情反应，而又反过来对我的反应反感。因此，我不是总能肯定我的感情反应是否影响了我所观察的事件。虽然我试图尽可能控制我的反应，但我还是不能肯定我成功到什么程度。无疑，在我的观察中，不知不觉地有一些偏见掺入其间，可能我想现察的一些事情已经因为我的感情反应而以一种细微的方式被改变了。(凯泽．19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