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虚拟故事：童年幻想和成年幻想
对案史的逻辑研究，学术历史很短。在此之前逻辑学者没有区分小说题材和纪实题材。 当人们把侦探小说叫着这推理小说时，研究逻辑的热情就已经开始了，这有点像福尔摩斯的尘土研究早于实际的尘土微物证据研究一样。我们不能不感谢这些虚拟的东西在思想史上孕育了后来的严肃研究。
当然即使不是为了研究，推理小说也是让学者们喜欢。
最有趣的故事就是，著名的哲学和逻辑学大师维特根斯坦也深深迷上了美国的推理小说，他曾经恐吓美国：“如果（美国）再不寄来侦探杂志，英国就向美国停止输出哲学！”（这是他抱怨邮寄侦探小说太慢，给他美国学生的一个幽默“警告”）。从《圣经》到《福尔摩斯探案集》，侦查逻辑学者和刑侦学者承认它们给侦查推理注入了思想激情。我们完全不必鄙薄虚拟的推理故事，它们不过是人类崇尚睿智的童年幻想和成年幻想。作为观点的注脚，我介绍一下“PKPK侦探社”的事情：[1]
1947年一名美国妇女预备队的学员被杀，凶手用死者的唇膏蘸了鲜血在墙壁上写到：“看在老天的份上，请在我屠戮更多生灵之前逮住我，我无法控制住自己！”这便是此前1946年那桩“20世纪最骇人听闻的谋杀案”的疯狂杀手海伦斯的“心声”，1948年他又杀了一名6岁女童。这刺激了一个11岁的小孩，他结合三位“同道”组建了PKPK侦探社。他们在侦探电影的耳濡目染下干起鬼鬼祟祟的行当，用帮杂货店送货一次收费二角五分钱来支付日常开销„„
后来警察破获海伦斯案，简直使这些小孩怔住了，海伦斯也才17岁，而且头脑冷静、智力优秀（是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他的行为超出了这些小孩的理解力„„
侦探社就此关门大吉。
但是，那个11岁的小孩长大后进了密西根刑事及警政学院，后来他成了美国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组总部的主管，也就是轰动全球的雷伊杜诺万。
人类个案推理逻辑就像雷伊杜诺万的生平一样，从幻想到现实、从幼稚到成熟必然要经历漫长的过程，不过时间有好几千年。
哪里是推理逻辑的开头呢？似有一种说法。刑侦专家认为《圣经》（实即《次经》）中的《苏珊娜的故事》是“以演绎推理为基础写成的第一部已知的虚构作品”，[2]那个故事说：
巴比伦约金之妻苏珊娜，由于非凡的美丽与优雅，不知不觉地引起两位长老的激昂的情欲，这两位长老既有势力又掌握审判大权。有一天这两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欲了，便溜进了苏珊娜的花园，一直等到她来到这里洗澡的时候。他们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放肆地提出邪恶的要求，并恐吓说，如果她不答应，他将证明曾见到她在一个年轻人的怀里。
苏珊娜拒绝了。她被当众指控为通奸，并被判处死刑。丹尼尔出面干预，他把两个作伪证的人叫到被煽动起来的人群面前，当众分别质问，使两人都听不到彼此的回答。第一位长老，当被问到在何处看到苏珊娜和所谓她的“情人”时，立即回答，“在乳香树下”。而他的同伙一口咬定是“在常绿栎树下”看到他们的。丹尼尔判定，两人在撒谎。苏珊娜被宣告无罪。 但是，既然以《圣经》为说，那么更早的推理故事还有“妓女争子”，而且很彩。《圣经旧约全书列王纪上》“所罗门以智行鞠”记载：[3]
一日有两个妓女来，站在王面前。一个说，我主啊，我和这女人同住一房，她在房中的时候，我生了一个男孩。我生孩子后的第三日，这妇人也生了孩子。我们是同住的，除了我们二人之外，房中再没有别人。夜间这妇人睡着的时候，压死了她的孩子。她半夜起来，趁我睡着，从我旁边把我的孩子抱去，放在她的怀里，将她的死孩子，放在我的怀里。天亮的时候，我起来要给我的孩子吃奶，不料，孩子死了。及至天亮，我细细的察看，不是我所生的孩子。那妇人说，不然，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这妇人说，不然，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他们在王前如此争论。王说，这妇人说，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那妇人说，
不然，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就吩咐说，拿刀来。王说，将活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那妇人，一半给这妇人。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急痛，就说，求我主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吧，万不可杀他，那妇人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了吧。王说，将活孩子给这妇人，不可杀他，这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上帝的智慧，能以断案。
“苏珊娜的故事”、“所罗门王的故事”都是民间传说，同样在伊斯兰所传的阿拉伯人断案故事和中国古代的断案传奇中，也有风格相当的体裁。这反映了古代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对逻辑思辨的崇拜。传奇故事是可以给出科学解释和逻辑分析的，它们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案情推理本身就能直接得到破案结论，例如中国的《窥井认尸》等，主要是静态的逻辑分析；另一类则显得更有过程性，断案者往往行为怪异、善设机巧，案情的揭露出人意料，例如，“所罗门的故事”、中国的“张举烧猪”、“包公巧断牛舌案”属同一类，“苏珊娜的故事”则是一个问证的例子。这类故事已具实验思维的萌芽，譬如，所罗门王利用母子情结做了一个精彩的心理实验，他的推理可以按假说演绎法解释。传奇故事像它们的编撰者所期望的那样，对后人富有启迪意义。但是它们的不足也非常明显，传奇故事本身是自我肯定的，对应当质疑的地方未予质疑，在现代人看来，它们在巧断后面留下了不少逻辑问题和证据学问题，由于把实验和案情论证的复杂性想得太简单，没有实验科学的支持，因此在方法论上不可能有所建树。所以我们把这些视为案件推理思想的童年幻想并不是过低的评价，尽管这些幻想非常诱人。如果说传奇故事是童年的幻想，那么19世纪产生的推理小说则是成年人的幻想。18世纪西方已经有了侦探小说的雏形，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还是依公认的看法把“侦探小说之父”的荣誉给了19世纪爱伦·坡，因为爱伦坡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侦探形象奥基斯特杜平，并且他的《玛丽罗杰神秘案件》，破案上完全依靠材料进行推理，是经验性的描写。柯南道尔集大成地奠定推理小说地位，他完成了侦探小说的经典模式《福尔摩斯探案集》。这段历史深深触发了学者们研究侦查逻辑的学术动机。
首先，侦探小说表现了人类的智慧潜能和想象空间，它是现实与幻想的美妙结合，最早的经典推理小说都非常严肃地对待逻辑和科学方法论的。
其次，柯南道尔一类人出身于经验科学的学术摇篮，他们的推理思想底蕴深厚，以至于让我们觉得，把福尔摩斯简单归结于爱丁堡大学医院大夫约瑟夫贝尔博士的存在，说法太浅薄。柯南道尔的背景是很重要的：
18世纪，安德鲁邓肯就在英国的法医学诞生地（苏格兰）爱丁堡开设了警务医学课程，年苏格兰王发诏任命邓肯的儿子为法医学教授由于法医学过于新鲜，爱丁堡议会认为政府的做法乖谬越轨。其后爱丁堡大学有了克可斯蒂松特雷尔亨利利特尔约翰哈维利特尔约翰西德尼史密斯等显赫的法医专家。这便是出身于爱丁堡大学的柯南道尔的学术渊源和环境，其中哈维利特尔约翰20世纪20年代的权威）和西德尼史密斯（20世纪30年代的权威）与他同时代，他们在实际探案中做得并不比柯南道尔的想象力差。
1882年美国的马克吐温在《密西西比纪行》一书中描写了用指纹术破案的情节，这被认为是一个谜，因为这比欧洲研究指纹术的时间要早。人们把这归释于作家的灵感和直觉。福尔摩斯对泥土的推断利用，也曾引起美国研究泥土的物证专家埃德蒙洛卡德的嫉妒。但更令人嫉妒的是柯南道尔在1903年为乔治埃达治杀马案辩冤时，已经实践了他在小说中的想象。这只能说明柯南道尔博士受益于他在爱丁堡大学所接受理念和训练。
近代推理小说的成功，不是因为随意幻想，而是作家有科学理念甚至有很专精的经验科学本事。
幻想过头就会失去成人理性，以此为本事的推理小说实际上回到了童年状态（神话）：美国的雅克富特雷把福尔摩斯逻辑推理绝对化，他描写的凡杜森教授，绰号是“思想机器”和“电脑人”。他是一个思想超人，从不会弈棋，但运用逻辑推理，在30步内打败了世界棋王。凡
杜森教授的名言是：“精神优先于物质、思考能力可以支配一切”。美国的A·B·李夫所写的警探克莱格·肯尼迪，完全不作调查研究，全凭他的科学推理抓获凶手。这种小说家忽略了柯南道尔的关键背景，把科学方法论问题简单化为想象力问题。
从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到松本清张、森村诚一，推理小说的正统风格确实是与科学和逻辑理性联系在一起的，英国作家S·S·范丹《侦探小说二十准则》道明了其中诸多玄妙，例如“第5条”：破案要靠逻辑推理，不能凭意外或者巧合。“第8条”：破案的方法要合情合理。诸如读心术、扶、招灵、看水晶球那类的巫术，乃是侦探小说之禁忌。“第14条”：犯罪和破案的方法都要合乎科学。“第15条”：„„总有读者比作者更敏锐聪明。假若作者把案件和所有线索都交待得清清楚楚，读者凭着独立分析、淘汰排队和逻辑推理等思考方法，应该可以和侦探同时指出真凶的身份。这就是侦探小说动人之处。我想这应当能解释欧洲的某些警察学院把《福尔摩斯探案集》作为教科书的道理。
受推理小说的影响，现代社会还产生了另一种侦查逻辑研究资料推理游戏。它好像就是范丹“第条”的快餐化。例如，美国唐纳德索博尔的《两分钟破案》、日本藤原宰太郎的《侦探游戏》、台湾的《谍探游戏》（主要是日本的翻译版）、中国的《谜案寻踪》等等。公平地讲，它们作为训练侦探的“练习作业”比推理小说更具有模式意义，但复杂方法论方面不及推理小说揭示得深刻。
在研究侦查逻辑之初，我国的侦查逻辑案例大量地采用了以上虚拟题材，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我相信研究侦查逻辑的爱好者大都喜欢传奇故事、推理小说和推理游戏并由此受到启发，但是如果我们沉迷于童年幻想，或者只兴奋于柯南道尔以来的成人幻想，而忽略实际科学家或者柯南道尔那些爱丁堡校友的真正事迹，侦查逻辑陷入简单是不可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