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意取得制度是我国物权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以日耳曼法为契机演绎发展而成的。近代以来，大陆法系各国继受了日耳曼法的善意取得制度。在传统的善意取得的理论中，善意取得的财产仅限于动产，而以登记作为公示的不动产的取得，则不适用此制度。我国物权法则对善意取得制度作了最为完整的规定，其中将不动产及所有物权载体纳入善意取得，是立法上的重
要突破，但其利弊值得探讨。
一、善意取得制度的渊源与实质
罗马上法，有“无论任何人不得以大于自己所有之权利让于他人”的原则，所有人有权向任何人，包括不知情的受让人追回无权转让的财产。善意受让人不能合法地对该项财产行使所有权。故在罗马法上，侧重于对所有人的保护。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这种制度显现出诸多不利之处，尤其是对善意受让人而言，有失公平，使人们在交易时，提心吊胆，从而对交易行为产生极大的障碍。因此，人们开始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法律应当保护不知情受让人，允许其取得财产所有权，中止所有人之追及权，通过由所有人要求无权转让人赔偿方式来保护其所有权。日耳曼法奉行“以手护手”原则，即财产权利人在财产被他人无权转让的情况下，只能向侵犯其权利的相对人要求返还或赔偿，而不能直接向第三人要求返还。不知情第三人对财产的受让占有，有转移所有权的效力。故在日耳曼法上，则侧重于对受让人利益的保护。在保护交易安全上，日耳曼法优于罗马法，其善意取得制度为近代各国民法所采。
善意取得制度，就实质而言，系保护交易安全的制度。因为若绝对贯彻所有权保护原则，权利的受让人为预防不测之损害，在任何的交易中，均人人自危，非详细调查真正权利人以确定权利实像，则不敢交易。如此一来，则受让人均要裹足不前，现代活跃迅速的交易活动，必大受影响。所以善意取得制度倾向于保护交易活动即动的安全。
二、确立善意取得制度的必要性
从本质上看，善意取得制度是以牺牲所有权人的自由意志为代价，换取了交易安全。其必要性主要表现在：
（一）保护交易安全，提高交易效率
交易安全又称动的安全，它与静的安全相对应。静的安全以保护原权利人的利益为宗旨，力图保持社会秩序的平和稳定；动的安全则以保护善意的交易者为使命，意在便利财产流通，谋求社会的整体效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若没有善意取得制度维持现有的财产占有关系，则任何一个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民事主体，在购买财产或取得财产上设定的权利时，都需要对财产的来源情况进行详尽确实的调查，以排除转让人无权处分的可能，或者在购得财产后还要时时提防别人行使所有物的返还请求权。这样，势必会增加交易成本，滞缓交易进程，阻碍交易流转的正常进行，降低社会经济效益。
（二）促进商品流通，实现物尽其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成为商品被夜以继日地大量生产，我们生产生活中的大量物品都可以从市场上获取其替代品。物之脱离原权利人流转至善意第三人，从某种程度上讲，该物对第三人的边际效用更大，有利于整个社会福利程度的提高。在这一背景下，两利相较取其大，不如以牺牲静的所有权的安全来保护动的安全，使善意受让人取得物的所有权或其他权利而继续其对物的利用更有效用，而由原权利人向无权处分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或民事责任的承担，从而补救其损失更为妥当。
（三）彰显诚实信用和公平的原则精神
顾名思义，善意取得制度只保护交易中善意当事人的利益，对恶意当事人的利益则不予承认，拒绝保护，同时也增强了原权利人的责任感。 因为在非法转让关系中，原所有人在交付财产之前对占有人的品行考察不够，交付财产后对占有人行使占有权的行为监督不力，或对财产保护不当，才使占有人非法转让财产的目的得以实现。原权利人完全有可能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来防止对物的无权处分，因而他应当对其能够控制的风险承担责任。 当然，保护善意第三人并非绝对有损原权利人的利益，在原权利人发觉其物已被无权处分人转让之前，或在其向善意受让人主张返还请求权之前，物已灭失，而且一旦物品系不可抗力灭失的，以保护静的安全为前提，物的风险仍由原权利人负担，此时与保护动的安全相比，反而对其不利。善意取得制度恰好衡平了原权利人和善意受让人的利益，信守了公平的观念。
三、传统的善意取得制度的局限性
善意取得，是指财产占有人无权处分其占有的财产，如果他将该财产转让给第三人，受让人取得该财产时出于善意，则受让人将依法即时取得对该财产的所有权或其他物权。在传统的善意取得的理论中，善意取得仅限于动产，而以登记作为公示的不动产的取得，则不适用此制度。基于物权登记的公信力，即使登记有错误或有遗漏，因相信登记正确而与登记名义人进行交易的第三人，其所得利益仍受法律保护。不动产登记制度建立后，善意取得的原理及规则在不动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