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来赵树理研究综述
我国对赵树理的研究至今已经历了大半个世纪。虽然赵树理的创作风格和特点几乎没有因时代的改变而发生大的变化，但对他的研究却可以根据时代的变化大体上划分为四个时期：1943—1949 年新中国成立的倡导期；1949—1966 年的评介期；1966—1976 年“*”期间的停滞期；1978 年至今的纵深期。
一、倡导期
1943 年 9 月《小二黑结婚》发表，扉页上有彭德怀的题词：“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第一版印行 20000 册仍供不应求，可以说，除了赵树理小说自身独具的魅力外，政界要人彭德怀的引荐，使赵树理的作品得以在解放区、根据地更广泛地传播，为人了解。这个题词成了赵树理研究的一个导火线、生发点。
实践证明了赵树理小说形式的生命力后，在整个 40 年代，他的作品都受到热情的赞扬。这一时期，对赵树理的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 1942 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精神为指导原则、以社会历史学研究方法为主，将作品中反映的生活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进行比照，整个研究呈现出较强的政治功利色彩，学理性较弱。批评的主力军大部分是“著名的文学家、文艺理论家及赵树理故旧亲朋中有一定知名度的人”及“政界要人”[1](P23)。最初的评论文章中，影响较大的是当时华北地区宣传工作负责人李大章的《介绍〈李有才板话〉》[2]。文坛三巨头郭沫若、茅盾、周扬，都写了热情洋溢的评论，高度评价了赵树理的作品。如郭沫若《谈〈李家庄的变迁〉》[2]、茅盾《关于〈李有才板话〉》[2]和《论赵树理的小说》。而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评论是周扬于 1946 年 8 月 26 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论赵树理的创作》，赵树理的地位因之得以确立。尽管 1948 年底和 1949 年初发生了对《邪不压正》的分歧，但并未对赞美的主旋律发生多大干扰。 这个时期对赵树理的肯定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肯定其作品能及时反映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深刻描写农村阶级斗争，配合了当时的政治斗争；二是从艺术上肯定他塑造了生动的农民形象，运用口语和民间文学传统，创造了新的民族形式。这个时期主要是一些评论文章，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回忆和评述赵树理的生平、思想、性格、文学观、创作的基本情况等。李普《赵树理印象记》，记述了赵树理“不想做文坛文学家”，而想“做一个 文摊文学家”的文学观[2](P23)；杨俊《我所看到的赵树理》[2]，通过五个日常生活片断，反映了赵树理朴素、平易近人的性格；王春《赵树理是怎样成为作家的》[4]，揭示了赵树理创作的“不尽源泉”„„这些文章多立足于《讲话》中有关作家论的思想来展开评述。
（二）有针对性地分析赵树理创作的特征和意义。当赵树理在解放区崭露头角，尚未得到知识分子圈子的认可时，周扬就指出赵树理“是一个新人，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4](P1)，赵树理的作品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4](P10)。他还较系统地从人物、语言方面作了分析。周扬以无产阶级文艺批评家、以共产党文艺方针代言人的身份，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对赵树理及其创作作了评价，其结论在这一时期的赵树理评论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并对其他评论产生了深远影响。陈荒煤在《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中总结出赵树理创作的 3 个特点——“政治性很强”、“民族新形式”、“革命功利主义”，首先提出了“赵树理方向”，“号召边区文艺工作者向他学习”[2](P171-175)。二人的表述为这一时期及下一时期前期对赵树理的评价奠定了颂扬和提倡的主调。
二、评介期
1949—1966 年为赵树理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评介期，基本上承袭上个时期的研究方法和指导思想，政治倾向鲜明。但由于这个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学科的正式建立和赵树理仍在不断创作，对赵树理的研究出现了新气象：对赵树理在文学史上进行定位，并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整理有关赵树理的资料。
（一）与上个时期一样，此期仍有许多关于赵树理生平、思想的回忆和介绍，以及对具体作品的分析。史纪言的《赵树理同志二三事》[2]，记叙了他对赵树理的印象。另有刘真的《我的老师严文井、赵树理》（《光明日报》1956-03-10）、万曼的《赵树理的生活和创作》[5]、张瑞华的《赵树理在太行山》（《光明日报》1958-01-05）等。映白《“第一颗硕果”——〈小二黑结婚〉》（《前哨》1956，5）从主题、人物、情节、语言来分析作品，是这个时期较为系统的一篇论文，类似的有王中青《论赵树理的〈三里湾〉》[2]、傅雷《论〈三里湾〉在情节处理上的特色》[2]、唐弢《〈锻炼锻炼〉中人物描写上的焦点》[2]、冯健男《赵树理创作的民族风格》[2]等，针对创作中的某一具体问题进行剖析。
（二）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大量文学史著作中，对赵树理的历史地位作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如李何林等人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研究》、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其中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将赵树理视为“在反映农村生活方面，在小说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6](P372)的杰出代表，其观点可作为这个时期科学公正地肯定赵树理的代表性言论。其他批评家也开始评论赵树理的历史地位，如刘泮溪的《赵树理在文学史上的意义》[2]。除文学史外，还出现了个人研究的专著，这是上个时期所没有的。20 世纪 50 年代就有黄修己的《论赵树理的小说》，1964 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方欲晓的《赵树理的小说》。
（三）研究资料的建设开始起步，大量收集赵树理的作品，出现了有关赵树理研究评论文章的汇编书籍。1950 年出版了《论赵树理的创作》一书，收集了周扬、茅盾、郭沫若等著名文学家、批评家、理论家的评论性文章。山东大学中文系 1960 年编纂了《赵树理研究资料汇编》，选取各个时期不同方面有代表性的评论文章，书后还附有赵树理创作年表。1958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赵树理选集》，也为研究提供了方便。
此期的赵树理研究，可以用“褒贬毁誉之间”来描述：前期处于社会正轨时，有关论述，几乎都把他作为实践《讲话》方针的典范，把他的创作视为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最早实绩，研究较上一时期有了深入的发展。但“左”的思潮也在不断发展，渐渐地，整个研究与政策路线挂钩，《三里湾》等作品受到批判，特别是 1959 年，《文艺报》组织“文艺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讨论，恰逢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言论不久，最终导致对赵树理的否定性认识，否定 的理由是认为赵树理把社会主义农村描写得太黑暗了，武养在《一篇歪曲现实的小说——〈锻炼锻炼〉读后感》中发出的质问可视为此类观点的代表：“难道这就符合农村的现实吗？难道这就是农村妇女的真实写照吗„„作者把它写到纸上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2](P474)当然也有不同的看法，王西彦便撰文《〈“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愿意“充当一名保卫《锻炼锻炼》的战士”[2](P467)。老舍、茅盾等人也一再为其作品辩护，但未能改变赵树理作品“不合时宜”的局面。1962 年 8 月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上，邵荃麟代表中国作协党组宣布 1959 年对赵树理的批判是错误的。会上肯定他反映了农村生活中的困难和曲折，达到现实主义的深化。但同年 9 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阶级斗争学说”，又否定了大连会议的精神。两种力量较量的结果是后者的失败。对赵树理越来越严厉的指责和批判，实际上是当时文艺界越来越高涨的激进主义文艺思潮和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反映。1964 年以后，对赵树理的评价发生了重大变化，大连会议受到严厉批评，赵树理成了“写中间人物论”的标兵，问题渐渐变成了对赵树理创作生死存亡的审定，对他的研究已无法再正常进行了。
三、停滞期
1966—1976 年是十年“*”的特殊年代，受极度夸大了的阶级斗争论和极“左”思潮的影响，加上“四人帮”利用文艺篡党夺权，文学成为首当其冲的靶子，文学研究遭到空前的大破坏和大倒退，基本上失去了研究的意义，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赵树理研究也不例外，40 年代以来的肯定性评价被全盘否定，他从忠实贯彻毛泽东文艺方针的代表性的作家，一下子变成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黑作家”，作品大都成了“大毒草”，被打翻在地。
在这个历史越出常轨的时期，“大批判”式的所谓“学术研究”铺天盖地，以当时的文艺政策和政治观念来界定其人其文：《从赵树理作品看他的反动本质》（《山西日报》1966-08-11）、《赵树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标兵”》（《光明日报》1967-01-08）、《不许赵树理丑化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山西日报》1970-07-27）、《鼓吹“实利主义”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山西日报》1970-07-27）、《赵树理是反对三面红旗的急先锋》（《山西日报》1970-08-05）、《〈三里湾〉是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面反动》（《山西日报》1970-08-17）、《赵树理是那个阶级的“方向作家”？》（《山西日报》1971-05-24）、《赵树理鼓吹实利主义是阴谋复辟资本主义》（《山西日报》1971-07-19）„„基本上形成了以《山西日报》为中心的批判阵地，这些标题大体反映了当时的“研究”内容。
所谓的“大批判”不过是政治迫害的一种手段，真正的文艺研究、文艺评论被中断，只是为了历史发展过程叙述的完整性，姑且把这个时期称为赵树理研究的第三个时期——停滞期。
四、纵深期
粉碎“四人帮”后，进入了赵树理研究的第四个时期，这是赵树理研究的一个中兴期。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日益开明的文艺政策和政治氛围，以及国外各种思潮的引入，使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和研究都得到了空前的繁荣。1978 年 9 月，赵树理得到平反昭雪，赵树理研究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这个时期的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前一阶段（1978—80 年代初）主要是拨乱反正，恢复名誉。从批判“*”的角度出发，对赵树理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反封建的主题给予高度赞扬，重新肯定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吕元明的《论赵树理的创作》（见《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80，3）。怀念、回忆赵树理生平、思想的文章大量出现，赵树理的子女及其生前好友、同学、同事、培养的文学新人等构成此类评论文章的队伍主体，拉开了新时期赵树理研究的序幕。作为赵树 理多年的同学、同事，史纪言的《赵树理同志生平略》（《汾水》，1980，1），简要介绍了从 1906 年到1970 年，赵树理一生的经历和著作。另有孙犁《谈赵树理》[2]、赵广建《回忆我的父亲赵树理》[2]、马烽《忆赵树理同志》[2]、陈登科《忆念赵树理同志》[2]„„但这一阶段的评价仍未全脱前两个时期的评述思路，带有明显的阶级、政治意识形态色彩。
（二）第二个阶段（80 年代初—）是其研究的全面、多样、深化的发展时期
1．资料建设。（1）著作辑佚方面，1980 年，工人出版社和山西大学合编《赵树理文集》4 卷本， 1983 年，又出版了《赵树理文集续集》。此后，山西省作协和北岳文艺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标注本《赵树理全集》共 5 卷，到 1994 年出齐。（2）年谱考订方面，董大中 1982 年出版了《赵树理年谱》，又经过 12 年努力，推出了迄今最为翔实完备的年谱增订本。（3）研究资料集成方面，有复旦大学中文系贾植芳等编的《赵树理专集》，中国赵树理研究会的3 卷本《赵树理研究文集》，黄修己选编的《赵树理研究资料》，陈荒煤主编的《赵树理研究文集》等。（4）传记方面，黄修己《赵树理评传》首开先河，介绍了赵树理的生活经历和作品，还对其作品的历史贡献及局限作出了描述。随即有戴光中的《赵树理传》、高捷等人的《赵树理传》、申双鱼的《铁笔圣手——赵树理》、杨品的《赵树理传：颠沛人生》等多部传记问世。（5）有关赵树理创作与生活的专著，如董大中的《赵树理写作生涯》、韩玉峰、赵广建合写的《赵树理的创作与生活》、王献忠的《赵树理小说的艺术风格》、李土德的《赵树理小说的艺术世界》、杨志杰的《赵树理小说人物论》等。（6）对赵树理研究的研究，如董大中《十五年来赵树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王辉《五十年来赵树理研究述评》（《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2，2）、戴光中《赵树理研究回顾》（《哈尔滨师专学报》，2000，6）等，但此类研究还不多。
2．队伍建设。1982 年、1986 年、1990 年先后召开三次全国性赵树理学术研讨会，1992 年成立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并出版《赵树理研究通讯》，首任会长陈荒煤。此前，山西长治市已有赵树理文学研究会和该会编印的《赵树理研究》季刊。2001 年 9月下旬在山西召开了第四次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个时期，形成了一个以专家学者为主体的研究队伍，最有代表性的有 80 年代前期的周扬、黄修己，后期的戴光中，90 年代的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陈思和等。
3．研究领域得到深化和拓展，更加重视从文学本身的特质来分析作品，研究方法不断更新。1985年兴起的方法热打开了赵树理研究的新局面，大量西方现代批评方法被采用。方法的兴起可追溯到黄修己的《赵树理研究》，该书用“发生学批评”、“审美批评”、“社会学批评”、“整体性批评”、“比较批评”等方法，对同一对象进行观察分析，打破惯常的社会历史研究方式，实现了赵树理研究的突破。到 1990 年年底第三次赵树理学术讨论会之后，形成了一个运用新方法研究赵树理的局面，将赵树理研究放到民间文艺、全球化、文化学、传播学、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叙事学、比较研究等领域，找出某些内在联系。陈思和在《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的解释》（王晓明主编《20 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修订本）》（下），东方出版中心 2003 年）中，把赵树理作为民间文化的杰出代表，论述其创作的意义；在《当代文学史教程》中从民间立场的角度，挖掘出赵树理的创作与主流意识形态间的裂痕。沈光明的《全球化与赵树理方向》（《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1，6）一文肯定了赵树理的本土化立场，也指出了“赵树理方向”的局限及其在全球化面前所遭遇的挑战。朱庆华在《论传播学意义下的赵树理小说》（《文学评论》，2003，2）中用传播学的方法分析了赵树理小说受到欢迎的“诸多有利条件”。刘登阁《才子佳人模式的现代置换》（《莱阳农学院学报》（社科版），2002，3）借助神话原型视角，重新审视《小二黑结婚》，从中发现隐含的“才子佳人”模式。杨新敏在《接受美学视野中的赵树理》（《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7）中对赵树理进行接受美学的分析。刘洁《试论赵树理的文学模式》（《社科纵横》，1994，1）一文从叙述角度、叙述线索、叙述语言三个方面探讨赵树理创作的模式。周云鹏通过张爱玲和赵树理与五四文学传统关系的对照，以及二人在民间立场上的相似性，将他们进行了比较研究[7](P54-57)。范家进《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一书中把鲁迅、沈从文、赵树理三人放在 20 世纪 20 年代至 60 年代乡土小说的流脉中进行考察和剖析„„此类评论与著作层出不穷，难以胜数。
4．对赵树理的评价出现争议，呈现出稳定深入发展中的波动性。一部分评论家仍坚持赵树理的方向性，但另一部分则对此提出质疑。这个时期，围绕赵树理发生过两场争论。一次是“山药蛋派”是否存在的问题。戴光中依据文学流派应有共同的理论主张和相似风格的原则，对赵树理与马烽、西戎进行比较研究后提出了质疑，从而引起山西直至各地文艺界的广泛论争。另一次争论也是由戴光中引起的，其论文《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作为“重写文学史”专栏的首篇发表于《上海文艺》1989 年第 2 期，在分析了赵树理所坚持的“问题小说论”与“民间文艺正统论”之后，认为不宜作为新文学的“方向”加以提倡，此文受到当时学术界普遍关注。这两次论争，暴露出某些研究者身上浓重的地缘感情色彩，“乡贤情结”也妨碍了他们作为学术研究者应有的价值中立立场。
时至今日，赵树理研究已经历了 60 年的发展历程，回首过去，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研究主要集中于赵树理的小说创作，而对他本人极感兴趣并投入大量心血的曲艺、戏剧方面，则少有人问津，同其他作家相比较，突破较小，也没能发现新的兴趣增长点。近年来，各种文学现象和思潮旗帜林立，让人眼花缭乱，赵树理研究大有“尘暗旧貂裘”之感，许多研究者把目光投向了别处，赵树理研究正 面临着巨大考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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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山东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赵树理研究资料汇编（内部资料）[C]．1960．
[5] 现代文学选讲[Z]．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 [6]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7] 周云鹏．赵树理·张爱玲·五四文学传统·民间立场[J]．云梦学刊，20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