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质疑现代女性解放神话
一.“娜拉出走”与鲁迅的质疑
大家大概会记得茅盾在论及《彷徨》(涓生是他的重要论据)时说过的一段话：‚《彷徨》呢，则是在于作者目击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的‘分化’，一方面毕露了妥协性，又一方面正在‘转变’，革命的力量需要有人领导! 然而曾被‘新文化运动’所唤醒的青年知识分子则又如何呢? ——在这样的追问下，产生了《彷徨》。‛
如果剥离茅盾论述中社会学层面的阶段论色彩，不难看出他实际上已经指出了《彷徨》所寓示的对“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现代性理念内在矛盾的反思：启蒙者“转变”了，启蒙的价值理想失落了，被唤醒者不是如子君死于“无爱的人间”，就如涓生那样陷于无地彷徨的“虚空”。这是因为“铁屋子”的万难毁坏? 或是启蒙理想的内在缺陷? 许多当代学者也敏锐地感觉到了这点，比如汪晖在《反抗绝望：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中论及《伤逝》时写道：“爱情、觉醒这类‘希望’因素乃是先觉者得以自立并据以批判社会生活的基点，恰恰在‘希望’自身的现实伸延中遭到怀疑。这种怀疑很可能不是指向新的价值理想本身，而是指向这一价值理想的现实承担者自身：‘我’真的是一个无所畏惧的觉醒者抑或只是一个在幻想中存在的觉醒者?! 因此，觉醒自身或许只是一种‘虚空’?! 在这里，‘绝望’的证实也绝不仅仅是‘希望’的失落，不仅仅是爱情的灭，而且包含了对‘觉醒’本体的忧虑。”但是，汪晖在准确地指出了《伤逝》蕴涵的对觉醒本体的忧虑的同时，却令人遗憾地将《伤逝》包孕的对新的价值理想的怀疑排除了自己的视界。他从生命哲学的层面开掘《伤逝》的形而上意义和现代性体验时，却遮蔽了它们的历史内涵及其价值谱系。对《伤逝》终极价值意义的揭示，往往沦为普泛的人生体验，从而丧失了历史维度和现实旨归。如果沿着他们的研究继续往前，联系鲁迅走出“铁屋子”的犹疑，质疑和反思“娜拉出走”这样一个现代性的女性解放神话，就成为它的一个重要价值旨向。
1.娜拉形象：“我只对我自己负有神圣的责任”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在20世纪初已开始，到20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一段时期内达到高潮。其中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扮演了至为关键的角色。1918年，胡适翻译易卜生《玩偶之家》，娜拉随之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成为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象征。按照当时流行的理解，一个中国娜拉对自己的基本责任就是应该有爱的权利。【比如凌淑华的《酒后》中她的形象】
然而，当时“女性解放”这一现代性价值理念的虚妄性、乌托邦色彩和男性中心主义的诱惑性，并没有被充分清醒地给予认识到。鲁迅在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发表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以出走后的娜拉“不是堕落，便是回来”的悲惨境遇，向这一现代性价值理念及其推行者、实践者提出深刻质疑：倘若没有强大有力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的保障，觉醒者娜拉经不住物质、现实和众数的沉重压力与打击，最终结果只能是要么回去、要么堕落。
他早在1920年所写的《头发的故事》里，借主人公N先生之口，尖锐质疑“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诸多现代性价值理念的虚妄性和乌托邦色彩：‚现在你们这些理想家，又在那里嚷什么女子剪发了，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 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痛苦一生世!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
因而，可以说，在1925年9月创作《伤逝》，以寓言化的小说境遇意识，形象化地展现“娜拉出走”这一现代性命题的幻想性特征和乌托邦色彩。因此《伤逝》不仅是写新一代知识者的精神追求和现实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还是写娜拉们的出走充其量是一种时髦的姿
态和浪漫的实验。“娜拉出走”只预设了“爱”这一至善至美的虚拟目标，却导致子君们死于“无爱的人间”。正如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所发出的颇为矛盾和虚无的警告：‚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警醒他。‛《伤逝》所展现的“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存在”的生命体验，恰恰是对一切乐观主义的人生期待的深刻怀疑，是对现实的无可希望或绝望状态的证实，从而也是对“娜拉出走”这一现代性命题虚妄性的深刻反省。
二.对男性中心主义文化霸权的批判
鲁迅在《伤逝》“真实”与“虚空”的对立紧张的矛盾叙事和结构中，还看到了男性价值世界在制造“娜拉出走”这一历史乐观主义女性神话中所起的助纣为虐的作用，看到了男性中心主义文化霸权对它的终极价值目标釜底抽薪的势能。
从性别文化的视角解读《伤逝》者不乏其人。认为鲁迅在营造《伤逝》的现实环境的同时，显示了男女性别意识的差异、以及理想与沟通的困惑；或者认为其悲剧是“新时代难以避免的两性悲剧”，两性危机是人性的普在；还有人认为，其叙事本身呈现强烈的“男性中心化”倾向，认为“叙事者涓生的叙事话语忏悔抒情基础的虚伪，与其说是他的人格或个人品质，毋宁说是父权制意识形态的虚伪，隐含作者所以从主观的性别关怀滑入客观的性别歧视，可说是男性中心文化所具有巨大的命运般的历史无意识力量施逞威风的结果。”这后一种见解在发掘《伤逝》“男性中心化”的历史倾向时，却将批判矛头指向了创作主体。
詹明信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中，分析了鲁迅小说的民族寓言性质：‚第三世界文化中的寓言性质，讲述关于一个人和个人经验的故事时最终包含了对整个集体本身的经验的艰难叙述。‛《伤逝》正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在展现“娜拉出走”这一现代性民族精神、民族性格集体体验的虚妄性特征时，更是集中而深刻展现了它的男性中心文化的霸权性和引诱性，展现了它对女性这一历来受压抑群体的本体性漠视，以至古老的男性中心主义文化借助它而获得了现代性面具。
在《伤逝》的寓言世界中，涓生正是“娜拉出走”这一现代性价值理念的化身和推行者。无论是在会馆还是在吉兆胡同的小南屋，他始终是两人世界的中心。涓生始终视子君为他“启蒙”的对象，自认为自己的爱情追求和人生的要义是现代的，将子君置于被动和被赐予的位置：“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壁上就钉着一张铜板的雪莱半身像，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张相。当我指给他看时，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
缚。”当子君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时，涓生竟然将这一私人化的爱情表态上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在涓生眼中，子君是“稚气”的、“未脱尽旧思想”的，不是“无法可施”的。然而这个现代爱情的启蒙者与追求者，将自以为是的“纯真热烈的爱”表示给子君时，预先设想的那些居高临下的男性爱情攻略在爱情爆发的时刻竞毫无用处，“在慌张中，身不由己地竞用了电影上见的方法了。后来一想到，就使我很愧恧，但在记忆上却偏只有这一点永远留遗，至今还如暗室的孤灯一般，照见我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涓生的形象和姿态，深刻体现了启蒙主义现代性理念的男性中心主义文化色彩，以及它对“娜拉出走”这一现代理念所持有的双重价值标准。
男性文化霸权主义对子君们的双重价值标准的支点，具体体现为涓生两个冠冕堂皇和自欺欺人的借口：“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恰恰体现了自私、虚伪、卑鄙的男性文化道德。然而当“外来的打击”
悄然来临，他竞痛心“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将怨艾洒向子君：“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她早已什么书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当他以“真实”和“空虚”的灵魂肉搏掩盖男性的虚伪和卑怯，以“无爱”为理由逼走子君时，竞“心地有些轻松，舒展了，想到旅费，并且嘘一口气。”他向“新的生路”跨出的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或者说只求得自己的心理安慰。所以，自从涓生这一形象诞生以来，就遭到有识之士的猛烈批判，尽管他们尚未意识到男权中心主义文化对“娜拉出走”所代表的现代性理念终极价值目标的解构作用。【始乱终弃？】
作为“娜拉出走”这一现代性观念的提倡者和受益者象征的涓生，实际上是男性文化符号的化身，代表着这一现代性价值理念众多解构之维中的重要一维——男性中心主义文化的霸权。正是涓生眼中“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的子君，代表着对“娜拉出走”这一现代性价值理念终极目标的追求。换句话说，爱情不过是涓生预设的一个诱引子君的神话而已。庐隐的作品中就经常出现欺诈与受害的主题：初出茅庐的娜拉式少女们因为对爱情的幻想，在男人主宰的社会中陷入“自由恋爱”的圈套，她们起初的叛逆往往沦为堕落，在这一理念和自以为这一理念神圣无比的“理想家”那里，他们也如“涓生”那样将“子君”置于被解放的位置。他们明知女性是一个弱势群体，却很少考虑这一弱势群体的特殊要求。这恰恰体现了这一现代价值理念在当时历史境遇中的内在歧视性。它是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普遍主义的文化观念。它往往打着解放的旗号将男性的意志强加给女性，并按照自己的模式将女性塑造成没有自己本质的他者，以普遍主义的价值观遮蔽特殊群体的独异性。造成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控制。
子君在涓生说出心中的“无爱”之后，她的不出走并非不可能。她的出走似乎满足了涓生的“无爱”，但她追求的是至情至爱，对她来说，没至爱，毋宁死。这是对涓生所表征的男性霸权虚伪、卑怯与自私的蔑视。当“爱”的神话破灭后，伟大的、坚忍的、圣洁的子君没有选择“堕落”，也没有认同“回去”，而是选择了“死”的抗争。
茅盾在评论《伤逝》时，以他杰出的艺术感知力敏锐地觉察到了“娜拉出走”这一现代价值观念及实践形式对弱势女性群体特殊要求的忽视：“比起涓生来，我觉得子君尤其可爱。她的温婉，她的女性的忍耐，勇敢和坚决，使你觉得她更可爱。她的沉默多愁善感的性格，使她没有女友，当涓生到局办事后，她该是如何的寂寞呵，所以她爱动物，油鸡和叭儿狗便成了她白天寂寞时的良伴。然而这种委婉的悲哀的女性心理，似乎涓生并不能了解。”其实正是涓生所表征的男性中心主义霸权文化，一面向娜拉们预约了黄金世界的出现，一面又忽视女性群体的特殊要求，没有意识到支持娜拉们出走及生存的支点只有一个纯净的“爱”，然而正是“浪漫爱情为男性提供了一个任其玩弄感情的手段，„„对浪漫感情的认可于双方都有利，因为这往往是女性克服加于其身的更为强有力的性压制的唯一条件。”同时，也恰恰是男性中心主义霸权文化对女性的排斥和压抑，轻而易举地击碎了娜拉们的“爱”。
正是鲁迅以他博大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对女性的无比尊重与同情和冷静而清醒的现代理智，在《伤逝》中以寓言形式一针见血地指出：娜拉们面对的“无爱人间”不仅是寓指黑暗的社会，而且也是寓指鼓动她们出走的现代性价值理念的男性中心主义权利空间。“娜拉出走”这一现代性价值理念的乌托邦幻想引诱娜拉们出走，可是这一观念的男性中心主义霸权与黑暗社会合谋，宰制和压抑着娜拉们到达至善至美的爱的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