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至2008年，神话般的三十年。把这本《交锋三十年》翻开，一行一行读过去，顿生沧海桑田之感。前《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马立诚，自1978年进入新闻界，所经历的，正好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缩影。《交锋三十年》中，马立诚用有别于官话套话的表达方式讲述了亲身经历的改革，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给读者提供了另一个观察三十年历史的视角：比如五个1号文件出台的来龙去脉，比如私营企业家能否入党的激烈争论，比如邓丽君演唱的是不是黄色歌曲„„
从本书所提供的线索，也可以看出关于各种社会现象或者路线选择的讨论，关于《乡恋》的争论就很有代表性。现在的影视圈叫做“娱乐圈”，很多的年轻人恐怕不知道改革开放初期，一首歌曲一部电影很可能是政治大事件。《交锋三十年》中披露，曾经围绕李谷一唱的《乡恋》、刘晓庆的自述文章《我的路》以及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黄土地》，先后发生了三次争论，其中以《乡恋》的争论最激烈。马立诚是《乡恋》、《我的路》和《黄土地》的支持者，不免和同事闹得脸红脖子粗。
打开国门之初，港台流行歌曲伴随着砖头式录音机和盒式录音带进入大陆。这些流行歌曲一反“高、快、响、硬”的特点，表现为“低、慢、弱、软”。台湾歌星邓丽君的歌即是代表。由此引发了强烈批评：
歌名就不正经。什么《甜蜜蜜》、《初吻》，“情操低下，革命意识丧失殆尽！”
再说，“用的是气嗓子”，“离不开麦克风”，“装腔作势勾引青年”!
更何况，邓丽君竟然重唱30年代的汉奸歌曲《何日君再来》，是可忍，孰不可忍？
典型的批评就是：“有少部分青年人没有理想，对祖国的前途也失去信心，思想空虚，就寻求精神刺激，某些海外流行歌曲正投其所好。”
在人人喊打的氛围中，《北京晚报》于1980年7月28日发表文章说，《何日君再来》实际上是进步电影《孤岛天堂》的插曲，是鼓舞抗日青年上前线的歌曲。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乡恋》的争论发生了。
《乡恋》是一首怀念故乡的抒情歌曲，是中央电视台1979年录制的风光片《三峡传说》的插曲。谁知《乡恋》流行开来，却变成了罪孽。由于这首歌温情款款，又使用了轻声、气声，有些人就将其归入“低、慢、弱、软”的港台流行歌曲一类，说“格调低下”，是“黄色歌曲”。长达一年多报刊上大量发表对《乡恋》的批评文章。有的说《乡恋》“嗲声嗲气，矫揉造作”；有的说《乡恋》“同咖啡馆、酒吧间、歌舞厅、夜总会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娱乐生活是一个味道”；还有的文章对演唱时离麦克风的远近、喘气次数的多少、乐器的伴奏等一一提出商榷。李谷一从受人欢迎的“歌坛新秀”一下子变成了“黄色歌女”，变成了“大陆上的邓丽君”。有文章甚至说她是“资产阶级音乐潮流和靡靡之音的典型代表”，是“腐蚀青年人的罪人”。
在第四届全国音乐创作会议上，对《乡恋》展开“杀气腾腾”的围攻。李谷一也被要求交代为什么要这样唱，李情绪激动地说：“说我拼命地学港台歌星，我在怎么学？我的工资只有四十九块五，连一台录音机都没有，忙得又没有时间，拿什么去学？我在《乡恋》中主要用的是轻声，不是气声，能不能搞清楚了再批！我在《绒花》中用了轻声和气声，为什么用？我想到革命先烈为了解放全中国付出鲜血的代价，他们的精神感动了我，这是表达感情的需要。我唱的歌有歌颂领导的，有赞美军民关系的，有表现兄妹之情的，有歌唱祖国山河的„„说我是黄色歌女，我的歌黄在哪里？”
在一片批判声中，支撑着《乡恋》创作人员的是热心的观众和听众。1980年夏天，就在《乡恋》遭到猛烈攻击的时候，李谷一来到天津演出。那天节目单上没有《乡恋》，到谢幕时，情切切的观众大声喊“《乡恋》！《乡恋》！”李谷一演出所到之处，观众无不表现出对《乡恋》的巨大热情。
用音符体现政策、用旋律区分路线的时代逐渐淡出。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一届春
节联欢晚会，成为《乡恋》解禁的日子。
不光是《乡恋》，连港台流行歌曲也渐渐为民众接受，在20世纪80年代日益红火地传播开来。
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2008年5月12日发表王宏甲的文章《歌声启蒙——纪念邓丽君》。文章说，邓丽君的歌声传播的是浓浓的中国情怀、中国生活、中国人传承悠久的价值取向。她的歌声在1978年后那一段特殊岁月给了人们一种启蒙。“她创造的中国艺术形象，播扬的始终是人类情感世界的真善美。”
《交锋三十年》全书充满了这样的小故事大争论，读者可以理解，每一次历史点滴的进步，都是各方力量艰苦博弈的过程。也正是有了一次又一次的小成果的累积，让我们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三十年过去了，有人开创它，有人记录它，都是为了指向更美好的未来。
那么未来的中国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能不能从这三十年的历程中梳理出一些有用的线索？纵览《交锋三十年》，人们的利益趋向于多元，三十年的改革塑造了一批有独立思想并且能够为群体利益积极争取的人，他们将是未来中国舞台上不断的闪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