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锋三十年: 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读后感
历史见证人的现身说法，往往给人的印象是真实。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了不少“亲历、亲闻、亲眼见证”的“三亲”著作。大学以来，喜欢上了凤凰卫视，喜欢它的真实、深刻、简约不简单。因此一知道本书的作者马立诚先生曾任凤凰卫视评论员，立刻毫不犹豫拜读了起来。
歌曲《春天的故事》唱到“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1978年至2008年，这是神话般的三十年。把这本《交锋三十年》翻开，一行一行读过去，顿生沧海桑田之感。马立诚先生，自1978年进入新闻界，所经历的，正好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缩影。《交锋三十年》中，马先生用有别于官话套话的表达方式讲述了亲身经历的改革，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打开了另一个观察三十年历史的视角：比如五个1号文件出台的来龙去脉，比如私营企业家能否入党的激烈争论，比如邓丽君演唱的是不是黄色歌曲……
《交锋三十年》全书充满了这样的小故事大争论，从中不难看出，每一次历史点滴的进步都是各方力量艰苦博弈的过程。正是有了这么一次一次的小成果的累积，中国才能在改革开放后稳步向前发展，国人的信心也在逐步增加。三十年过去了， 有人开创它，有人记录它，但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指向更美好的未来。那么未来的中国可能会是什么什么样子呢？我们能不能从这三十年中梳理出有用的线索呢？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中，每一天，每一小时，甚至每一分钟都会发生改变。大到斗转星移，一个国家名族的盛衰兴亡，小到每个人的改变，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塑造下，已经使人们的利益趋向多元化。从观念之争到利益之争，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冲破个人崇拜，第二次冲破计划经济崇拜，第三次冲破所有制崇拜，马先生认为，凡做事贯穿适中的一条主线。 在西方国家，左是激进的代名词，右翼执政，左翼只能成为提倡社会改革的激进派；而到了中国，一些事情似乎颠倒了过来，共产党长期执政，左派成了保守派，右派倒成了提倡经济改革的激进派。
有些人弄不清楚中国的左与西方的左是什么关系，说白了，中国的左在西方叫做极左，中国的右在西方叫做中左，中国的资本家代言人在西方叫做右翼。中国的左右交锋，其实主要是激进与保守的争锋。激进的是要求进一步放开市场，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保守的是要限制市场，维护社会主义原则。当然，后来又出现了另一种的说法，实行市场经济以来，反对现有市场弊病的成为激进，要求维护现有市场政策的成为保守。 中国的左与右，保守与激进，已经随着时代的变化被赋予了太多的中国特色，实在不是很容易界定清楚。因为我们的党是人民党，这两派共存于一个党内，都以“人民”代表自居。究竟哪一方才是正确，哪一方才代表着“人民”的利益，相信不同的“人民”会有不同的认识。现在中国人民已经出现了分化，新兴的民族资本者与中国的廉价劳力都被称作“人民”。
在早期，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浓厚，而越到后来，利益的较量越来越突出，思想纷争和利益诉求纠结在一起，情况也越来越复杂。前三次争论，因为有伟人在，可以一锤定音，而在今天，众生喧哗莫衷一是。这样一种从单纯到复杂，从思想到利益的变化，其实与人们的生活感受是符合的。80年代是理想主义时代，是诗歌的时代；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人们越来越功利，即便有梦想也与诗歌无关了，甚至也与真理无关了。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第一次大争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双方的较量从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展开，有人说是从哲学开头，有人说是文章救国。今天的人回忆起来，也许会惊异于那时候一篇篇文章的震撼力。因为在今天，实际利益的纷争渐渐成为了焦点，人们对哲学与文章的兴趣与注意力减弱了。”
改革都是由大胆说到小心做，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改革其实是从政治体制改革开始的，意思即是从粉碎四人帮到突破两个凡是以及相应的权利调整开始的，这话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上述作为只是拨乱反正，恢复秩序，似乎还谈不上改革。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从邓小平1980年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开始算起，而马先生也为此专门写了一节，即“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道闪电”。时至今日，这篇讲话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邓小平把政治上的种种弊端归结为制度问题，这一高度后者尚未超越。作者称，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专门报道。讲话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和主要内容，并且就改革的具体操作和突破口提出了设想，理论界普遍认为这个讲话拉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
另外，从本书所提供的线索，也可以看出关于各种社会现象或者路线选择的讨论，关于《乡恋》的争论就很有代表性。现在的影视圈叫做“娱乐圈”，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很少知道改革开放初期，一首歌曲或一部电影很可能就是政治大事件。 《交锋三十年》中披露，曾经围绕李谷一唱的《乡恋》、刘晓庆的自述文章《我的路》以及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黄土地》，先后发生了三次争论，其中以《乡恋》的争论最激烈。作者本人是《乡恋》、《我的路》和《黄土地》的支持者，不免和同
事
闹
得
脸
红
脖
子
粗
。
打开国门之初，港台流行歌曲伴随着砖头式录音机和盒式录音带进入大陆。这些流行歌曲一反“高、快、响、硬”的特点，表现为“低、慢、弱、软”。台湾歌星邓丽君的歌即是代表。由此引发了强烈批评。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成为《乡恋》等港台流行歌曲解禁的日子。 不光是《乡恋》，连港台流行歌曲也渐渐为民众接受，在20世纪80年代日益红火地传播开来。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2008年5月12日发表王宏甲的文章《歌声启蒙——纪念邓丽君》。文章说，邓丽君的歌声传播的是浓浓的中国情怀、中国生活、中国人传承悠久的价值取向。她的歌声在1978年后那一段特殊岁月给了人们一种启蒙。“她创造的中国艺术形象，播扬的始终是人类情感世界的真善美。”
最后再来看作者的立场及论述手法。春秋笔法，在褒善扬恶，我承认本书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这一点。书中几乎每一篇涉及到对手的文章，都是欲抑先抑，见不到半点儿恶语，却把对手“丑恶”暴露无遗。都说文心周纳，此话看来不假。作者唯恐给对手作免费宣传，除了为问题展开不得不点出对方名字之外，从不肯浪费一笔一划指出名字来。与之相反的是，每逢己方阵营人士出现，介绍的详详细细，生恐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宁可写出日本首先吉田康茂，宁可不惮其烦点到“蛇口**”参与者，包括那些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宁可一次又一次提到傅天琳、杨炼这些不为大众所熟知的人士，却不肯指明到底是谁在反对“星星美展”，谁在抵抗私营经济，哪个又在挑战邓小平……改革派人士皆是人中龙凤，反对派和质疑者全是一个个模糊的身影。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竹立家。竹立家先生曾经认为改革共识已经破裂，后来转变过来。作为同一阵营之内，作者显然并不满意竹立家先生当时的消极情绪，于是一开始就引用他的话说：“我从不看电视，但关于大国崛起的话题可以说几句……”随后又讽刺道：从不看电视的竹立家却知晓天下事。这是全书中唯一一处欲扬先抑的地方。
于是，改革者形象“高大全”，他称之为左派的人士成了一股神秘、顽固而又无处不在的阴谋力量。改革者步履维艰，甚至冒着杀头的危险；左派无时不刻搞着破坏改革开放的阴谋，像一个幕后黑手，更是一暗黑势力。正像作者为吴敬琏辩护一样，左派以往的正直正义光明形象完全改观！作者一方面指出，改革者对旧思想旧体制的突破是可歌可泣的，胡耀邦、赵紫阳、孙长江、袁庚、刘心武、朦胧诗作者群等等对旧有一切的冲击是毫无疑义、完全合法；而左派对改革开放的质疑是根本不可忍受的。作者说道：我真不知左派为何有那么大的勇气和力量，敢于一次又一次挑战最高权威。殊不知当年改革者正是从挑战权威开始的。
纵览《交锋三十年》，人们的利益趋向于多元，三十年的改革塑造了一批有独立思想并且能够为群体利益积极争取的人，他们正在中国舞台上不断地闪现着，书写着共和国的今天。今天，三十六年过去了，期间有人在开创，有人在记录，我们正踩在前人的脚印上学习。以史为鉴，学着总结，学着创造，学着拥抱新中国更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