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汉语在发展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外来文化的精髓，这主要表现在词汇上。本文简要论述了古代汉语词语对佛教的吸收的三个主要途径，指出中国古代汉语言与佛教有着极深的渊源。
关键词：汉语
词语
佛教
我国古代有仓颉造字之说，见之于《吕氏春秋·君守》；《汉书古今·人物表》则说明仓颉是黄帝的史臣；民间传说更把仓颉神话，说他有四只眼睛；《说文解字》则说仓颉是受鸟兽足迹的启发而创造出了文字。由文字而构成词汇，再形成语言，便成为汉民族精神文化的载体，延续至今。可以说汉语言是构筑灿烂中华文明的基石。
汉语的发展，也是不断吸收融合别的文化因素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汉语的表意功能越来越强，思想内涵越来越丰富、深刻。在汉语发展史上，有两次大规模的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融合的过程，一是近代由对日本文字的转译而吸收、接受西方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现代汉语的诞生；另一次就是本文主要论述的古代汉语词语对佛教文化的吸收融合。根据统计，佛教的传入为中国增加了三万五千多个新的词语。而正如梁启超所言：“夫语言，所以代表观念也，增加三万五千语，即增加三万五千个观念也。由此观之，则自译业勃兴后，我国语实质之扩大，其程度为何如者。”自汉代译业初兴到宋代大规模译经活动结束，近一千年间经过像竺法护、昙无竭、道安、鸠摩罗什、慧远、菩提流支、玄奘等大师的先后努力，佛教文化被整体移植到中国。早期的翻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是固有名词音译，抽象名词大多沿袭中国旧有词汇，尤其是借用老庄者为多，如道安法师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之说就是注重解决佛经翻译中的“当代化、地域化、大众化”的问题；但随着译经业的逐渐发达，为准确翻译佛经的义理，译者结合汉语特点及佛经义理，创造出了大量新词语；而且随着佛教逐渐融入中国文化，在日常交际与活动中，也出现了大量与佛教相关的词汇。到宋代赞宁便在《宋高僧传》里总结出了翻译“六例”，如方立天先生所说：“六例总结了汉译佛典的来源、语本、翻译方式和译文差异，区分了译本的语言类别，表现了中国佛教学者对翻译中语言问题的重视。”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古代汉语，对其整体面貌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
汉语词语对佛教的吸收主要有以下途径：
直接自佛教经典撷取
汉民族文化以儒家为代表，与古代印度以佛教为代表的文化相比较，汉民族偏重于现实人生的建设，对精神的超越需求不是很强烈，所以反映在语言上非常朴实，相对而言缺乏想象力。佛教经典的输入，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汉民族的思维想象空间。随着隋唐时代佛教在社会上影响的日渐深远，许多佛教经典中的词语输入进了汉语词语系统之中，尤其是几部普及较广、影响较大的经典，像《楞严经》、《法华经》、《维摩诘所说经》等等。
《楞严经》卷四中，佛陀让25位圣者各自讲述自己的悟道经验，以便使后来“行者”能够“于一门深入，入一无妄，彼六知根，一时清静。”这一句话中就有两个成语“一门深入”和“六根清净”进入汉语言词汇体系，当然其含义是随着在社会上的应用而逐渐“世俗化”的。该卷还有“爱河干枯，令汝解脱”的说法，“爱河”一词是佛经比喻极其丰富的表现，但中国人却不愿使之干枯，便创造出了“永浴爱河”之类的词语，用于表达对新人的祝福。该书卷八还有“我无欲心，应汝行事，于横陈时，味同嚼蜡。”“味同嚼蜡”是一个想象力非常丰富的比喻，借用到汉语中就成了比喻内容枯燥乏味到极点的意思了。
《维摩诘所说经》第一品中赞扬各位菩萨功德时说：“众所知识，为护法城。受持正法；能狮子吼，名闻十方；众人不请，友而安之……为大医王，善疗重病，应病与药，令得服行。”其中有多个成语进入汉语词体系：“名闻十方”、“不请之友”、“应病与药”还有“狮子吼”。本来“狮子吼”是说诸佛菩萨能够以妙法降伏一切外道邪说，后来苏东坡写了一首诗歌赠给朋友“龙邱”居士：“龙邱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柱杖落手心茫然。”“河东狮吼”借用此处“狮子吼”的部分含义，说朋友妻子声音特大，对丈夫管教很严，后来便成为妒悍妇女的代名词。
《法华经方便品》中说：“如是妙法，诸佛如来时乃说之，如优昙钵花，时一现耳。”后来便出现了“昙花一现”一词。在该品中还有“若于旷野中，积土成佛庙，乃至童子戏，聚沙为佛塔，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其中“聚沙成塔”后来比喻积少成多。“女大十八变”则是《法华经》八岁龙女转眼成佛故事的借用。
《百喻经》中衍生的成语也很多，像“一厢情愿”、“空中楼阁”等，都是由佛陀讲述的譬喻故事而变成成语的。另外像“盲人摸象”、“井中捞月”、“认贼为子”、“不即不离”、“一瓣心香”、“一心不乱”、“自作自受”、“自欺欺人”、“无恶不作”、“金口难开”、“不知不觉”、“不可思议”、“不二法门”、“泥船渡河”、“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唯我独尊”、“放下屠刀”等等，都是直接撷取自佛教经典。这些词语都或多或少偏离了佛经的本意，但丰富了中国语言的表达方式和思想内涵却是不争的事实。
由佛教观念演变而成
佛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思想体系，它的很多观念随着佛教在古代中国社会的普及而逐渐为人们接受。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接受思想与接受语词是一个同步的过程。于是很多佛教特有的名词进入汉语词语体系当中。如佛教基本思想是讲“缘起”法的，于是像“因果”、“缘分”、“有缘”、“随缘”、“广结善缘”、“报应”等词语，都成为中国民间常用的词汇。
关于时间，佛经中常常用“劫”来计算。因为佛教用“成、住、坏、空”四劫来说明宇宙世界从成立到破坏的过程，其中“住劫”中有“饥馑、疾疫、刀兵”三小灾，在“坏劫”中有“水、火、风”三大灾，所以在中国语言系统中，常常用“劫”来表示“灾难”，比如“浩劫”、“在劫难逃”、“劫后余生”、“逃过一劫”等等。而极短时间佛教则用“刹那”表示，一刹那大概有几百分之一秒，因为人的一个念头从生起到谢灭就有九十个刹那，而一刹那人的念头又有九百次生灭。据此汉语言就有了“一刹那顷”、“刹那间”、“一念之间”、“一念之差”等语词。
关于空间，佛教有“三千大千世界”的说法，“大千世界”现在是说形形色色的人世间景象了。另外像“十方世界”、“娑婆世间”、“森罗万象”等都是由佛法观念演化而来的。
关于生命，佛教有六道轮回之说，根据各自的生命特点，像“轮回”、“菩萨心肠”、“慈悲”、“修罗场”、“饿鬼投胎”、“人间地狱”等词语纷纷诞生而进入汉语表意体系。
佛法的修持自成完整体系，像“注意”、“留心”、“三昧”、“方便”、“一念万年”、“一心一意”、“心猿意马”、“抖擞”、“忍辱”、“精进”、“勇猛”、“神通”、“入流”、“道具”、“忏悔”、“解脱”、“五体投地”等等都可以说是这一体系古人修行习用的词语，进入世俗社会后随应发生变化而成了现在的含义，其中很多意义变化还很大。如“三昧”本指修持中的禅定境界，现在引申为事物的妙处或诀窍；“抖擞”是指僧侣用“头陀行”来断除烦恼执著，如同抖去衣服灰尘一样，故称“抖擞”；“入流”本指初入圣人之流；“道具”本是指僧侣随身携带的资具，如“三衣”、“坐具”等。
另外像“妄想”、“烦恼”、“罪过”、“习气”、“绝对”、“相待”、“普遍”、“极乐”、“谛听”、“戏论”、“手续”等都是佛法观念日渐“世俗化”而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中了。
在佛教传播过程中产生
中国禅宗应该是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为标榜的中国禅宗，却留下了数量极为庞大的禅宗语录，而且大都在当时社会上影响极大，禅师的机锋及开示可以说都是汉语极为灵动的应用，由此也产生了大量的词语流传到社会语义系统中来。如“江湖”一词唐代是指江西和湖南，因为当时江西有马祖道一，湖南有石头希迁，此二人为大禅匠，学人多参游两位大师门下，便简称为“走江湖”。又如辑录禅师语录的《五灯会元》中就有很多语词广为流传而进入汉语词汇系统。如该书《育王德光禅师》卷便有“七手八脚，三头两面，耳听不闻，眼觑不见，苦乐顺逆，打成一片。”，其中“七手八脚”、“打成一片”现在还用，当然意义有很大变化；该书十二卷还有“埋兵掉斗，未是作家，匹马单枪，便请相见”的说法，“匹马单枪”语义也有很大变化；“拖泥带水”出自该书十六卷“护圣不似老胡拖泥带水，只是见兔放鹰，遇獐发箭”。
其他像“单刀直入”、“心心相印”、“火烧眉毛”、“回光返照”、“一刀两断”、“入海算沙”、“灰头土脸”、“一丝不挂”、“本来面目”、“水到渠成”、“雪上加霜”、“同床异梦”、“隔靴搔痒”、“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骑驴觅驴”、“水涨船高”、“当头棒喝”、“头上按头”、“鹦鹉学舌”、“头头是道”、“衣钵相传”、“佛头著粪”、“开花结果”、“自家活计”、“腊月三十”、“美食不中饱人吃”等等词语都由禅师创造，随语录传播而影响扩大进入汉语词汇系统。
佛教传播到民间，逐渐进入百姓生活，于是很多关于佛教的俗语、谚语大量出现，可见当时佛教在古代庶民日常生活中有重要分量。如“佛要金装，人要衣裳”、“无事不登三宝殿”、“临时抱佛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与人方便”、“送佛送到西天”、“佛度有缘人”、“消灾延寿”等，都是佛教在民间传播时而产生的。
另外佛教在传播过程中由僧众讲法时灵活运用一些词语，而增加、改变了这些词语的含义，如“商量”本来是指商贾买卖物品时互相议价，后来被禅门引用成今义；“老婆”本意为老妇人，佛门慈悲为怀，大开方便法门，与心肠慈软、话语啰嗦的老妇人有类似之处，故称“老婆”，“到家”在禅宗里指的是识见本性，达到开悟的境界。如《五灯会元》卷十七记载：（黄）庭坚问：“和尚得恁么老婆心切？”晦堂答：“只要公到家耳！”这是禅宗对古汉语词语的活用。
其他像“棒喝”、“头头是道”、“火烧眉毛”、“安身立命”、“和光同尘”、“瓮中捉鳖”、“以毒攻毒”、“逢场作戏”都是禅宗的“同行语”，经过佛教的改编而丰富了词语的含义。每一个词语都有它产生、使用和消失的历程，更多的词语在此历程中有着意义方面细微的变化。而禅宗文献中类似这样的口语用例，为现在我们考察语词的历史演变提供了大量的材料。所以讲汉语文献学也是离不开佛教史籍的。
另外中国禅宗“不立文字、不离文字”的风格，创造出的机语、玄言、公案、偈颂、话头等“互相重叠、交叉的语言类型、方式，构成了一座灿烂辉煌的语言殿堂，令人眼花缭乱的语言迷宫。可以说，禅宗把中国的艺术语言推向了一个新的顶峰，禅宗语言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艺术语言的宝库。”
其他像对中国音韵学发展的推动、对文体形式改变的影响、对唐宋诗歌意境、明清小说内容的开拓等等，也都是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对汉语的发展的巨大影响之所在。
主要由上面三种途径，大量佛教用语进入汉语词汇系统，对古代汉语乃至现代汉语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一变迁过程中，佛教词语的“浅化”、“世俗化”是不可避免的，即很多词语在日常生活运用时逐渐失却其本义，而被世俗含义所代替。其中不乏被误用者，如“涅槃”本是指烦恼消除后的实相觉悟境界，现在却成为僧人死亡的代名词了；“空”与“无我”本来指的是世间万物包括自身都没有永恒不变的“自性”，只是一时的因缘汇聚而成的现象，但现在一般就理解为什么都没有了，并为此感到恐惧而无法接受这种思想或认为消极。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参考书目：
[1]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C].《饮冰室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星云大师.《佛教》
（八）[C].台湾：佛光出版社，1997。
[3]于谷.《禅宗语言与文献》[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
[4]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张云江，男，四川大学宗教所2002级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佛教学者陈兵先生，已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随笔十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