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ngry for your love 那是在1942年的一个漆黑而寒冷的冬天，与在纳粹集中营的其他日子里一样没有任何区别，裹着破布，在冬日里瑟瑟发抖，依然无法相信这噩梦般的一切。我只是一个年轻的男孩，我应该和朋友们一起玩耍，一起上学，憧憬美好的未来，长大，结婚，有一个属于我的家庭。但是，对于眼前这一切来说，那些都是梦而已，我不再向往他们。取而代之的是，我即将死去，自从我被从自己的家乡带着这来后，每天每小时都苟延残喘，我明天还会活着吗？是否今晚就会被带进毒气室呢？
我在铁丝网附近来回走着，试图让瘦弱的身体暖和起来。我很饿，已经记不起来何时有饥饿感了。可以吃的东西似乎只是一个梦而已。每一天，随着我们中人数的减少，那些过去的欢乐时间似乎仅仅是一场梦而已，于是我陷入了越来越深的绝望当中。突然，我注意到，一个年轻的女孩正经过铁丝网的那端。她停住脚步，用一双带有哀愁的目光看着我，似乎她也想告诉我，她理解我的处境，但是不晓得为何我会在这里。我想把目光转移开，她这样看着我让我感到慕名奇妙的羞愧，但是，我又无法转移我的目光。就在那时，她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了一个红苹果，一个漂亮的，闪着红光的苹果。啊，从我上次见到它已近很久很久了！她警惕的左右环视了一下，然后面带着胜利的微笑，将苹果扔过了铁丝网。我跑着接种到了苹果，用冻的发抖双手紧紧握住它。在我死亡的世界里，这个苹果所传递出的的正是生命和爱。我抬起头，注视着那个女孩消失在远处。
第二天，我无法控制住自己，在同一时间，来到了靠近栅栏的地方。是我疯了，希望她能再次出现吗？当然，就在此处，我必须抓住任何微小的希望，因为她给了我希望，所以，我必须要牢牢抓紧它。
她当真再次来了，并且，再次给我带来了一个苹果，面带着微笑，将苹果扔过铁丝网。
这次，我接住了苹果，并且把它举起，以便能让那个女孩看到。她的眼睛在闪烁，是在同情我吗？或许，但是，我不敢肯定。我只是感到这样注视着她是如此的幸福。第一次，时间是与此之长，我可以感到自己的心随着激情而起伏。
七个多月，我们就是如此相见。有时，我们也会交谈几句；有时，仅仅是一个苹果。但是，她所给我的东西远胜过我的肚量，但是，她，是来自天堂的天使。她是在滋润我的灵魂。但是，不知怎么的，我感觉到我也在滋润她。
一天，我听到了一个可怕的消息：我们要被运往另外一个集中营。对我而言，这将一一个结束，并且，很明显，是对我和我的朋友。
第二天，当我再次问候她时，我的心都快要碎了。我实在不想说什么，但是又必须得说：“明天不要再给我苹果了，”我对她说。“我将被送往另外一个集中营，我们将无法再次相见了。”在我无法控制自己之前，立刻转过身，我跑着离开了铁丝网。我不能回头，如果我做了，我知道她会看到我满脸泪水的站在那。
无数个月过去了，噩梦仍然继续。但是，那个女孩的记忆，支撑着我，度过那些恐怖，痛苦和绝望。一次次的，在我记忆中，我看到了她的脸，她善良的眼睛，听到她那轻柔的声音，品尝着那些苹果。
然而，就在那天，噩梦结束了。战争结束了。我们中的那些依然幸存的人获得了自由。我已经失去了所有对我来说一切珍贵的东西，包括我的家庭。但是，我依然有关于那个女孩的记忆，一个带入我心灵的，给了我信念继续前景的记忆，就在我即将回到美国，开始我崭新生活时。
许多年过去了。在1957年，我居住在纽约市，一个朋友劝说我和他的一个女朋友一起去狂饮一番。不情愿下，我同意了。这个女人名叫Roma，和我一样，她也使移民，所以，在这点上，我们至少是一样的。
“战争期间你在哪？”她轻轻地问我。在那些年里，移民之间互相问问题是需要技巧的。
“在德国的一个集中营里，”我答道。
Roma的眼神是如此的深邃，如同她记起了一些痛苦而又甜美的事来。
“怎么了？”我问道。
“我只是想起了过去的一些事情，Herman，”Roman忽然用一种非常柔软的声音解释道。“你想，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时，我就住在一个集中营附近。那里，有一个男孩，他是一个俘虏，并且在相当长了一段时间里，我天天去看他。我记得我常给他带苹果。我将苹果扔过铁丝网，那时，他是如此高兴！”
Roma大声叹息道，然后继续。“很难形容我们对对对方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毕竟，我们当时太年轻了，我们只交谈过几句，但是，我敢肯定的告诉你，那里面饱含着很深的爱。我猜测，他像其他人一样已经被杀死了，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去想那些，所以，我还是试着去回忆他，因为他是那些赋予我们几个月里一同度过的人。”
随后我的心怦怦的直跳，我感觉它快要跳出来了。我直视着Roma，问道，“那么，那个男孩是否说过，‘明天不要再给我苹果，我将被送往另外一个集中营。’了吗？”
“是的，怎么了？”Roma用颤抖的声音回答道。
“但是，Heman，你怎么知道那个的？”
我握起她的手，回答道，“因为我就是那个男孩，Roma。”
接着，便是许久的沉寂。我们无法将对方从自己的视线中转移，随着时间的消逝，我们透过的眼睛，看到了灵魂，一个让我们曾经深爱的亲爱的朋友，一个从未让我们停驻深爱对方的人，一个我们永远无法停止不回忆对方的人。
最终，我说道：“瞧，Roma，我已经和你分开了一次，不想再和你分开了。现在，我已经自由了，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亲爱的，你愿意嫁给我吗？”
当Roma回答时，我在她的眼睛里再次看到了之前的闪动，“是的，我愿意嫁给你。”我们相互拥抱，这个拥抱我们已经渴望许久了，但是却很难实现，现在，不会再有任何阻碍了。
当我再次找到我的Roma那天算起，几乎40年。在战阵期间，命运将我们带到了一起，给我了希望的诺言，现在，它有将我们重聚在一起，去实现那个诺言。
1996年，情人节那天，我带着Roma，来到了国家电视台的Oprah Winfrey节目，想当着数亿观众的面，告诉她在我心中，每天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亲爱的，当我在集中营里饥饿时，是你给我了食物，但是，我现在依然饥饿，因为我永远也得不到一些足够的东西――那就是你的爱！“
Cro culture negotiation 跨文化谈判在广阔的跨文化交流中，是专业领域中的一种。通过接受跨文化谈判的培训，谈判者和销售人员会比竞争对手有优势。
有讨论提出，文化对跨文化谈判是不重要的。它主张一个提议只要有财政吸引力，它将会成功。然而，对于推进国际业务这是个幼稚的方式。
让我们看一个简明的例子，跨文化谈判训练如何使国际商务人士受益。
在中东，有两个谈判者和同一个潜在客户进行交易。他们两个都有相同的建议和方案。 其中一方忽视了跨文化谈判训练的重要性，并认为他的建议可以说明他本身。另一方进行了一些跨文化谈判训练 ，他/她了解客户方的文化、价值观、信仰、礼节和进行交易、会议、谈判的方法。十之八九，后者将会成功击败对手。这是因为，第一，他们有可能使主谈判队喜欢，第二，他们有能力以一种使潜在结果达到最大值的方法进行更适合的谈判。（他们能够使他们的方法适应谈判，从而尽可能赢得谈判)。
跨文化谈判不仅仅是外国人如何完成交易。它涉及到寻找所有可以影响进程的因素。通过强调这一点,应当提供一些包含跨文化谈判训练主题的简单例子。
眼神交会:在美国,英国和大部分北欧国家,强有力的,直接的眼神交会传达着自信和真诚。 在南美洲，它是一个可信赖的标志。然而,在一些文化中如日本,长时间的眼神交会被认为是粗鲁的,通常要避免它
个人空间和接触:在欧洲和北美,商务人士在交谈时通常会保持一定量的距离。肢体接触只发生在朋友朋友之间。在南美和中东,商务人员喜欢接触并且是亲密的接触。日本或中国,很多情况下,人们在谈话时常保持四英尺的距离。肢体接触只发生在亲密的朋友和家庭成员之间。
时间: 西方社会有很强的时间意识。时间就是金钱，守时是非常重要的。像在日本和中国也是这样，迟到被认为是对对方的侮辱。 然而，在南美洲、南欧和中东地区，准时赴会并没有这种紧迫感的意思。
会见&问候：大多数国际商务人士见面都会握手。在一些国家，异性之间握手并不合适。有些人认为轻轻握手是软弱的表现，而有些人认为强有力的握手是有侵略性的表现。
应该怎么称呼别人呢？是叫名，姓，是头衔呢？是不是先进行一小段闲聊再进入正式议程呢？
赠送礼物：赠送礼物在中国和日本是商务礼仪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然而，在英国和美国却有着负面含义。在哪里交换礼物，一个人是否应该赠送丰富的礼物？他们总是被回赠吗？礼物是否需要包装？是否需要避开某些数字或者颜色？
上述所有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都影响着跨文化谈判，并且这些因素只能通过跨文化培训去了解。在错误的时间做错或说错事情，沟通不畅以及对跨文化的误解，这些都会产生有害的后果。
在关注跨文化谈判形式和技巧差异之前，需要将跨文化谈判培训的基础建立在对国外商务礼仪和方式的理解之上。
在进入跨文化谈判之前，我们需要考虑三个互相关联的方面。
关系基础：在大多数欧洲和北美地区，生意就是合同性质。个人关系被当做是不健康的因素因为个人关系可能使客观性变得混乱和复杂。在南美和大部分亚洲地区，业务是个人的。只有伙伴关系是他们所知道的能使他们相互信任并感觉舒服的因素。因此开展业务之前投资建立关系是必要的。
谈判信息：西方企业文化把使用数据和事实清晰的呈现和理性的讨论商业计划放在重要的位置。其余企业文化依靠相似但有差异的信息。举例，视觉和口头沟通南美企业更喜欢用
演讲或者地图，图形和图表来呈现信息。
谈判风格：我们着手谈判的方式由于文化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例如,在中东，人们谈判时可能同时讨论多个问题，而不是依次讨论不同的主题。南美人在谈判时则是表现得绘声绘色。日本人会进行团队商议，并且会基于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做出决定。在亚洲，通常是由最资深人士或一家之主对事情进行决策的。在中国，谈判代表在如何获得让步的艺术方面培训得很好。在德国，因为需要信息分析和深度的数据统计，所以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做出决定。在英国，可以施用压力策略和实施期限的方式达成协议，而在希腊这样只会适得其反。
很显然地当接触到跨文化谈判时需要考虑一些因素，通过跨文化谈判的训练，给予业务人员能帮助他们准备业务陈述和有效推销的适当知识。（帮助他们提升自己再谈判中的表现，提高自己的销售业绩）。通过调整你的行为和接近谈判的方式，你一定会成功的最大限度地发挥你的潜力。
Here is newYork 对于任何企求这类离奇奖赏的人，纽约会送上两件礼物：孤寂和私密。正是这种大度解释了城市人口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存在，因为曼哈顿居民中多的是异乡客，他们背井离乡，到这儿来寻求庇护，或实现抱负，要不就是追求别的什么大大小小的目标。得以向人送上如此不成其为礼物的礼物，乃是纽约一种谜一般的特质，它可毁掉一个人，也可成全他，很大程度上全看此人运气如何。不愿交好运的人可别来纽约居住。
纽约把艺术、商业、体育、宗教、娱乐、金融融于一炉，将角斗士、福音布道牧师、赞助人、演员、股市黄牛和商贾各色人等推上同一个紧凑的舞台。城市彰显的特点是带有一种无法抹煞的陈年久远的气味，所以不管你坐在纽约的什么地方，你都会感受到伟大时代和荒诞行状的回声，还有那些奇人怪事和业绩。此刻，气温高达华氏90度，我正坐在中城区一家酒店叫人透不过气的客房里，置身于通风井不上不下的位置。房间内外没有空气流动，可稀奇的是我却能感受到周围散发出的气息：此去22条马路就是鲁道夫·瓦伦蒂诺大殓前供人瞻仰的地方；8条马路之外是内森·黑尔的刑场；5条马路之隔有家出版社，就在那办公室里欧内斯特· 海明威曾猛击迈克斯·伊斯特曼的鼻梁；过去4英里，那曾是沃尔特·惠特曼坐着挥汗为布鲁克林《鹰报》撰写社论的地方；34条马路之外是薇拉·凯瑟来纽约时住过的那条街，在那儿她写下了关于内布拉斯加的几部作品；离此一条马路之隔乃是马塞林经常表演丑角的大马戏场；36条马路之外，历史学家佐·古尔德曾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一台收音机踹成碎片；13条马路之外是哈利·索奥射杀斯坦福·怀特的现场；距此5条马路，是我当年当领座员的大都会歌剧院；克莱伦斯·戴的老子清洗罪孽的显圣堂离这儿再远也只须走过112条马路。（就这类轶事拉一张单子可以长得没完没了。）依同理，我此刻置身其中的客房可能不知被多少显贵和在某一方面值得缅怀的人物占用过，其中某些人在炎热又闷塞的下午，同样感到落寞而离群，又满怀各人对于从户外传来的人事影响的敏感。
几分钟前我下楼进午餐，曾注意到邻座（沿墙约18英寸之外）竟是弗雷德·斯通。这儿说的18英寸乃是纽约为其居民提供的人与人之间既联系又分隔的距离。我与弗雷德·斯通的唯一联系是，大概在世纪初吧，我看过他在《绿野仙踪》中的表演。可我们的侍应生因为在近距离接触了一位“绿野人”，同样大受激励，一俟斯通先生离去，便告诉我说，那还是他（指侍者）一个小伙子初来美国而且一个英文大字都不识的时候，和女友初次剧院约会看的戏。演出可精彩啦，侍者回忆道，稻草人，铁皮人。妙不可言！（仍在18英寸之外）“斯通先生吃东西真是好胃口，”侍者若有所思地说，因为跟“绿野”扯上了关系而心满意足，虽说那纽带一碰就断，也算是有缘的参与吧。
纽约把离群索居的礼物和亲历参与的激动混合在一起。比之大多数人口密集的社区，纽约更能使个人（只要你愿意，而几乎每个人都愿意并需要这样）与外界每一分钟发生的所有群众场面、残忍暴行、精彩表演完全绝缘。我坐在这臭气熏天的通风井处已有一会儿，城里可已发生了许多光怪陆离的事件。一名男子妒火中烧，开枪射杀妻子。这样的恶事竟不传社区之外，仅在报上简要提了一笔。我没去赶热闹，我是说打我来此，世界上最为壮观的飞行表演在纽约举行，我没去观摩，800万居民中的多数人也没去，尽管据说观众人数不少。我甚至没听见飞机的轰鸣，除去按常例从这儿通风井上空飞过的一两次西去的商业航班。几艘北大西洋最大的海轮抵港复离港。我根本未予注意，大多数其他纽约人也是这样。 别人告诉我这儿可是全世界最大的海港，滨水码头区长达650英里，从许多域外异国驶来的航船在此停泊。不过来此以后我也碰巧注意过一艘小小的单桅帆船，忽左忽右抢风驶出东河去。那是前天夜里的退潮时分，我正步行跨越布鲁克林大桥。不过，某日午夜，我也曾听到“玛丽王后”拉响汽笛，那声音带着浓浓的离绪，又有期盼和失落的全部苍凉。国际狮子会在此开大会，我可一头狮子都未见到。我的一个朋友倒是见过一位，还把这人的模样告诉了我。（是个瘸子，穿了件西班牙式的短上衣。）在球场和赛马场有最盛大的体育比赛。我没见过一名球员或一匹赛马。州长大驾光临。我听得警笛长鸣，所知也就仅限于此了——18英寸画地为牢的又一明证。一名男子被坠落的屋檐砸死。我与这齣悲剧全无干系，以英寸度量的距离又一次彰显无遗。
我提到这些事情只是为了说明，纽约的结构真是够特别的，可以吸纳几乎任何一件发生在此的事情（不论是从东方驶来的长达一千英尺的班轮，还是一次从西方来的两万人大会），而不使事情强行影响本市居民。结果，一应大事，在某种意义上，都成了市民本人的选择，每个人都过着舒心日子，可以自行选择参与哪一桩盛举，从而节约自己的精神支出。在大多数都市，不论大小，选择往往由不得个人，你身不由己地被拉去参加狮子大会，狮群集会可是件压倒一切的大事，躲也躲不开的。倘有屋檐坠落，那就相当于砸在每个公民的头上，没有谁可以幸免。我有时想，真能砸到每个纽约人头上的大事惟有一年一度的圣帕特里克节大游行了。这场活动渗透到每个角落——爱尔兰人容不得别人不把自己当回事，在全城居民中占了50万，而家中干警察这一行的还特别多。
纽约城把居民与生活隔绝的特质可能只会弱化个体。也许，个人生活在一个这样的社区更为健康：当屋檐坠落，应当感觉就像砸在自己头上一样；当州长路过，至少能见到他的帽子。
我不是在这方面替纽约辩解。在此定居的好些人之所以来这儿，可能仅仅是为了逃避而不是面对现实。但是，不管其含义究竟是什么，这份礼物相当难得。我还相信，这份礼物对于纽约人的创造能力大有裨益——因为所谓创造，部分的意思无非是摒弃大大小小让你分心的事情。
纽约虽说时常给人一种沉重的失落感或被遗弃感，城市却难得显出死气沉沉或一筹莫展的样子，反倒是你总拥有一种希望：越过10条马路搬次家，或是花去 5美元，就能重新焕发青春。许多缺乏独立精神的人依赖城市巨大的多样性和兴奋源，来求得精神上的耐久力并保持振奋。在乡下，青春得以突然重新焕发的偶然机会不是没有 —— 也许是天气的骤变，要不收到一封让你惊喜的邮件。可是在纽约，这样的机会无穷无尽。在我看来，尽管有不少人是由于精神追求过度到这儿来的（这使他们逼着自己离开小城），也有些人是因为精神贫乏到纽约来的，并在此找到了保护或是轻而易举得到了易地取代的报偿。
The hidden danger of seat belts 安全带可以避免乘客在车祸中受伤或死亡，这几乎是常识。但是，约翰．亚当斯最近所做的研究得出了更加复杂的统计数据。当司机系着安全带时，他们开车无所顾忌，更多车祸因此而发生。
座椅安全带固然能降低我们在车祸中死亡的危险，但从统计数据看，情况并不是那么绝对。事实上，据一位研究者说，安全带可能会使人们在驾车时更加肆无忌惮。
对于这个有危险的世界，如果有一件事我们还算了解，那就是座椅安全带可以救命。当然，它确实可以救命。但实际情况通常要更混乱、更复杂。伦敦大学学院的风险专家、地理学荣誉教授约翰·亚当斯早就质疑安全带能保证驾车安全的信条。亚当斯最早开始查看统计数字是早在25年前的事了。他的发现与人们的普遍看法恰恰相反——在18个强制使用安全带的国家，要么交通事故死亡率根本没有变化，要么实际上反而导致了死亡率的净增长。
怎么会这样?亚当斯用风险补偿的概念来解释这些数据资料，这个概念就是：人们往往会根据他们意识到的风险程度的改变来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亚当斯解释说，假设一位司机驾车途中要过一个窄弯道，这名司机是个男青年，那么他会受到自己对以下两方面认知的影响：驾车的风险和驾车的回报。他所考虑的东西可能包括：能够准时上班或准时赶赴朋友的饭局、让同伴对他的驾车技术留下深刻印象、使自己作为熟练驾车手的形象更加巩固。他还可能考虑到自身的安全问题、长命百岁的愿望、对车上年幼乘客的责任感、撞毁自己的漂亮新车或驾驶证被没收的代价。
这些可能的担心也不是孤立存在的。他还要考虑到天气和路况、交通拥挤的程度和所驾车子的性能。但亚当斯说，关键的是这个司机还将根据他对风险变化的判断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如果他系上了安全带，而他的车子带有前、侧气囊和防滑刹车系统，他驾起车来可能会更大胆。
亚当斯强调说，问题就在于自我感觉安全的司机们实际上对其他司机、骑自行车者、行人和自己车上的乘客来说是更大的危险(平均80％的司机系安全带，而同车后座的乘客只有68％系安全带)。风险补偿绝不仅限于驾车行为。亚当斯说，类似的还有表演高空秋千的艺人、攀岩者或摩托车手。如果在他们的安全等式上增添某种安全装置——比如说分别给他们一张救生网、一根保险绳或一个头盔——这个人可能就会试着做些平时认为很愚蠢的技巧性表演。因此，安全带并非简单、直截了当地减少死亡人数，而是对风险和死亡事故进行了更加复杂的再分配。为了说明其中的道理，亚当斯提出人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在方向盘中间安一个尖头的木桩，司机开车时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或者在保险杠上装满炸药呢?这简直是丧心病狂，是的，不过这确实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人们如何根据对风险的判断来调整行为。
日常生活中，风险是不断移动的靶子，而并不像统计数据那样是个固定数字。除了外部因素外，每个人对于冒险都有自己内在的安全尺度。有些人天生大胆而有些人天生谨慎，还有些人是宿命论者，他们会认为，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设计了死亡时间表，预先确定了我们的死期。因此，对驾车风险做任何单一的测算所得到的肯定只是最粗略的基准数据。
亚当斯引用了这样的统计事实作例子：青年男子发生严重撞车事故的概率比中年妇女高100倍。同样，在星期天凌晨3点钟驾车的人比同一天上午10点钟驾车的人死亡风险高出100多倍，有人格障碍的人比一般人死亡风险高10倍。亚当斯说，假如这个人还喝醉了，汇总所有这些因素并分别加以考虑，就会得到一个具有统计性的预测：一位心理失常又喝醉酒的青年男子在午夜驾车，7个小时后一位头脑清醒的中年妇女驾车去教堂，前者发生严重交通事故的概率比后者高270万倍。
问题的要点就在于风险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承担风险所带来的种种回报——无论是财产方面的、身体方面的，还是情感方面的。这正是风险赖以存在的真实的人类社会。亚当斯说，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正如他把近期的一篇博客题目定为《关键的是置人于死地的东西，而不是数字。我们对风险的反应多半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是自发的行为(如戴水肺潜水)、是不可避免的(如公共交通)、还是强加给我们的(如空气质量)；取决于我们认为在多大程度上是我们能控制的(如驾驶)或是由别人控制的(如乘飞机)；还取决于这种潜在危险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好意(如医生的指令)、无意的(如自然因素)或恶意的(如谋杀和恐怖活动)。我们每天要做几十遍风险计算，但是可以确信的是，多数时候人们对风险的计算自然而然或者说是出自本能，以至于我们几乎注意不到我们在做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