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关公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摘要：关公是历史上的名将、文学艺术的典型和神明的三者复合体。关公崇拜最早体现为亚文化的接受形态，集中表现为社会中弱势群体对于强悍的英雄主义的需求和依赖。关公文化的起源与发展，与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有着紧密的联系。关羽报国以忠，待人以义，处世以仁，作战以勇，他身上综合了忠勇仁义的精神，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人们的需要，关羽逐步被神化，成为一种新形象——关公。关公具备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要求，因此他成为了跨时空、跨地域和跨行业人们的一种共同信仰。关公形象的符号化和影响力贯穿古今，在中国社会中产生了丰富而又深刻的信仰力量。 关键词：关公文化，关羽，关公崇拜，信仰，历史
关羽是历史上的名将、文学艺术典型和神的三者复合体。报国以忠，待人以义，处世以仁，作战以勇。一千多年来，关羽的参天大义、贯日精忠及护佑生民的传说故事盛传不衰，直到现代社会，关羽仍旧被人们当成神明一般供奉。关公的崇拜现象不仅盛行于中国，还传播至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海外地区。
关公文化的涵义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并发展的？关公崇拜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本文将会就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一、关公文化的内涵
关公文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精神层面，即凝聚在关羽身上而为万世共仰的忠、义、信、智、仁、勇的思想、道德、精神及其崇拜关公的社会心理，以及关公的典籍和著作、神话与传说等。二是物质层面，即纪念、祭祀关公的庙宇、塑像、陵墓、碑刻、匾额等。前者是关公文化的神，后者是形。形中有神，形神统一，构成了既深刻又生动的完整的关公文化形态。
（一）历史名将关羽
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今山西临猗西南）人。他与张飞同刘备一道起事，协助刘备建立基业，后镇守荆州，为东吴所杀。西晋史学家陈寿撰《三国志》为其立传，着重记载了他的忠义和勇烈。《三国志·关羽传》加上裴松之注只有2000多字，但却给后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三国志》中，关羽、张飞曾被魏、吴双方称为“万人之敌”、“熊虎之将”。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锋。故魏晋南北朝的武将们，都以关羽、张飞自励。
（二）关羽的忠义仁勇
1 1．忠
“忠”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理念，曾参对孔子的思想作的简要概括，就是：”夫子之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也曾说道：“忠者，中此者也。”以“中正平和”为忠。
元杂剧里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观念：“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抱妆盒》）“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梧桐叶》三）就忠而言，他与刘备“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难”。而关羽故事中的“义不降曹”、“辞曹归汉”，以至败走麦城，舍身全忠，也都成为后世所称颂。
2．义
“义”是中国伦理中包含极为广泛的概念，诸如忠义、孝义、节义、恩义、情义、仁义等等。从社会学角度讲，宋代以后影响最大的是“结义”，也就是兄弟之间的“义”。这是突破汉儒血缘宗亲制度，平等相交，同心合志的普遍形式。后世关羽主要是作为“义神”，得到朝野社会各个阶层普遍尊崇。
关羽的一生，正是不折不扣地履行着“上安社稷，下保黎民，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这一誓言，使“义”的表现异常丰富和生动。在清初《三国志演义》的评语中，关公已被崇誉为集儒雅、英灵、神威、义重于一身的重义之人。
许田射猎时企图除掉曹操，表现出对汉室的忠义；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表现出对旧主的忠义；因黄忠马失前蹄而不肯加害黄忠，表现出济困扶危的侠义；华容道上释放曹操，既表现出知恩必报的仁义，又表现出不乘人之危的侠义；秉烛达旦立于户外，则表现出对嫂夫人的礼义，对刘备的忠义和对兄弟的情义；至于他与刘备、张飞的情义，可谓“财贿不动其心，爵禄不移其志”，善始善终，表里如一，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为古往今来朋友兄弟之谊的最真最善最美的典范。
关羽的这些义举，反映着社会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要求，涉及到社会伦理道德的方方面面，有些本来不容易统一的东西却神话般地在关羽身上得到了统一，这就有可能使关羽超越阶级、阶层、集团的某些限制而成为全社会崇拜的人物。
3．仁
仁，是关公文化的又一内容，也是中国伦理学中最重要的范畴，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所谓仁，即爱人。《论语》中写道：“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有仁爱、仁慈、仁厚、仁道、仁义等含义。其基本含义是指爱人之心。
关羽熟读《春秋》，深谙儒家精义，并身体力行，实践了仁的精神。他不仅勇武绝伦，而且宽厚仁慈。《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记述和描绘了关公平生无数 2 的仁义之举，如他善待卒伍，义释貂蝉，在曹营因“二嫂思兄痛哭，不由某心不悲”而落泪，等等。
《三国志·吴主传》记载，曹操在赤壁大战中，大败于蜀吴联军，战船被烧，“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备、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仓皇逃窜至华容道时，“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伤者甚众”。真是狼狈不堪。曹操动之以情，关公已产生恻隐之心，“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于是便放走了曹操。“云长回身时„„大喝一声，众军皆下马，哭拜于地，云长愈加不忍”，于是“长叹一声，并皆放去”。关公这种仁具有超乎常人的意义，因这已不是对主、对兄、对友的仁，而是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对敌的仁。正如曹操的谋臣程昱所言：“云长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人有患难，必须救之，仁义播于天下。”正是这番话，促使曹操在华容道以旧情打动了关公，从而脱险。华容释曹最突出地表现了关公的仁义之心。这种为了拯救他人，而宁愿牺牲自己的舍己为人之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观看来，无疑是一种十分高尚的“杀身成仁”的“忘我”境界。因此，华容释曹一事被人们看做是表现关公大仁大义的壮举，千百年来受到称颂。
另一方面，关公之仁，也是儒家文化塑造之功。关公被儒家称为“圣人”，与孔子齐名，在儒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经过世世代代的宣扬，关公就演变成为人们理想中的仁义典范，又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文化增添了富有特色的内容。
4．勇
关羽的一生也以勇猛和武艺高强著称，故兵家对其推祟备至。关羽早年于万众之中斩颜良首级；受箭伤后，刮骨疗毒，流血盈盘，而能“割炙钦酒，言笑自若”；晚年水淹于禁七军，降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曹公议徙都以避其锐”。
统帅领兵治军，将校率卒打仗，凡争战之事，都希望自己的将校兵卒武艺高强，英勇顽强，关羽便被树为榜样而尊为武圣。关羽的武勇，被世人称颂至今。《三国志·魏书》中即屡有“关羽、张飞皆万人之敌。”“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则不可犯也。”《吴书》也称“关羽、张飞熊虎之将。”晋代以后，南北朝之武将无不以关羽、张飞自比，以为“关、张之流，万人之敌。”清代史学家赵翼指出：“以上皆见于各史者。可见二公之名，不惟同时之人望而畏之，身后数百年，亦无人不震而惊之。威声所垂，至今不朽。天生神勇，固不虚也。”可知关、张始终以武勇敢敌，为人敬重。
正因为关羽身上综合有忠勇仁义的精神，具备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要 3 求，所以他才能跨地域、行业成为人们共同的一种信仰。中国社会向为多元神祇，无论佛、道两教，或是儒家供奉，民间地域、行业信仰，都颇庞杂。惟有关公能够跨越三教，覆盖全社会，普及城乡，渐至四裔海外。千余年来，关公信仰渐次成为深宫秘祀，文士趋奉；将士诚祷，农家祈求；商界虔敬，行业崇拜；警方护佑，江湖尊神。这与天后崇拜具有明显的地域与行业性质颇有不同。而门神护家，财神佑宝，都体现着关公信仰深入普通民众的特殊性质。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关公文化的推动作用
（一）关公文化与儒家思想
孔夫子生活在春秋时期，是篡弑僭越频繁发生的时期。孔夫子通过删订《春秋》，对那些“乱臣贼子”进行了口诛笔伐。积极鼓吹对上要“忠”。关羽生活在东汉后期，自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已深入人心。正像诸葛亮《出师表》和李密《陈情表》所表现出的那种忠孝思想，可以称之为一个时代的代表思想。
关羽熟读《春秋经》，做事处世完全实践了儒家学说。黄巾起义之后，东汉政权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蔑匠出身的刘备，是汉朝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他企图效法光武帝中兴汉室。关羽与刘备结为义兄弟，视他为汉室旧臣。汉室衰微，孙权占据江东，划地称王。依照儒教经典实属僭越行为，是不尽臣节的表现。关羽十分轻视这样的人物。当孙权派人与关羽约为儿女婚姻时，他断然拒绝了他。这种行为表现，实际在实践儒家的思想。孔子、孟子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哲学思想，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属于言教。关羽虽然不著书立传，却用自己的行协实践儒家的思想，这属于身教。
儒家学说，在唐宋之际，逐渐由一个学派而演变成一种宗教。儒教奉孔丘为教主，以四书五经为主要经典，以忠孝节义为主要教义，以三纲五常为主要诫律。因为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而被儒教徒奉为圣人。战国时期孟子对儒家学说作了重要贡献，而被儒教徒尊为亚圣。关羽是一名武将，没有学术著作，而他用自己杰出的行为实践了儒教教义，被儒教徒尊为关圣。千余年来，儒教徒根据本时代的精神需要，对儒家学说不断作出新的阐释。同时把关羽的形象塑得越来越高大。对关羽的封谥，由侯而公，由公而王，由王而帝。甚至与教主并驾齐驱，称为文圣二圣，列入国家祀典。
（二）关公文化与佛教
佛教是产生于古印度的一种宗教，对社会与人生有着独特的观察与思辩方式。佛教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当时被看作是方术的一种。佛教传入中国时，已经在印度流行了几百年，形成许多宗派。传入中国并不是按宗派源流次第进行，而是大小乘同时拥入。虽然皆自称本经为释迦牟尼亲口所说，但又相互矛 4 盾。智凯担出五时八教的判教，既融合了各宗派的教义之争，又将自奉的《法华经》定为佛教最后所说的经，抬高了本宗派的地位，这是智能凯对本派、也是对佛教的一大贡献。南陈光大年间，智凯游历期间，在当阳玉泉山遥见山色如兰，上有紫云如盖，以为圣地。入山寻之，夜见怪物千状，有大神入美髯者与其谈话，自称汉将军关去长，“感师道行愿，舍此山作师道场，就护佛法”。智凯即对关羽授五戒，使他永护佛法。这个故事是智凯编造出来的，目的在于利用民间关于关公显灵的迷信思想，将关公列入佛教的护法神，促使佛教在民间广泛传播。这就是后世把关公列入伽蓝爷的根据。这就使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了。推动关羽神化的一支重要力量来自宗教，特别是佛教。自汉末至魏晋，佛教徒在积极翻译介绍佛教经典的同时，一直致力于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然而，这一时期尽管出现了许多佛教译经大师，整理了许多教义教规，但始终没能形成本土化的佛教教派。陈隋之际诞生的天台宗，可说是中国第一个本土化的佛教教派。天台宗的创始人智剀以其佛学家的宗教敏感，充分认识到关羽显灵的传说对于佛教本土化的意义。
（三）关公文化与道教
道教是中国古代民间产生的一种宗教。其渊源大体有四个方面：古代的原始宗教与巫术、神仙思想与方术、谶讳学和黄老思想。古代社会，人们把日月星辰、山岳河海和图腾祖先都看作神明，凡遇大事，都要祈祷，由此形成一个天神、地祗和人鬼的神灵系统。道教是一种多神宗教，很自然地承袭了这个系统。
自汉代以来，盐铁官营，盐税是历代朝廷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据《广见录》记载，北宋大中祥符年间，河东解州盐池水减盐水，课税难完。朝廷派入考察，考察者回来汇报说，在解池遇到城隍神。城隍请考察者转告朝廷，盐池减产是 尤作崇。宋真宗派吕夷简到解池去祭祀。祭毕当天夜里，吕夷简梦见一位神人，身着戎衣，怒言天帝命已主管盐池，宋朝皇帝在这里立了轩辕祠，轩辕是我的仇人，我为此而绝了池水。如不拆毁轩辕祠，今后将祸患无穷。吕夷简将梦见的故事上奏了朝廷。大臣王若钦说， 尤属于邪神，信州龙虎山张天师定能为皇上治服 尤。把张继先请来后，他对皇上说：“此事无可忧虑。自古忠烈之士殁而这神，蜀将军关某忠而勇，陛下祷而召之，以讨 尤，必有阴助。”于是张天师焚化符录，祷而召神，一会儿，有美髯者披甲仗剑自空而下朝拜于殿庭，张天师遂向关羽宣谕圣旨：“ 尤为妖如此，今天子欲命将军为民除害，如何？”关羽回答说：“臣敢不奉诏？容臣会岳渎阴兵至，彼并力为陛下清荡之”。忽然美髯人不见了，皇上与张天师肃然起敬。有一天，盐澉这上黑云密布，大风暴至，雷电晦冥，可听得空中金戈铁马声。之后云收雾敛，天朗气清。 5 池水如故，周匝百里。守臣王忠把上述情况向皇上汇报，皇上立刻派人到盐池致祭，且命有司修葺祠宇，岁时奉祭。宋真宗好道教，宋徽宗更迷道教。这个故事是道徒们编造出来糊弄皇上的。事实上，争州盐池自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就干涸减产了。绍圣五年(公元1098年)又被大水浸坏。直至崇宁四年修复后，才创开四千四百余畦。宋徽宗牵强附会，把自然变化与神怪显灵联系在一起，封关羽为崇宁真君，关帝庙主殿从此称崇宁殿。这完全是宋徽宗与张天师导演的一场神话剧。
明代嘉靖、万历二位皇帝信奉道教，封关羽为“协天护国忠义帝”、“天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关帝庙遍全国各地。这些故事穿凿附会，越传越广。在民间，关帝不但被奉为武神、财神，而且具有司命禄、佑科兴、治病魔、驱邪恶、诛叛逆、招财宝等无边法力。宗教本身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关帝的法力正是广大民众所渴望的，因而在社会上受到了广泛的顶礼膜拜。
宋无明清以来，由于三大宗教的共同宣传，关帝信仰已超过了一切宗教、一切神灵。“香火永盛，将与天地同不朽”。宋明理学的发展，使儒、佛、道在思想上能够相互兼容，在教规上相互借鉴，不再排斥对方。自宋代起，各地关帝庙虽多由道士住持，佛教僧徒也往往同住庙内，儒教徒也由国家派遣，前往关帝庙致祭。因此，在关帝庙内体现了全部的中国传统文化。
山西解州关帝庙是现存规模最大的关帝庙，创建于隋代，历经宋元明清历代不断扩建。现在大庙建筑基本是清代遗构，是清朝大兴扩建的最后结果。庙内保留了大批的明代铸铁文物及元明两代的铜铸和木雕关公像，也保存了大批明清两代佛道绘画。至于有关关公的传说故事、戏曲剧目、楹牌匾、宗族谱牒，解州作为关帝的家乡，流传得最广，保存得最多，这些都堪称祖国历史文化的珠宝。
三、关公文化的发展历程
历史上，关公信仰的传播曾有四个中心地带。首先是湖北荆州，此后转移到山西，然后转移到北京，最后转移到江南，在流变过程中地位越来越高，明清时代达到顶峰。明代嘉靖、万历二位皇帝曾封关羽为“协天护国忠义帝”、“天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到了清代，他成了中国的最高神，满族的皇室也经常拜关公，乾隆帝曾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不断地神化关羽。而关公文化具体的发展历程则如下所述。
（一）隋代
一般认为，关羽显灵开始于隋朝。但现存较为可信的资料记载的大都是唐人对关羽的崇拜情况。唐末范摅《云溪友议》即云：“蜀前将军关羽守荆州，荆州 6 有玉泉祠，天下谓四绝之境。或言此祠鬼助土木之功而成，祠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
关羽在民间的最初形象，是以凶悍可畏为特征的。《云溪友议》称：“（荆州玉泉）祠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允敬者则仿佛似睹之。缁侣居者，外户不闭，财帛纵横，莫敢盗者。厨中或先尝食者，顶刻大掌痕出其面，历旬愈明。侮慢者，则长蛇毒兽随其后。所以惧神之灵，如履冰谷。”这是荆州一带的情形。《北梦琐言》记载的关羽亦有相似的形象：“唐咸通（８６０南北朝的门第观念、名士崇拜和隋唐以后的功名追求、恐龙崇拜便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关羽的被神化自有其特殊的社会土壤和条件。
关羽神化首先发生在荆州，这与荆州人民历来信巫鬼、重淫祀的习俗固然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荆州人民对关羽有着特殊的感情。关羽后期一直镇守荆州。这位平民出身的将领“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治军爱民，保境拒敌，带来一方平安，人民深受其惠，也深致敬佩，对于他的突然壮烈遇难，自然感到特别的震惊和悲痛，更加怀念关羽的忠义和神勇，幻想其死有余烈，英灵不泯，希望他的神灵继续庇护一方生灵。于是便有许多传说产生，自发兴建的庙宇出现了，自觉的祭祀活动也开展起来了。不过，这种局限于一地的民间习俗在门阀政治时代是不会为封建统治者所重视的，其社会影响也就有限。而在世俗政治时代，这一习俗很能引起追求功名事业的普通人们的情感共鸣，关羽显灵的传说也就不胫而走了。
（二）唐代
唐五代是完成关羽神化的重要时期。中唐以前，关羽作为神灵受到人们的祭祀崇拜仍然局限在荆州一带。唐代宗时任郢州刺史的郎士元在《壮缪侯庙别友人》诗中说：“将军秉天时，蜀王曾命赵忠义画《关将军起玉泉寺图》，可知四川一带已盛行关羽神像。
关羽在唐末五代虽然成了有广泛影响的神灵，但其信仰主要限于民间，故其社会地位还不高。唐代宗时任郢州刺史的郎士元在《壮缪侯庙别友人》诗中说：“将军秉天姿，义勇冠今昔。走马百战场，一剑万人敌。谁为感恩者，意是思归客。流落荆巫间，徘徊故乡隔。离筵对祠宇，洒洒暮天碧。去去无复言，衔悲向陈迹。”唐时郢州治长寿（今湖北省钟祥县，属荆州地区），原本荆州地界，诗中所云“流落荆巫间，徘徊故乡隔”，说明为关羽立庙祭祀虽盛行于荆楚大地，但还没形成全国规模。作者敬佩关羽的义勇，同时也感叹他流落异乡。唐德宗贞元年间董侹在《重修玉泉关庙记》中说：“惟将军当三国之时，负万人之敌，孟德且避其锋，孔明谓之绝伦。其于徇义感恩，死生一致，斩良擒禁：此其效也。呜呼！生为英贤，没为神明，精灵所托，此山之下，邦之兴废，岁之丰荒，于是 7 乎系。”这里所谈的关羽，显然以历史原型为依据，其所述史实不脱离《三国志》的记载。由于此次重修关羽庙是邑令张僓根据荆南节度使工部尚书江陵尹裴筠的命令进行的，而董侹此记也是奉裴筠之命而作，故记中对关羽显灵的民间传说取谨慎态度，除提到梁末二例外，余皆未及，但从中仍不难发现，当地老百姓对关羽的崇拜已达到很深的程度。人们认为，关羽其人虽死，但神明犹在，“邦之兴废，岁之丰荒”全依托于他。地方政府利用民间信仰来促进文治教化，表明统治者们对关羽文化现象开始予以政治关注。
不过，在唐代将关羽崇拜推进到全国的主要力量仍然是宗教。佛教禅宗北派创始人神秀曾在当阳玉泉山东的楞伽峰南麓建造大通禅寺，以关羽为护法伽蓝神，传法二十余年。神秀晚年被武则天召请至长安，在内道场供养，很得帝王礼敬，有“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之称。由他来推重关羽，自然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至唐末五代，关羽的影响已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对关羽的崇拜也从自觉性信仰演变为强制性服从，关羽神灵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感增大，这是宗教神化关羽的必然结果，同时也说明关羽完成了由历史人物向宗教神灵的演变，关羽成了中华民族所普遍敬仰和崇拜的神灵。唐末范摅《云溪友议》载：“荆州玉泉祠曰三郎祠，即关三郎也。允敬者则仿佛似睹之。缁侣居者，外户不闭，财帛纵横，莫敢盗者。厨中或先尝食者，顷刻大掌痕出其面，历旬愈明。侮慢者，则长蛇毒兽随其后。所以惧神之灵，如履冰谷。”这种崇敬与畏惧不再限于荆州一地，它已遍布全国，成为一种普遍的民间信仰。据《北梦琐言》记载，唐懿宗咸通乱离后，京城长安坊巷就曾讹传关三郎鬼兵入城，使家家恐悚。五代时，蜀王曾命赵忠义画《关将军起玉泉寺图》，可知四川一带已盛行关羽神像。
（三）宋代
如果说隋唐时期关羽主要依靠宗教力量扩大其在人们精神生活中的影响，那么，宋代的关羽则主要依靠最高封建统治者的封赠提高其政治地位，从而加强其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宋代积贫积弱，长期受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武力侵扰，一次次失败带来一次次屈辱，而最高封建统治者又不能励精图治，当他们的政权受到威胁而难以自保时，便请出关羽来号召群众。他们当然不会去进行关宋徽宗崇信道教，崇宁二年（1103年）信州龙虎山道士张继元奏称曾请关羽神灵磔死解州盐池之蛟，并召其现于殿左，徽宗惊掷崇宁钱与之曰：“以此封汝。”世因祀为崇宁真君（《茶香室丛钞》卷十五），关羽便成为道教奉祀的神祇张继元的装神弄鬼无疑提高了关羽在最高封建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但这毕竟不算正式封赠。大观二年（1108年）徽宗正式加封关羽为武安王，立祠祭祀，这是关羽死后首次被封建统治者封王。宣和五年（1123年）又加封为义勇武安王。以后历朝均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封，关羽的地位也不断提高。
（四）明清时期
关羽崇拜达到巅峰，这与《三国演义》成功地塑造了关羽形象以及《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密切相关。
《三国演义》以“桃园结义”开篇，表明了创作者的价值取向。作者对“义”的颂扬，主要是通过成功塑造关羽这一被清人毛宗岗称为“义绝”的典型形象来实现的。在关羽身上，体现了“义”的全部丰富性和生动性，展示了一个既集中传统道德精华又能为明清时期的人们所认同的古代名将的人格力量，必然引起全社会的热切关注。毛宗岗在评论关羽形象时说：“历稽载籍，名将如云，而绝伦超群者莫若云长。青史对青灯，则极其儒雅；赤面如赤心，则极其英灵。秉烛达旦，人传其大节；单刀赴会，世服其神威。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拜华容，酬恩之谊重。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风光。心则赵抃焚香告帝之心而磊落过之，意则阮籍白眼傲物之意而严正过之。是古今来名将第一奇人。”（《读三国志法》）应该说，毛宗岗的评价是全面而深刻的。关羽的“义绝”正是他被社会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方人士所崇拜的根本原因。然而，具体到某一件事，何者为宜，何者不宜，人们的认识理解并不完全一致。君臣有君臣之宜，朋友有朋友之宜，儒有儒之宜，侠有侠之宜，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对“义”的要求也是不同的。然而，关羽之“义”却成功地满足了社会上不同人们的不同要求，关羽俨然成了“义”的化身，也即人们处世行事的楷模。
《三国演义》在描写桃园结义时有一段誓词，词曰：“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这里既有“上报国家”的忠义，又有“下安黎庶”的仁义；既有“救困扶危”的侠义，又有同生共死，充分体现了关羽的忠义仁勇的品质。
（五）近现代及现代
关公文化是一种独特而复杂的文化现象，它贯穿古今，名扬海内外，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充实或更新着自己的内涵。关公文化到现代仍受人们所推崇，特别是近几年来，关公热不断升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关公、纪念关公以及相关的组织团体越来越多。二是各种祭祀活动和研讨活动也越来越多。三是有关关公文化的影视产品、文学艺术产品和文化产业的旅游产品越来越多，现实文化产品种类也越来越多。
地方政府利用民间信仰来促进文治教化，表明统治者们对关羽文化现象开始予以政治关注。建了关庙，关公神像也颇受群众欢迎。海外华侨和华人社团崇拜关羽的热情不减，关庙在东南亚各国仍很普遍，这一切无不说明，对于关羽崇拜这一文化现象的全面认识和科学评价，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十分现实的 9 文化意义。
在香港、澳门以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华人、华侨集中经商的地方，几乎各大公司、各家商号、店铺均敬奉有关公的神像，商民们视关羽为能够招财进宝，庇护商贾的财神，拜关公表达了“以义致利”和讲求诚信的商业伦理追求；香港警察拜“关二哥”，寄托了扶正除邪和精诚团结的职业理想。关公崇拜的兴起发展过程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构建过程的缩影。
总之，关公文化是带有典型宗教崇拜式的中国文化，它的起源和发展，与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有着紧密的联系，儒释道文化更在其中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关公被赋予敬仰，崇拜，伦理楷模，英雄本色的意义和色彩，不仅仅在于关羽这个历史人物忠义仁勇的人格品质，更是因为其实际上是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愿景的一个重要载体。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阶层的人有着不同的追求，人们通过不断地神化关羽使之成为精神寄托的载体，关羽形象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由历史而进入文学，再进入宗教，形成了一个具有特定象征意味和复杂内涵的文化符号，在中国社会中产生了丰富而又深刻的信仰力量。我们只有认清了这一文化现象的来龙去脉，才能正确地评价它，合理地利用它，成功地引导它，以利于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参考文献: [1」三国志通俗演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3」陶宗仪.说邪[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仁
[4](美)N-沃尔斯托夫.艺术与宗教[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5〕金文京.从“秉烛达旦”谈到《三国志演义》和《通鉴纲目》的关系[A].周兆新(编).三国演义丛考[C〕北京:北京 出版社，1995.[6]前将军关公祠志[A].关帝文献汇编:第8册[C].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7〕郑振铎.《三国志演义》的演化[A].陈其欣(选编).名家解读《三国演义》[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8」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9] 郭松义《论明清时期的关羽崇拜》，《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３期 [10](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4 [11] 王齐洲《论关羽崇拜》，《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01期
[12] 薛福成《亡兵享关帝庙血食》，《庸庵笔记》卷之五，笔记小说大观本，
10 [13] 徐珂《以祀关羽愚蒙》，《清稗类钞·丧祭类》，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 [14] 陈寿《关羽》，《三国志》卷三十六，岳麓书社１９９２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