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清正——《观焦裕禄》有感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以身试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一年零三个月，在兰考人民心中，他是永远的书记。一个将自己的名字与生命刻在了这片土地上，让人们口碑相传，永远铭记。在百姓的泪光中，他得以永存。他是这个时代的民族记忆，焦裕禄倾其一生所践行的中华民族艰苦奋斗、自强自立、坚忍不拔的精神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印记，是我们为官做人的楷模。
这是我看完《永远的焦裕禄》之后的感想。
对于很多人来说，焦裕禄是不陌生的。60年代，他“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事迹，通过新华社记者穆青等同志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如春风吹拂，迅速传遍神州大地，可谓老少皆知。然而对于70、80后的我们，对焦裕禄的精神、对那个热血似火的时代并没有切身的体会，我对焦裕禄的事迹最直观的感受也是在观看电影《永远的焦裕禄》之后。
如果只用电影的角度来看，《永远的焦裕禄》这部影片貌似主线不清晰，只是段段地列举了焦裕禄的领导、同事、子女以及宣传、研究焦裕禄事迹和精神的作家、学者的动情讲述，没有波澜起伏的情节，没有一个清晰的大框架。然而这部没有焦裕禄直接演绎一个片段的电影，却通过一句句话的叙述为我们描绘出了一个真实可感，血肉丰满的人民公仆，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古圣贤语赋予了当代意义的共产党人的成长历程，再现了他之所以成为全国人民公认的德政楷模的人生轨迹。 50年前，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颗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他就是全国人民公认的人民的好公仆、县委书记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好榜样——焦裕禄。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文天祥被元军所俘，宁死不降，被囚于一土牢时抒发他赤心为国高尚抱负的两句诗。焦裕禄没有这样豪迈的诗篇，只有他临终前对组织上唯一的要求，就是“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然而，他也和中国历史上一代代先贤一样，用热血和生命诠释了对国家和人民的赤胆忠心。
50年后的今天，经过血与火、发展与挫折、前进与腾飞的风风雨雨，发展到今天，无论是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还是在世界面前的国际地位，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人们面对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击，对物质追求与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酒绿灯红”的腐蚀性，腐朽思想文化的渗透性，以及封建迷信和伪科学的欺骗性，几乎无孔不入地侵入社会。一些正气不盛、“底气”不足的人，纷纷被“邪气”熏得昏昏然，飘飘然，不知其所以然，美丑不辨，正误不分。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吉林省靖宇县原县委书记李铁成主持全县工作15年，全县经济停滞不前，他本人却利用职权大肆卖官敛财。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贪污受贿被带走时，办案人员在其家中发现了上亿元现金，16台点钞机当场烧坏了4台。1999年，兰考第八任县委书记宗家邦酒后脱口而出“提起焦裕禄精神就烦”被媒体曝光，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这些所谓的人民公仆与50年前焦裕禄为民务实、清正廉洁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我想宗家邦作为县委书记那么不懂分寸出此狂言自有他的根由，说明焦裕禄精神确实让他压抑很久，他骨子里是讨厌焦裕禄的，出此与其身份极不相称的狂言，只不过是一种总爆发而已。焦裕禄为了兰考的发展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县委书记学习的好榜样。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至今仍广为传颂，他崇高的公仆形象至今仍为人们深深忆念。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我们的工作中确实有一听到焦裕禄精神就烦的领导干部，因为焦裕禄讲的是奉献，脑子里想的是百姓的冷暖，而他们讲的是如何索取，想的是挥霍与享受。媒体上近来披露高官纷纷落马的宗宗大案要案，就足以证明一听焦裕禄就烦，并与焦裕禄精神背道而驰的人远不止宗家邦一个，而是大有人在。
曾经在网上看到一名学者在焦裕禄逝世40周年之际写下《假如中国有2000个焦裕禄》一文，呼唤中国2000多个县的县委书记都能像焦裕禄一样清正廉洁。对于这种呼唤，有的说：“时代变了，人们的自主意识强了，价值观念也不同了。当年焦裕禄具有的魅力，如今没有吸引力了。”有的说：“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人们只关心个人，焦裕禄那一套不时兴了。”还有的说：“穷日月才需要焦裕禄。如今富了，人心不同了。” 很多年轻人在看焦裕禄事迹时会怀着猜疑的心态，甚至不会去看。
我认为产生这种疑问的人都是没有真正理解焦裕禄精神。尽管现在是一个认真对待权利、尊重个人利益诉求的时代，但焦裕禄精神并没有形成与这个时代的冲突，相反，我们更加需要焦裕禄这种对社会和民族命运的担当与奉献的精神。只要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不“过时”，那么焦裕禄精神就永远不会“过时”。
有人说：“记住了一个人，也就会记住他所在的时代”。面对历史的滚滚大潮，不知有多少帝王将相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渐渐被人遗忘，然而每个时代却总有一些人虽无多少显耀的功绩，却用其最朴素无华的行动被人们铭记，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文天祥、海瑞、谭嗣同、雷锋、孔繁森、任长霞……一个个名字，熟悉而响亮。他们共同筑成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长城，他们都共同拥有一种为民请命、敢于担当和奉献的浩然正气。气或许就是精神。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气作为一种精神，并不是自然生成的，它需要培养、激发、鼓励、保持。它是生命的源泉，同时也是力量的源泉。生命微弱，必然气衰力竭；生命旺盛，必然朝气蓬勃。所以，一个人要有人气，一个国家要有民气，一个军队要有士气。这种气，应该是生气、朝气、浩然之气，而不是暮气、死气。这种浩然正气，什么都不能战胜它，什么都能被它战胜！这种浩然之气，也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我想我们最需要向他们学习的也就是这股浩然正气。
针对中国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许多有识之士人开出了很多医治办法，如加快法制建设，完善政府结构，做好依法行政，加强社会监督等等。这些固然重要，但我认为，最根本的还少一个，那就是要在国民之间、社会之间养造一种正气。近代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制定出的五权宪法在当时亚洲甚至全世界来说，都是极为先进的，可国家和社会的状况却是越来越差，各级官员都视法律为粪土，人民大众也大都麻木不仁，先进的制度也被一次又一次的嘲弄。而今社会也是如此，如果没有清正廉洁、公道正派的法官，即使你有再多再好的法律，照样也会出现冤假错案——这大概就是歪嘴和尚念歪经的“道理”。比如2003年，因缺少暂住证而在广州收容救治站被殴打致死的孙志刚事件发生后，人们都把目光盯在《遣送条例》上，说它是什么“恶法”，然而如果你仔细翻翻这个条例，却并没有允许打人的条文。只有当一些执法者为了部门和个人的私利，把“流动人口”当作摇钱树月月收取“人头税”的时候，这个条例才变得面目可憎起来，也就是有了恶人恶官才有了“恶法”。
正气盛不起来，邪气必会袭来。记得在看警示教育中，有一位在“前腐后继”中下马的官员在忏悔录说，他刚就任时也曾立志扭转某些不好的风气。在班子内部，他以身作则，带头抵制不正之风。比如对于送礼一律拒绝，不搞拉拉扯扯的庸俗的事情等。有一次他因病住进了医院，对那些以看望的名义送礼者一律拒之门外。结果，社会上传言：说他拒接的都是一些不值钱的礼品，而一些数额大的都暗中收下了。在年终领导班子成员测评中，这位官员获得的优秀票不及其他成员，为了能使自己的工作正常开展，他最终也慢慢走上了不归路。这个事情不能不展现了一个严酷的现实：面对恶浊的环境，要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么与之同流合污；要么“水土不服”一走了之。在这种环境之下，按着适者生存的法则，像焦裕禄这样一身正气的县委书记自然无法生存。
由此我想起了2003年，温家宝总理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总编唐尼采访时，曾谈到作为国家总理的感受，他说：“我感觉担子很重，工作难度很大，工作也做不完。13亿，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如果你用乘法来算，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如果你用除法的话，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的数目。”正如当下正在深入开展的反腐倡廉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如果普通群众认为这是共产党员的事儿，普通党员又都认为这是党员干部的事，人人都期于他人，那么活动也就永远只会浮于社会表面，结果也只会大打折扣，中国即使有2000个能干的总理，也会感到很累，因为下一个念歪经的歪嘴和尚也许就在这一个个的普通党员、普通群众中不断地走了出来。
十年前学者发出的那份《假如中国有2000个焦裕禄》的假设，很多人说他天真，但我赞同作者这种假设，但同时也呼吁焦裕禄的精神不仅需要中国2000多个县委书记学，8000多万共产党员学，它值得所有的中国人学。他是中华民族的一份精神不动产，是民族精神的脊梁，我们要学习他身上所体现出的“天下为公”的奉献精神，“厚德载物”的人格精神，“经世致用”的责任精神，“仁者爱人”的博爱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革故鼎新”的变革精神，“克勤克俭”的艰苦奋斗精神，让社会的正气长存，英雄常在！只有这样，13亿这个很大的数字，才能真正除以13亿，变成一个小的数目。中国才能彻底摆脱千百年来历史轮回的厄运，实现政治清明、人民安乐的和谐社会。
因此，电影《永远的焦裕禄》的热映，正是一种呼唤，也是一种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