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内容的演变及启示
国际上普遍将科学素养概括为三个组成部分，即对于科学知识达到基本的了解程度；对科学的研究过程和方法达到基本的了解程度；对于科学技术对社会和个人产生的影响达到基本的了解程度。公众科学素养是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数, 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因此, 此概念一经提出, 就受到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重视。美国早在1952年就进行了第一次公众科学素养调查。20世纪70年代以来, 一些发达国家普遍开始进行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如今, 定期开展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制定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一种制度化策略。
对中国公众科学素养的研究始于1989 年,是由中国科协管理科学研究中心开始研究的。在国家科委( 后改为科技部) 的资助和科协的支持下, 中国科协的课题组在1992 年、1994 年和1996 年进行了连续3 次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大型调查。在停滞5 年以后, 2001 年, 在中国科协的资助和领导下, 课题组建立了“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观测网”, 并进行了2003 年的第5 次调查和2005 年的第6 次调查。2007 年又进行了第7 次调查。2009年第8次问卷入户调查也于2010年完成，并且在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工作总结会上做出计划：今后将每5年进行一次全国大规模公民科学素养调查，并在期间进行专项调查与研究。
一、我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内容的演变过程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 中国对科学素养的研究是在没有研究积累的情况下, 由一些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提出研究思路并获得国家有关部门的资助进行的。调查的理论、思想和方法基本参照米勒的体系。由于我们采用的是发达国家的知识指标，因此使用这个指标获得的数据是在发达国家社会形态中的知识维度体系上建立的。
然而，对科学的认识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 西方的指标和测度标准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我们应该根据我国的具体社会形态考虑适合中国公众科学素养的维度和调查研究的方法。
中国的人口众多、社会经济和教育文化发展不平衡、具有多民族和历史悠久的文化，与西方国家有太多的差异，加之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和需求与西方国家的不同所产生的信息和传播方式的差异，以及国民受文化和信仰的影响对科学技术信息的理解和误读，这些都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定性研究。应在长时间定性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项目反应理论和其它技术设计出适合本国特征的指标。在这个指标基础上设计出的适合本国的测度问卷，才能真正得出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科学素养水平的变化与其它各个重要变量之间的关系。
从调查内容来看, 调查问卷从引进的最初,中国的研究人员就根据自身的理解和中国的国情不断地进行修改译文、增减篇幅、试验筛选新题、将开放题封闭等工作。随着研究人员对调查的深入理解和国家对调查结果的更多需求,指标体系也在根据国情逐步修改完善。
1992 年8 月进行的“中国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抽样调查, 问卷基本采用了当时美国关于科学素养的调查问卷, 在公众获取科学技术信息来源和公众对科学技术态度部分, 加入了中国国情题目。1994 年进行的第二次调查使用问卷与1992 年基本没有变化, 只是在调查背景变量上对少数民族群体进行了关注。
1996 年的调查问卷增加了公众对新的科学技术知识的了解程度、对经济学基本知识的了解程度以及公众迷信程度等内容, 以期问卷能全面反映中国公众科学素质状况。
2001 年的调查沿用了前3 次调查的指标体系。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尤其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在保留原来基本框架不变的前提下, 问卷做了部分修订。公众科学素养的测试问题仍然主要由科学术语和基本观点、科学方法和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等的了解程度构成。在调查我国公众科学信息的获得渠道和手段方面, 主要了解我国公众是如何通过大众媒体( 如报刊、广播、影视、电子网络及聊天等) 和参加科普活动的方式获得科学技术信息的。在通过主要媒体获得科学技术信息的问题上, 调查的重点放在公众使用现代媒体, 即电子媒体的状况上。在了解科学技术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方面, 观察了公众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利弊的看法、对技术和环境及自然的关系的认识以及公众认为科学技术最应该优先发展哪些领域等。
为了2003 年第5 次调查能够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上更好地适合中国国情, 在总结过去几次调查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 在广泛听取各方面学者的意见以后, 在2002 年对调查指标和问卷进行了大量的修改。经过修改后的问卷, 问题总量减少了1/4, 指标体系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更加清晰和明确。根据调查数据需要增加了民族和收入的背景变量, 使观察的范围更大, 获得的相关分析数据更多。
2003 年的调查仍然采用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采用的标准, 同时根据中国国情进行了一些修改。在公众科学素养的测试标准中, 科学术语在保留了“DNA”、“ Internet”、“ 分子”的同时增加了“纳米”; 科学观点沿用了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16 个题目; 科学方法包括“科学研究”术语、“对比实验”和“概率”的理解。在测试迷信程度方面,考虑到中国的迷信形式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我们邀请专家确定了在我国相对普遍的5 种迷信形式进行测试和追问。对我们自己设计的科学基本知识问题进行实验并通过项目反应理论进行筛选, 获得了初步实验结果。
我国公众接触和利用科普设施的状况以及不能接触这些设施的原因, 在2003 年的调查数据中也能够得到某种程度的反映; 每年我国政府或者机构组织各种科普活动和长期进行的科普专项工作的效果, 通过调查也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了解。
在调查我国公众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态度方面, 既参考了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的调查指标, 也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了设计。通过对一组14 个问题的询问, 大体可以将我国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进行分类; 公众对新技术的看法不仅反映了公众面对新技术的态度, 而且通过数据分析可以了解在新技术和新技术产品市场形成中的主要影响因素; 同时也调查了我国公众对技术和环境之间关系的态度。
2003 年问卷的修改是比较成功的, 2005 年调查除对个别题目进行了文字上的修订外, 继续采用了2003 年的调查问卷。
中国科普研究所正在进行的2007 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 是在《科学素质纲要》领导小组的支持下, 经国家统计局批准的一个重要项目。这是首次将这项调查纳入国家统计制度, 调查的级别由“国统函”提高到“国统制”的高级别。
2007 年的调查同时肩负着《科学素质纲要》对公民科学素质的首次评估任务。这就要求调查的指标体系要有双重考虑, 既要在国际上可以对话, 又要与以往调查的结果保持延续性。
2009年调查问卷的内容，在2007年问卷的基础上做了一些精简和调整。在公民对科学的理解方面，与2007年调查不同的是，在科学术语部分用“辐射”替换了“纳米”；在基本科学观点部分，删除了“吸烟会导致肺癌”，将“地球围绕太阳转”和“地球围绕太阳转一圈的时间为一个月”合并为一题，增加了乙肝的传染途径、声音的传播媒介、植物开花的基因和地球板块运动会导致地震四个问题。
在公民的科技信息来源方面，问卷内容没有变化，只是将对科学技术信息感兴趣程度与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的题目先后顺序进行了调整。
在公民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方面，在保证调查指标完整的基础上，对公民对科学技术的看法题目进行了精简。 [2][1]
二、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内容演变对我们的启示
科学素养仅仅是公众理解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测试公众科学素养的目的是为了解公众对科学的态度服务，而公众对科学的态度决定了公众对科学的支持程度、对科学家的信任程度。科学素养调查主要是观察被访者对科学的认识，而不仅仅是了解被访者对测试问题设计者所设计的问题的了解程度。科学事实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但在认知过程中，一定会受到媒介的影响，媒介按照社会对信息的需求进行议程设置。发达国家在讨论转基因技术的科学伦理和人的权利时，发展中国家正在讨论饮用水安全、食品安全、环境评估是否要公众参与等问题。乔恩·米勒的指标、测试问题重在观察美国除国会议员、政策执行者、大企业领导人以外的热心公众、对科学议题感兴趣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其目的是为了观察美国科学决策、公共政策决策中公众的参与能力，以便保持美国民主决策过程的公开化和透明化。从这一角度看，任何知识与信息都具有社会性。而研究者由于着眼点不同，其设计的指标、测试问题以及解释调查数据的角度也不同。
中国的调查与西方国家的进路不同，决定了中国目前的相关研究存在一定缺陷。中国科学素养概念形成的过程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西方国家对科学素养的讨论，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激发科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进行广泛讨论，并由学术界将研究结果以学术报告的形式发表，从而进一步带动更深入的讨论。中国是在国家确定了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和目标，而意识到人的素质在达到这个目标时将起重要作用，同时感受到封建迷信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对建立科学世界观将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借鉴西方国家关于科学素养的思想和概念，逐步形成了中国对科学素养概念的理解。由于起点不同，中国许多研究基本上是照搬西方模式进行的， 导致对中国国情的研究不够深入，且缺乏必须的概念化过程。这种研究缺陷必定导致照搬西方国家的指标和测试问卷。在进行类似的社会学调查时，可深切体会到，在预定的指标调查范围内对精确数据的苛求长期存在。殊不知这种调查结果数据越精确，距离“事实”就越远。
这里的“事实”指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历史、经济、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公众对科学的认识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社会学研究方法最重要的是在社会属性中寻找研究对象的态度的形成基础。这个寻找过程需要长时间的定性调查的各种试验。仅仅通过国外设计的科学素养指标来测试中国人，其结果不可能准确。虽然这种结果在国际比较中有一定意义，但对有针对性的解决中国自身问题来说，其调查数据的价值不大，统计结果并不能说明其因果关系。为了有效地探索中国语境中中国公众的信息渠道及其变化、公众搜索信息的能力、获得科学技术信息的手段与方法等与他们形成对科学技术态度之间的关系、突发事件与重大科学技术事件对科学技术态度形成的模式，从而建构中国自己的公众科学素养研究指标和问卷， 我们不仅要依靠量化调查数据，同时要认真研究和进行定性调查。在探索本国语境中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和态度时，应从认知、理解、态度转变和行为变化等方面进行系统定性调查，然后再设计定量调查指标和问卷。 参考文献：
1、何微，公民科学素养研究在中国的十九个春秋，科普研究，2008,8.
2、中国科普研究所，2009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调查员手册，2009，10.
3、李大光，中国科普研究历史回顾，科普研究，2008,8.
4、李大光，“公众理解科学”进入中国15年回顾与思考，科普研究2006,4.
5、宋悦华，公众科学素养测量指标及测量过程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08,3.
6、金勇进，雷怀英，吴潇，公众科学素养测评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