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演变对中国的启示
———谈中国民主改革的未来
历史学院：向贤柔2011201411
摘要：一直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模仿苏联模式，虽然现在标榜的中国特色主义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对苏联模式有了一定的修正，但是，这种修正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仅仅限于经济层面，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进程一直都只是处于徘徊阶段，与八九十年代相比，或者说是一种倒退。如今，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刚刚过去二十一年，那段历史犹如警钟始终在中国人的耳旁敲响，我们会不会有一天踏上苏联的后尘？在这里，我想就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谈谈我国今后民主改革的未来。
苏联演变的教训
要谈启示，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苏联最终亡党亡国的原因。首先，苏联体制僵化是苏联经济政治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斯大林之后，虽然赫鲁晓夫作了改造的试探，但体制一旦形成，自身的惯性极大，赫鲁晓夫的改革轰轰烈烈，虽有突破，但因方式有误、思考不深，最终功败垂成，连自身也被相对保守的同僚们剥夺了最高的领导权。接替赫鲁晓夫的勃列日涅夫，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官僚，缺乏赫氏般的冲动和魄力。面对庞大的实力假象和艰巨的治国任务，勃氏更乐于歌功颂德、图饰太平，更乐于对外抓住美国的失误全力争夺世界的霸主。最终，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近二十年中，苏联的国家体制日渐僵化、老化，加上美苏争霸一度呈现的苏攻美守的态势，进一步迷惑了苏联的上层建筑，使这个庞然大物的国家无力激发应有的忧患意识，这个国家巨人陈疴日深，却反应迟钝、自救缓慢。及至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走马观花似的上台，苏联杂粮早已经积重难返、病入膏肓，他们特别是安氏有心拯救，却年不饶人、天不由己。外表依旧庞大但体内千疮百孔的苏联，最后由根基并不深厚的戈尔巴乔夫接管。对于戈氏来说，接受这个任务实在有点勉为其难。虽然戈氏有着新的思维，但苏联旧体制的红利期已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集权体制的利好基本完全耗尽，而弊端却淋漓尽致地显露，苏联内政的自我持续已经到了紧急关头。面对美国国际攻防态势的日益好转，苏联却昏招迭出，在美国撤出越南，结束雨林泥潭的同时，苏联却侵入阿富汗，陷进伊斯兰圣战的噩梦。由勃氏晚年启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为越南侵入柬埔寨背书，不仅使苏联内外交困，而且使戈氏面对的处境雪上加霜。
苏联绝对实力增速放缓甚至停滞，相对实力更是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趋势。在此背景下，面对西方的和平演变，东欧国家民族主义势力明显抬头，与自由民主思潮相结合，东欧各国社会主义政权风雨飘摇，给苏联增加了额外的压力和负担。巩固东欧亲苏政权，需要苏联大力支持，但苏联的自身问题都应接不暇，根本无力他顾；任凭东欧兄弟党和政府动摇垮台，这个即使不会引发苏联的连锁反应，也会造成苏联的孤立。面对这一格局，苏联给予过支持，但疲于奔命，最终以东欧剧变、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华约解体而宣告苏联在东欧绝对影响的落幕。这是真正的唇亡齿寒，苏联的命运已在此作了铺垫。
1990年之后，当东欧原社会主义政权次第更替后，接下来的苏联不可避免地成为焦点，这座千疮百孔的大厦更加风雨飘摇。苏联与东欧大多数单一民族国家不同，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化对苏联的冲击不仅仅是对原政府的颠覆，还伴随着统一国家解体的危险。所有的这一切，却都是在“民主”的旗号下进行的，联想到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与民主的天然亲近，这不得不令人遗憾和回味了。1991年注定将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一年。经过戈氏不得章法的新思维的折腾，苏联国内经济更加艰难，加上外来的挤压和内部的争斗，苏联迎来了最后的挽歌。由于理论的含糊、组织的混乱，“8·19”事变不仅未实现发动者们自身的预期目的，反而加速了苏联终结，苏维埃的丧钟最终撕心裂肺的响起。随后，苏联解体，俄罗斯继承苏联的国际法主体，其他加盟共和国各自独立。
苏共的垮台、苏联的解体，民主化的冲击难逃其咎，但并不能简单地由此得出不该重视民主、不该追求民主。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原因很多，但忽视民意、丧失民心是其根本；教训很多，但从过于防范民主向急切拥抱民主的非理智急转是其关键。在其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两大致命错误：一是在扩大民主的最佳时机，却过分地警惕市场、防范民主，从而坐失了最佳的改革时机；二是在意识到民主是改革不可避免的方向时，不仅没有自我把持、沉着应对，反而急不可待、急于求成，最终欲速不达，满盘皆输。
同时，苏共的垮台乃至消失，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苏联共产党脱胎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那时的俄国大体上还算一个现代国家，沙皇俄国时期虽然总体上落后于中西欧，但现代因素在俄国特别是贵族之间一直并不欠缺。由于俄国贵族及新兴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俄国很早就出现了现代政党，但由于进步力量有限且沙皇专制独裁惯性的存在，这里并没有自发成长出平和的议会政治的成熟土壤。“二月革命”后，一度出现了议会政治的形式，但一大战的压力和民众的过高热情，挤压了温和民主政治的最后空间。此后，暴力的作用被无限扩大，暴力成为俄苏政治生活的主线。缺乏约束边界的暴力，在以暴制暴的过程中最终也扼杀了一般民众正常表达民意的热情和胆量。当暴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退回应该的位置后，忽视民意的倾向却未得到及时纠正，反而变本加厉地变成了对现实民主的提防。社会主义相关理论中的民主原则被虚化，民主价值被牺牲。这是缺乏政党竞争和合作的一党制的苏联、东欧当时出现的场景。而且与在苏联刺刀护卫下的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仅仅缺乏本地民意充分认可不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有着有意扭曲民意的嫌疑。于是，在苏联及东欧各国，社会主义的民主内容在被悬搁、供奉的同时，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论及民主却如谈虎色变。
前苏联没有“解放思想”，只有“新思维”。思想可以循序渐进地解放，但思维只能一步到位的创新。在这个意义上，“继续解放思想”虽然老调重弹，但意味深长。由于社会主义的经典论述中始终未排斥民主，社会主义国度的民众虽缺乏民主的生活习惯，却对民主有着近似先天的信仰和崇拜。即使在立足拒绝国际和现代人类最新成果的朝鲜、老挝、古巴，民主的本义都绝非贬义。当时的前苏联更是如此。因此，当西方频频以“民主”为诱饵来逼迫时，苏联及东欧共产党人逐渐失去免疫能力，这一方面在于压力，另一方面在于诱惑。抵抗不住压力，
源于自己的传统的计划经济运行出了问题，内忧深重，又无计可施；抵抗不住诱惑，是由于民主确实是社会主义运动自身的重要组成，反思社会主义的现状，民主的推进和实施却是在学理上需要整改的弱项。于是，在戈氏新思维的推动下，扩大民主成为苏联改革的重要方向。但由于形成这一导向的初始准备极不充分，面对西方压力并无信心，面对预期诱惑更无坚守，随后的扩大民主进程逐渐失控、无序，最终引发了国家的灾难。
苏联旧体制内的民主化实践，未能巩固和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绝不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这个方向不对。这个过程中苏联社会主义民主的开花未结硕果，首先源于理论准备的不充分，缺乏立足本国国情、结合苏联实际的关于民主建设的特色化思考。这直接导致了苏联改革目标飘忽不定，推进或快或慢，使民众有点不知所措。其次在于改革的操盘者未能有效驾驭党内的既得利益集团。改革之前，苏共党内即有利益集团的存在；改革之后，党内与党外诸多利益集团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些利益既得者们能量很大，是体制潜在的颠覆力量，也可以成为体制的维护者。当党内主要领导人维护旧体制态度坚决时，他们不会轻举妄动，甚至会尽力靠拢寻生，成为旧体制顽泯不化的拥护者和巩固力量；反之，当他们察觉到风吹草动，一旦发现主要领导人有易帜更张的动机时，他们便蠢蠢欲动，虽不挑头，但定会纷纷利用占据的便利，发出杂音，干扰决策，不仅会淹没普通民众的真实呼声，而且会把个体的意志强加给全民。俄罗斯的寡头们即是如此。当戈氏明确提出要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榜样的民主化诉求后，人心思变，他们直接推动了改革进程的加快。苏联改革由此走上了一个无序参与、难以控制的不归路。于是，在这个急于求成的过程中，未能出现急中生智的传奇，只剩下急转直下的败局。
中国现存制度的症结
从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民主体制的滞后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是苏联社会主义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与苏联相比，中国*结束初期的国情几乎与苏联一样风雨飘摇，各种矛盾激化，造成的社会动荡以及各种社会运动的此起彼伏，给当时的中共提出了严峻挑战，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滞后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一系列经济成就对这些矛盾起到了相对缓和的作用，所以最终矛盾没有激化。但是，这种矛盾的长期存在犹如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炸，中国的民主问题依然亟待解决，时间越长，可能难度越大，危害也越大。执政集团乃至整个执政党的分化甚至分裂，恐怕是无法避免的。事实上，近年来日益加剧的地方竞争，已经昭示着执政党内部的利益格局形成。而近日为十八大迫近而若隐若现的“入常”竞争，特别是重庆“王立军事件”引发的重重迷雾，似乎正预示着，现有权力交接方式的内在危机。
“王立军事件”无论细节与内幕如何，对中共的权力运作方式及其有效性，都具有反叛和挑战意义。一方面，由于主人公从红脸变为花脸，让重庆几年来轰轰烈烈的“打黑唱红”突然从正剧变成了闹剧；另一方面，严重的问题还在于，虽然高官因违纪腐败等原因而落马已不希奇，但一个如此高位、最了解权力核心工具公检法运作内幕、集全国英模等多种荣誉于一身的“打黑英雄”，竟然要以寻求海外庇护的方式保护自己，谁还能相信执政党权力运行的透明与公正呢？
相信随着党内的分化与竞争加剧，在没有规范公开的竞选制度情况下，类似王立军这样的奇案丑闻还会出现，甚至可能成为催发民主变革的导火索。正如台湾因“江南案”而变，苏联因“八一九事变”而彻底转轨一样。
无论苏共还是中共，为了增强自己的执政力量，扩大执政基础，都努力扩大自己的规模。苏共公开说要搞“全民党”。抛开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的利益考量，从观念上说，这其实也是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需要。
但事与愿违的是，当党的组织规模超过一定程度时，它就不可能再保持过去革命政党的那些特征，比如统一的信仰、高度的集权、严格的纪律、一致的团结、森严的层级等等。因为要让一个几千万人的组织维系上述特征，不仅经济成本难以承受，而且在管理与信息传导等方面，也将发生严重的扭曲和失效。当前我们在中共身上就明显看到了这一点。尽管它的领导核心花费大量资金与力量，不断地以各种宣传的、教育的、奖惩的手段，竭尽所能地力图维护革命党的高度集中和纯洁特征；其效果如何，只要看看党的权力阶层日益严重的腐败，以及相应的党的基层组织的涣散，以及空洞说教与现实巨大差距导致的社会道德失范，就很清楚了。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形式较改革开放更加复杂，改革的矛盾也更加错综复杂，政治体制改革能否顺利实现，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未来以及中华民族的未来。
中国民主的未来
中国的民主出路在哪里，这个问题的追问应当首先转换为追问中国民主发展在哪出现了问题，其次才是在回答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呈现自身的出路。我要加以声明的是，把握、推进中国民主发展的进程，二个东西不能丢，即在实践的基础上，一是对中国历史现实的批判，二是对国外正反经验的反思。
就中国的民主发展所遭遇的问题而言，我以为当前的困境依然是源自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没能实现有机结合。我明确反对任何割裂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主张“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或者主张“社会民主倒逼党内民主”的一切说法。中国的民主道路，还需要中国人自己践踏出来。但是践踏的主体，主要不是政府，而是社会的民众。这践踏的过程也是渐进式的，但主要的不是政府主导增量，而是民众民主的自我增量，从而增量政府的民主。„„每一个中国人的民主精神的自我生成与发展，我简言之为民主增量。这个民主增量到一定程度，它将以存量的形式构成中国特色社会精神，从而它的继续增量，将不再是形成这个社会精神，而是发展和完善这个社会精神。”
低效率政府与大众民主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将大众民主等同于低效率的或者保守的政府是有失偏颇的。这种理论之立场因为看不到大众民主之历史趋势，而成了为当局辩护的阻碍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理论障碍。欧美的一人一票之民主，充其量只是大众民主发展自身的一种经验方式，这种经验方式如同东亚的经验模式乃至其他国家的经验模式一样，不能作为否认大众民主的趋势的理由，相反，它们的成功抑或失败，都将有利于推进大众民主之完善程度。问题在于，
如何通过尽人事之努力而减轻发展民主的失败经验所必然给社会带来的痛苦。
就中国的民主出路而言，不仅仅要深化党内民主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深化和培育社会民主的发展。从中国的民主的基本制度看来，它的优越性依然高于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从理论上依然是目前能从根本上杜绝西方的政党轮流、派系纷争、政客表演的低效率政府的民主机制。问题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拒斥这样的制度安排，而中国则因为社会民主的发育不足或畸形而导致了该制度的虚设或悬置。但是希望在于，历史站在社会民主这一边，正如树叶虽然因为空气而漂浮但终究会落地。具体看来，中国当前的民主的基本制度，至少在形式上实现了这样的民主机制，（简要而言）即国务院组织专家研究、起草相关政策、法律--提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核、批准--政府依据宪法制定实施相关政策、法律的具体规划和方案--党中央依法选拔、选举合格执行具体规划、方案的核心领导成员及其班子（并在换届时，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下一届新的领导集体）。中国的这一个产生政策以及国家领导人及其班子的民主机制，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党派之争而导向类似西方的保守的低效率政府，另一方面也规避了所谓政策的辩论、竞争而导致不顾国民经济承载力的政客表演之下的高负债政府。这样的民主机制，它所产生的政策乃至国家领导人，都渗透了在民众监督之下的各阶层代表参与了的民主遴选。但是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中国的这个民主遴选只是形式上的民主遴选。问题在于，如何使得这个民主的遴选同时具有它的实质性，如此中国的民主道路之未来方可光明而前途美好。因此，关注中国之命运的人们，这里需要注意的关键点是全国人民代表的有效选举与有效监督。人大代表来源于社会，因此只有社会民主的自我增量，方可有效地选出代表并监督代表的代表行为。而要有效地选出代表并监督其代表行为，根源不在于候选人的政策之争，而是在于候选人对人大代表大会审核、批准生效了的政策、规划和方案之认同以及全心全意的践行。因此，我的观点是中国民主的不振，根源是社会民众的民主意识尚未由自发状态走向自觉状态，从而中国民主的出路也将是社会（当然包括政党、政府）自我培育民主、增量民主、驾驭民主。中国的民主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其间需要跨越不仅是党内密室民主还是社会自发民主。中国的民主需要政治家的政见辩论，但是政见辩论的范围应当限制在如何制定经由人大批准了的政策、法律的具体方案和措施的操作层面，并且他们的辩论乃至方案的实施要置于阳光之下，即要接受社会民众的监督。
结语
以上算是我个人对苏联演变教训的理解以及对中国未来民主进程的一点看法，可能还显得很幼稚和不客观，只能算是个人的一次小小的尝试，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还请老师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