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的限制》读后感
金融学院 国际货币12 2012310346
张培洪
中国近现代史是一段屈辱史，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中国社会各阶层开始探索民族和国家的出路：农民阶级发起反抗封建统治和外国侵略的武装斗争，封建统治阶级试图通过局部变革巩固政权，资产阶级寻求采用改良方式变法图强„„这一切，在当时产生了程度不同的积极影响，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都没有成功。除此之外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也曾历尽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同样没有成功的还有对现实主义的学习。
何为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文学是西方现代文学中一重要且主要的流派，兴盛于19世纪下半叶，为对19世纪上半叶兴盛的浪漫主义文学的批判反动和推翻，作品创作的焦点，是那些生活在普罗社会下的大众，关心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等因素对人民所造成的种种压迫和影响，描写的是一个当下大时代的变动，而不再是浪漫主义式个人内心情感的自我世界。
现实主义最初是作为一项文化变革的工具被引入中国的。中国文学是一系列挫折的产物，始于1898年失败的维新运动，既之以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入侵。在期间的岁月中，中国变革者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和失望。而《现实主义的限制》以“知识考古学”的方式，检讨了现实主义在中国被使用的情况。
本书一开始就用鲁迅的《扁》中的片段引出革命文化争论的时代背景，接着引出中国当代文化大背景。就是有了这些背景的介绍这本书并没有想象中的晦涩难懂，它通过这样一步一步的铺垫、引出慢慢地将背景、预备知识讲解清楚。
在作者看来，写作是一种简单明了、意志坚定的实践，可以受明确的意图指导或操纵。当时就有太阳社和创造社的存在，他们在理论阐述上都提出了阶级斗争是唯一的信条，郁达夫就提出“文学上的阶级斗争”的说法，还有人建议将“血与泪的文学”这一现实主义口号改为:“机关枪，迫击炮”。他们并不满足对现实主义的一般攻击，还将矛头指向当时著名的作家鲁迅茅盾等人。
在新旧社会交替的阶段，伴随着客观社会的变革，中国人的道德情操也会转变，而在这一转变中，文学的作用举足轻重。年轻的知识分子陈独秀发出了对写实文学，国民文学，社会文学的召唤；紧接着胡适也加入陈独秀的阵营，告诫作家要注意作品的言中之意文中之质。中国的文学创作正在从传统的教化小说和流行的伤感中转换到追求与读者心灵的共鸣。这不禁让我想起了现代这些无病呻吟的作家，45度角仰望天空悲伤才不会逆流成河等等。只有深深地观察过这个世界，作家才能深入事事物物之心，才能创作出脍炙人口的作品。这也正是现实主义所追求的，放弃个人主义和伤感主义,创作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文章。如果新的小说如果要在文化变革中起作用，仅仅靠说教或愉悦是远远不够的，它还必须在读者心灵的最深处激起共鸣。
在经过了五四时期热烈讨论文学创作的性质问题之后，30年代初尤其是左联成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将注意力转移到文学的阅读问题上，谁是新文学的读者，文学凭借什么方式影响读者的生活？虽然推广了白话文，但是大量西方术语的涌入，对于目不识丁的大众来说，它与文言一样晦涩难懂。传统的文学史通常以专章讨论一种体裁，这样的做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却忽略了各文类间的呼应纵横关系，而安敏成却以作家为中心，以道德限制谈鲁迅和叶绍钧，用社会阻碍论茅盾和张天翼，从他们对现实主义小说的形式和风格的革新尝试，进一步阐述了现实主义小说的限制到底是什么。作者先从每个作家总体的创作进行分析，然后再选取他们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详细的解读。有时候我们看了一些作家的作品，但还没有上升到能够自己从他们的作品中分析出其中的创作艺术，更没办法将在同一时期出现的作家创作的共同点总结出来，观察他们背后反映的时代问题。
作者安敏成说，让知识分子大失所望的是，由于现实主义小说本身的局限性，他们所期待的变革，终究是没有到来。
那究竟现实主义的限制是什么？
安敏成认为五四现实主义本质上可追溯到西方的认识论，西方现实主义是西方模仿论的表现之一，而模仿论建立在一种假设之上，即文字与现实存在这基本的分裂。就五四小说而言，要填补这种矛盾的空间变得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实主义既区别又依赖于其所描述的世界。
安敏成所提出的观点值得回味，这种局限性是它在形式上既不能“反映”又不能“构建”整个现实，再加上当时一种不断增强的社会激进主义的意识，最终导致了五四现实主义的衰落。
其实五四初期所使用的“现实主义”是“写实主义”，它似乎将对现实的“书写”与现实本身等同起来，因此在《现实主义的限制》这本书中作者一开始强调现实主义的技巧层面是有道理的，换句话说，技巧也是现实主义的一个必要元素。但到20世纪30年代写实主义变成了“现实主义”，写作技巧也随之淡化——“好”的文学必须是道德完美的作品，它所以被认为“真”是因为它“实”，至于那些讲究语言变化的“小说”作品被习惯性地与“空洞”和“虚假”联系在一起。作者说“这正是五四现实主义的两难——对‘现实’那份反复出现而又挥之不去的执迷，将自身看作是革命的，并同时把‘真实’界定为个人和历史的”。在我看来，五四时期的文学只是纯粹从语言或形式的层面上来解决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潜在的矛盾。
在《现实主义的限制》中作者更多的是讨论现实主义文学形式层面的问题，除了安敏成这种对现实主义相当形式化的评价，我们还可以有一种更深入的解读策略。如果我们站在作者的角度，就可以发现他们都渴望自己的小说能将社会生活囊括殆尽，现实生活不断地展现在作者面前，同时又影响作者的创作，但即使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受到相似的社会推动力的鼓舞，不同的文本也会因为语言的运用而以不同的方式得以丰富和充实。实际上我们可以关心叙事语言的文学用法，比如情节、人物、矛盾冲突等等问题。比如鲁迅富有代表性的“曲笔”之法的应用，我们熟悉的《故乡》一文最后就出现了孩子们“新的生活”的景象，但大家都看得出来这是暗讽，因此曲笔也叫暗讽，它暗示现实主义会使作家屈从于他们打算谴责的社会残暴，在形式上描写压迫者与被压迫者间关系的现实主义叙述，有可能会被压迫逻辑俘获，最终只成为压迫的复制。
事实上，这些魅力持久的现实主义小说正是融合了良知与想象、社会内容和形式意识的作品。比起安敏成所讨论的张天翼（他的作品更具政治教化意义），我觉得沈从文更具抒情性的地域小说给后来的作家带来了更大的鼓舞，他所营造的湘西世界影响至今，但张天翼的作品我们就没怎么听过（至少我对他的作品没有什么兴趣）。沈从文的乡土小说既带有自传性色彩，又有与文学之地的想象纽带。其实沈从文也很清楚，自己的家乡再没有了以前的田园牧歌，但与其他作家仅仅关注当代社会的不公与苦难不同，沈从文构建了他的田园世界。
我觉得安敏成写这本《现实主义的限制》仅仅停留在分析这些限制是什么，他觉得现实主义的限制很大一部分是受五四小说现实主义的制约。其实他可以去发现、搜寻那些存在于那个时代的没有受到限制的那些作品，或者说他可以不单单是停留在形式的分析上，更多地往每个作家不同的语言风格方向研究他就能发现这些没被限制的作品，进而更深入地挖掘、探讨现实主义怎样才能不受限制（无非是分析那些不受限制的作品身上的闪亮点）。
如果从自身到社会的重新定位不再受五四小说现实主义形式的制约（如安敏成认为的那样），那么现实主义形式本身的消亡应该也可以避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