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对语法的影响
文化对语言有影响，这是一般人都赞成的，并且其影响突出地反映在词汇和文字上。但是对语法的影响究竟怎样，有影响还是没有影响，看法就不同了。就是说有的，其看法也不尽一样的。语法是语言的要素，说文化对语言完全没有影响，恐怕不客观，平心而论，应该说，文化对语法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文化对语法究竟有怎样的影响？这是我们应该回答的问题。
语法一词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指语言规则，一个是指语法学。因此文化对语法的影响，包括对语法规则和语法学的影响两个方面。语法规则，在不同的时期和学派那里，它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从现在比较开放的视角来看，语法规则包括词语、句子和篇章的构成、理解和表达的法则。语法规则是人类长期抽象思维的成果和社团约定。作为抽象思维的成果，它具有极大的人类共性；作为社团约定，它具有民族、区域和团体的个性。因而，我们认为，文化对语法的影响，主要是体现在两方面：人类文化对其语言语法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总体性影响，不同社团所使用语言的语法差异反映出的人类文化的异同，折射出的具体影响。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文化包括语言，即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按照这种理解，语言是人类文化的产物，不同语言的差异都是文化的差异。讨论文化对语法的影响一定是取狭义文化论，即语言和文化是分属两个不同的范畴。确定文化对语言的影响，必须要发掘出文化的理据，或发掘出语言与文化在类型和特征方面的共性。文化对语法的影响，简言之，是一种相似性影响、特征性影响和类型性影响。
一文化对语法的总体性影响
从总体上看，几乎可以说人类的文化和人类语言的语法是同时产生的。文化的发展特点和语法的发展特点，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文化对语法的总体影响，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
人类早期最能反映文化的是部落的标志――图腾。从中国的情况看，随着文化的演进，民族的融合，这种图腾文化标，渐渐消逝了，代之以文化无标，或者少标（服饰、国旗等也应算一种文化标）。人类语言的语法也有相似的历史表现，形态十分发达的印欧语，总体走向是形态越来越趋简化，从形态繁标走向语法约标和无标。比如英语的第二人称代词you 原来主格单数为thou,宾格为thee,主格复数为ye，而在现代英语里合成了1种形式（you）了。罗伯特·麦克拉姆等著《英语的故事》（秦秀白等译，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第87页在谈到中古英语时写道：“诺曼底人征服英国时，古英语大多数屈折形式（即词尾变化）已在口头语言中消失，„„古英语发生的最为重要的简化或许就是词尾形式的消失”。同样，被有些汉学家看作汉语的一种形态的声调，也是显现出从多到少的发展趋势。一般认为，现代汉语的方言是古汉语的历史投射，或者说现代汉语方言的声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古代汉语的状况。我们知道现代汉语方言的情况是，有的方言声调有5个6 个，广西玉林方言多到10个，但是代表现代汉语共同语的汉语普通话却只有4个声调，算上轻声也只5个。这种情况明显表现出形式标志从繁趋约的发展趋势。
到了近代，随着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别国和征服世界，文化接触几乎是以一种强制的方式，把一种文化和一种语言强加给别的国家和别的民族。但是，由于文化的排他性和语言的排他性是十分顽固的，最后其文化接触、语言接触及较量的结果，是殖民者文化和语言的妥协――
形成一种洋泾浜语和克里奥语（creole）。简单地说，洋泾浜语几乎是用母语的语法说一种外语，克里奥语则是用大大简化和异化了的外语语法讲的外语。一般认为，洋泾浜语是一种临时性的语言，而克里奥语被看作是一种新型的语言，这种语言的使用者，不仅用它作口头交际，还以之作书面语书写官方文件，把它作为母语传授。克里奥语的语法，是文化接触和语法妥协的表现。就是说，不论一种语言的推行是强制的还是自愿的，最后的结果常常是以文化妥协和语法妥协为结局。这和殖民主义者的文化推行一样，在他们推行的产品文化、科学文化、制度文化和信仰文化中，他们是非常希望把他们的信仰文化乃至制度文化，传给已经或将要被它们占领的国家及其人民的。可是他们越希望推行的东西，对方接受起来却越困难；他们越强硬，对方接受就越难。后来，为了让对方接受，推行者不得不放宽很多要求。所以，可以说，殖民地时期，中国人民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大众，所说英语的语法，和他们所信奉的洋教、所实行的某种制度一样，都是两种文化两种语法妥协的产物。
文化妥协和语法妥协，经过较为漫长的历史演变，其结果是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和语法系统的诞生。这种妥协的文化和妥协的语法，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一种中和文化与中和语法，或者说是几种文化和几种语言的融合（因为妥协是双方的）。
如果从语法种类和文化种类的角度看，文化融合和语法中和，是文化发展带来了人类文化和语言语法的增容。不仅东西方两种大文化大语言之间，就是次文化和方言共同语之间，也是如此。就拿疑问句句式来看，在袁家骅等的《汉语方言概要》（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年第2版第55页）列出汉语疑问句式中，“V不V？”“A不A？”是普通话的句式，“V不？”“A不？”是方言句式，其举例是：
普通话是不是？好不好？
云贵是不？好不？
可是到了现在，在很多人的“普通话”语感里，它们几乎全都是可以接受的普通话句式了。如范继淹《是非问句的句法形式》（《语法研究和探索（2）》，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89页）所列的普通话动词问句句式就包括“V不”这种形式：
a.你买不买？b.你买不？c.你买吗？
a.他来不来？b.他来不？c.他来吗？（该文没有讨论形容词构成的问句）不过，从文化和语言接触的包容性来看，两种语言和次语言使用者共享的语法系统，其包容性不是均等的，往往是弱势的一方包容强势一方，而不是相反。在人们的直觉里，好象很多时候是在外国生活的殖民者能接受殖民地的文化，而殖民地人民不太能接受殖民者的文化。同样，方言区操普通话的人，在语言上是处于一种弱势，因而其“语法系统”往往会大于老北京人的普通话系统。比如：非北京人操普通话可能会说“你吃不吃饭？”“你吃饭不吃饭？”这两种句式，而北京人可能只说后一种。
文化对语法学的影响，是把她越来越具有的包容性和越来越丰富的特色，投射到语法学的各个方面。从语法的内涵和外延看，本世纪初，它还主要限于词语屈折变化的狭义形态，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汉语被认为“没有语法”；接着，形态越来越不发达的英语，在语法学中较先把语法扩展到句法，在这个意义上，汉语有语法了，70年代以前的一些汉语语法书，常常是把语法定义为“组词成句的规则”；最近一二十年来，语法概念的丰富和差异简直让人激奋：如用结构主义理论写的语法书，其语法定义是语言的结构规则，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其语法，则又是人脑中世代遗传的一套言语生成能力。在中国，语法学的主流，是在不断地扩大着其规则的对象内容，语法由词、短语（词组）、句子的构成规则，扩大到句群直至篇章的结构规则和使用规则。不仅如此，有的汉语语法学研究，还涉及到投射在语言结构中的交际规则和信息传递规则。汉语语法学的语法分析，也由50年代60年代用逻辑、形态、词类、结构关系分析句子、修改病句，发展到用结构层次、语义关系、语用价值、交际传息功能，来解释句子的语形构成、语形和语义的对应关系、句子容入信息和释放信息的
规则等等。汉语语法学体系，也在经历了30年代――60年代黎锦熙为代表的“词本位”、70年代――80年代朱德熙为代表的“词组本位”的一统体系阶段，进入到邢福义提出“小句中枢”、徐通锵提出“字本位”、马希文提出“语素本位”的多元体系纷呈的探索争鸣阶段。与此同时，各具特色的语法研究也得到较快的发展。
总的来说，从以上一些个方面看，文化对语法的总体性影响和制约，体现为文化和语法较深层次上的一种特征相似性。
二多种语言的语法所反映的人类文化异同
多种语言的语法所反映的文化异同，是不同文化对语法的局部影响或组成部分的具体影响。在这方面，不同语言的语法有时反映出文化的共性，有时则是反映着文化的个性。这里的多种语言，既包括不同种族的语言，也包括一种语言的方言。因而其“种”有的是逻辑上的“属”。为了讨论文化的方便，我们可以在不同层次上给语言分“种”划“属”。
众所周知，英语和汉语分属印欧语和汉藏语两大体系，但是两种语言的语法，在体现男女身份的表达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英语有好些表女人身份的词是在表男人相同身份的词上面加一些词缀（如：神god ／女神godde, 皇帝emperor／女皇帝empre, 男主人host／女主人hoste, 英雄hero／女英雄heroine），汉语也有好些表女人身份的词，也是在表男性相同身份的词语的基础上，加上“女”字或相当的词语。例如：他是一个司机丨她是一个女司机；他是一个作家丨她是一个女作家；他是一个英雄丨她是一个巾帼英雄。但是称说男人一般不说“男”字。
在语法学里，一般称带有表示区别的多出部分的语言形式，为“有标”或“有标式”，没有带的为“无标”或“无标式”。无标一般是在生活中占文化主导地位的，如我们吃的肉通常是猪肉，单说“肉”时，一般就是指猪肉，即猪肉可以是无标的。但是说“牛肉”“鸡肉”“兔子肉”时，其“牛、鸡、兔子”一定不能少，必须是有标的。就是说，用无标表主、表众、表常用，用有标表少、表从、表不常用，这是语言的语法共性。这种共性是文化主从众寡的观念的一种折射和反映。男女身份词的有标和无标，是由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以来，妇女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社会地位一直处在男人之下，这种人类社会发展形成的共同特点，造成了人类社会共同的文化心理：男人是社会生活的中心和主体，女人是社会生活外围和附庸，这种特点反映到语言上就反映为表男性的词成了同类词语的构成基础，表女性同类角色的词只能是在男性相同角色词上派生。反过来，如果一个地方的一种社会角色是以女性为主体，即其职务一般是由女性来担当的，那么该词就是指女性。如果偶尔有个男性充当其“职”，“男”字就是必须出现。如“保姆”一词通常是从事家庭服务工作的女性，但是男士要出任这种工作，必须称他“男保姆”；同样，“护士”通常是由女性担任的，男士做护士一般得说成“男护士”，“媒婆”和“男媒婆”称呼也是同样的道理。这种情况下，女性身份就成为无标的，男性身份就变为有标的了。
接触过英语和汉语的人，或比较过英语和汉语的人，可能有一个感受是共同的：汉语和英语有些句子成分的语序是倒过来的。例如：当我们说到年、月、日的时候，当我们说到国家、省、市、区、街、门栋和某个人的时候，汉语都是从大到小，最大的放在最前面或最上面，按大小顺序依次排列，而英语则刚好相反。这是不同语言语法反映的思维文化差异。
同样，当我们说“教堂的医院”的时候，这个医院是属于教堂的；当我们说“医院的教堂”时，则这个教堂是属于医院的。可是英语相同的语序所表达的所属关系，却刚好和汉语相反。1988年《国外语言学》第1期上刊载美国学者戴浩的一篇文章《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该文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汉语语法的基本手法仿佛是按照某些具体的概念原则把句法单位编织在一起”，“把动词作为中心参照点，按时间顺序来排列跟动词有语义联系的成
分”，“它的顺序跟思维之流完全自然合拍”。例如：
汉语 他从旧金山坐长途汽车经过芝加哥到纽约。
英语 He came to New York from San Francisco through Chicago by greyhound bus.（他来纽约 从旧金山 经过芝加哥 坐长途汽车）
很显然，上面所举的英语句子，从时间先后看，英语的语序是看不出与逻辑的联系的，或者说，英语的语序有与逻辑不一致的纯语言结构顺序。
把上述两种语序现象综合起来，是否可以说，汉语的语序，是逻辑事理的顺序，这种语序的选择，可能与汉文化“尊天理、重长幼”的文化心态有关，汉语的语法好像是在把逻辑事理看作一种天理，语法跟着天理走；英语语序可能与他们的文化“尊后天地位、重主仆关系”的社会价值观有关，语言结构的主从，被看作后天地位尊卑的一种类型？
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师们经常爱讲这样一个笑话：某留学生汉语学得相当好，一天他对一位中国姑娘说：“你很漂亮。”姑娘友好地说：“哪里哪里。”可是这位留学生一听可紧张了，一紧张母语也就出来了：“every where, every where..”（每一个地方都很漂亮）。这种笑话的产生，从一方面看，是留学生不懂“哪里哪里”的非疑问用法。很可能他学汉语时，老师一般只教了与外语肯否对应的应答和回答。从另一方面看，是留学生不了解汉民族文化所致，因为中国人听到赞扬是用谦虚的方式应答，否则就会被看作比较轻浮。
不仅如此，就是肯定和否定的简单应答，汉语和英语也不尽一样，其差异主要表现在对否定问句所问内容的肯定回答上。例如：
汉语你不是从美国来的？
对，我不是。
英语Aren\'t you from America?
No, I\'m not.（不，我不是）
同样的信息内容，汉语是用“肯定”（对）＋“间接引用”回答，英语是用“否定”（No）＋“间接引用”回答。
如果从语言的角度看，两种语言的简答方式都由两部分构成：（1）前导性的总说简答（是，不；Yes, No）；（2）后续性的具体回答（细说）。就其前导性的简答看，英语的肯否是跟着细说（的语法形式）走，是“据后”决定答句“形式”的“定形”性回答，后面是肯定形式，总答用Yes，后面是否定形式，总答式用No。而汉语的总说，其肯否则是跟着细说的句子的性质走的定“性”回答，即若细说句是肯定对方的讲法的，用“是”，否定对方讲法的用“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英语是崇“法”的遵“形”语法，汉语是尚“理”的守“意”语法。
从文化的角度看，肯否回答和对赞扬的应答，都涉及到应答的肯否问题：在受到赞扬时，英语常常是用谢谢来回答，是一种礼貌的肯定；而汉语则是以谦虚来对待，属于一种文化否定。同样，上面的前导性简答，汉语用肯定的，英语用的是否定。即两种语言是用相反的语法方式，表达了相同的语言交际功能，并且在各自的语言里都表现出出色的“服务”功能。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问题的答案也可能只能从文化中来找：可能是英语文化是大写己方I（我），汉语文化是大写对方（你和他人）。因为英语回答赞扬，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简答句也是采取标明自己答句语法性质的形式，而汉语受到赞扬时则是怕对方和他方有失落感，是通过否定或贬低的方式，使自己屈居他人之下，求得大家心理的平衡。总之，汉语母语者的语法思维方式，是以对方为中心的，对问句的回答，其简答句也是以对方为中心，针对对方问句所阐述的命题，来进行肯否的评判。
不过，从很多情况来看，语法差异是跟着文化走的，但是语法差异并不一定总是跟着语言的区划走。比如我国在种植上有一个传统的特点：南方是以种稻为主，北方是以种麦为主，因而就形成了跨越方言的稻文化区和麦文化区。两个不同文化区的人，在制造表“粉末状”
物质的词语时，他们都是站在各自文化的角度，选用了其认为最传“形”的语素构成相关词语。1稻文化区的人，是用“粉”（“米粉”一词的词根）来构成下面的词：胡椒粉、药粉、白粉（海洛因）；而麦文化区的人却是用“面”（“麦面”一词的词根）来构成这几个词：胡椒面儿、药面儿、白面儿。2我们知道，在我国，稻文化区和麦文化区与方言区划是不对应的：北方方言的一部分是麦文化区，而北方方言的西南官话区和下江官话区以及吴方言区、赣方言区、湘方言区、闽方言区、粤方言区，都属稻文化区。就是说，文化差异有跨语言区划的一面，或者说，文化差异和语言区划有错位的一面。
总的来说，文化对语法的具体影响，是一种特征性影响和类型性影响，这种影响反映在不同语言的语法异同和文化特征与类型的内在联系方面。但是语言类型、语法差异和文化差异，不是简单一一对应的，语法文化差异与其所属语言区划有错位性的一面。
2造词或词语的构造，是跨越词汇和语法两个平面的语言现象。 参看刘丹青：《科学精神：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紧迫课题》，邵敬敏主编《文化语言学中国潮》，语文出版社1995，屈承熹：《怎样为“中国文化语言学”定位》，《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