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性子”的反垄断要不得
反垄断的声音响遍了2011年，回顾今年发生的各类反垄断事件，种类之多令人目不暇及。在寄望来年反垄断事业再上一层楼时，最好还是思考过去所走的路是否正确。
反垄断的“主体”各有不同
纵观全年，被认为操纵市场价格的事件层出不穷，并且涉及主体甚广，不乏国企、私营企业、外国企业。年初，各大方便面著名品牌如统
一、康师傅等，在3月中旬起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涨价潮，其中康师傅还一度“三次涨价”，除了统计数据显示4月1日上调14%，
6、7月份也被普遍认为连续涨价超过40%，统一和福满多更被指出指出短斤缺两。发改委在3月21日除了与方便面集团“约谈”以外，事后还说对涉嫌进行价格操纵的垄断企业进行调查，虽然渡过了一个平静的5月，但在三四季度的市场面价又悄然走高。同样的像联合利华、宝洁等国外日化品牌涨价也“不甘示弱”，而这次发改委不仅约谈，还对其中的联合利华开了一张200万元的罚单，可经过一个多月后，有市场调查显示仍有10%的涨幅。
对于国企的垄断调查更是持续到年末仍没间断，除了在民间声名恶著的“两桶油”以外，今年另一起较大垄断调查还包括联通与电信网络宽带的不正当竞争，不过这起事件的处理与之前的同类垄断调查相比更具有“故事性”。发改委开始要对两企业进行数十亿罚款，可后来则称要对其年营业额收入10%罚款，再到现在的不出声，反而联通与电信则从强硬的态度转变到表示改过自身，并且提出能够中止反垄断调查，看出此次发改委的做法颇有威慑力。可是暂时还没有具体的惠民措施或者其他实际性的操作向公众表示，所以行外人对这次调查看来更像是“旁观者迷，当局者清”。
反垄断的“对象”也各有不同
除了反垄断牵涉主体的广泛以外，纵向分析垄断事件也有其特点。今年是处理通胀问题最为关键的一年，刚好民间的资金由极度充裕走向紧缩的拐点，人们一边指着居高不下的CPI，一直高喊着“价高伤不起”的口号，的确今年的反垄断的主旋律是“价格操纵”。这就产生了今年的各种价格上涨的网络名词，例如“日不落”、“猪坚强”等。
而今年政府前半年的首要经济目标是“防通胀”，只要是民众颇有微言的食品价格和日用品等生活必需品都成为当局首要调控的目标。可是无论是发起哪一起“反垄断”调查，企业们都能交出一份“血泪史”，称自身承受着较大的成本压力，先不论企业背后是否“不诚实”，但在CPI高涨的同时PPI也呈现同样情况，并且其涨幅比CPI高出至少一个百分点，另外新增贷款数额从1月的10400万亿到年末剧减至5868万亿，比年初减少40%。所以企业喊冤也很正常，可在民意面前，政府还是让他们从表面上使价格“低头”。
假如说年初的反垄断调查只停留在基本生活用品的范畴，下半年的调查则是深入到人们的“发展性需求”上面。首先“限价令”初见成效，各地房地产商由于收入的减少而进行洗牌，小型房产中介纷纷转型或者倒掉，从众多的环比数据看来，一线城市房价稍有回落，打破了中国房价“只涨不跌”的特色国情，虽然迫使楼价下跌并非为了打击垄断，但大型地产国企总得要给上级交“成绩单”，即使做到不降价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涨价，在今年的各种价格调
控上力度最大的一个项目，可以看作是“听不到反垄断之名，却见反垄断之效果”。
除了这些较为显著的反垄断调查以外，淘宝及支付宝网络上的“反垄断”以及关于今年关于水、电、煤等能源类物质的涨价也触动了许多人们的神经，不亚于食品价格的热点话题。
反垄断的真相到底什么？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本年对反垄断的运用涉及之广、操作之多，已今非昔比。不过，分析这些纷繁复杂的案件之时，我们还能继续像以往一般认为反垄断就是简单的伸张市场正义吗？在得到答案之前，必须要结合今年特殊的经济环境才能了解到事实的真相，或许只是出于“急性子”。
对于消费者而言，CPI的累积效应今年尤为明显，生活成本大幅上涨，即使CPI并不是一个万能衡量物价的指标，但从2000年至今，光是食品价格的物价指数与十年前相比是100:150，而人均年收入才从2000年的7078元人民币到年末约为30000元左右，在扣除物价与汇率的影响，物价上涨了三倍，而人均工资才是两倍，的确是名副其实的“收入增加赶不上物价上涨”。而下半年的经济的宏观情况逐渐转变为信贷紧缩，人们手头上的钱就变得更少了，CPI虽有回落，但总体物价情况也没有呈现出较大的下跌，生活成本仍非常之高。造成人们对任何关于价格上涨的问题比以往更为关注，特别是生活必需品，比如说猪肉、油价等。既然民意与“涨价”对着干是因为收入与物价的差距所致，而短期使收入上升的政策走不通时，只有从物价或者说是企业方面下手，所以采取反垄断处理最快能平伏民意。仅通过压抑物价来纾解民困，就像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一个“零和博弈”，非长久之计。
而一直以“抗击通胀”为主要目标的部门，针对民众反应较大价格问题，表现得比以前更为积极。可是在处理过程中，特别是涉嫌价格上涨的企业，例如之前的方便面联盟还是日化企业，虽给他们扣上“垄断”的帽子，但处理的结果却往往做得“虎头蛇尾”而非有规章可循。首先是“约谈”一事，主要目的只希望企业抑制降价，并无真正了解市场动态，同时更也没有事后建立监督机制，仅为民意“降温”而没有追溯到其“发烧”的源头，所以才出现如此之多的价格“反弹”现象。问题的原因其一，某些部门与政府之间，特别是一些欠发达的地区联系紧密，严厉的打击一些外来投资会影响到财政收入，所以也不敢“下手过狠”；原因其二，反垄断时大量使用“限价令”等行政手段，贪得其效果快并且处理也方便，反映出部门在研究垄断问题上的“懒政”，还有在处理不同主体的企业的事件时，“重国企轻私企”的观念十分浓厚。假如反垄断的使命是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那么这种歧视观念会否徒增更多的不公平呢？。
面对着消费者与有关部门，企业们似乎是三者中“反垄断”受伤也很严重，但多数指民营企业。他们除了面对原材料价格及资金链紧缺两大不利的国内因素，还要考虑成本转移至消费者的风险，其中还包括相关部门的“反垄断”大棒。例如今年普遍的涨价潮中，龙华等一些小型方便面商家趁着康师傅带头的涨价中，也将自身产品价格调高，可惜发改委制定了以惩治带头涨价的规定，使得这些中低价位的方便面商不敢再“犯错”。另一个“不得涨价”的议题则是房地产问题，现在不少调查都显示，大量的房产中介因为交易量的锐减而倒闭，即使不是限价惹的祸，但“限购令”的杀伤力也十分强大。而且经过反垄断的“大棒”一顿修理后的企业，剩下是那些体质优良的，而把那些经以老弱病残的中小企业给淘汰出去，这是
否意味着加强了垄断企业控制更多的市场，变得更为“垄断”呢？
本年的经济走势犹如“过山车”一般的曲折，所以无论是消费者也好、相关部门也好，在变化莫测的经济环境下脾气显得稍为“急躁”，反垄断更像是一件被滥用的工具，不该受伤的民营企业受伤，该遭到打击的垄断企业无实质损伤。正因为如此，期待新一年经济环境的好转能够改变坏脾气的同时，还需对自身的行为进行深刻的反省。
其实今年的反垄断事业并非一无是处，作为维护市场公平机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打击真正的垄断不仅要将其磨练剑身使其锋利、手起剑落也要恰到好处，当然还得分清谁是既得利益者谁又是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