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貨殖列傳》之經濟思想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序》中闡發了一種樸素的市場經濟觀念，如：「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最下者與之爭」
1、「貧富之道，莫之奪予」就充滿了國家不干預、以經濟利益誘導市場的思想；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則體現了一種社會分工和發展大流通的觀念。這種類似於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觀點，比之西方近代以來的重商主義理論早了近兩千年。可惜由於中國傳統社會一以貫之的重農抑商思想及其超穩定的封建制社會結構，使得司馬遷的思想不可能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統治階級理論。隨著儒學的日趨保守和其正統地位的形成，自兩漢直迄明清的兩干年來，中國的經濟始終在低水帄上重複，處於一種被壓抑的狀態，沒有產生生產方式上質的飛躍。發育雖較早的商品經濟最終卻不能加速演進為近、現代市場經濟，致使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由盛而衰，為近代以來開始的中國社會變革帶來極大歷史性包袱，這不能不說是中華燦爛、古文明史悲哀的一頁。
一、《史記˙貨殖列傳》之經濟思想
（一）肯定物質利益及人追求財富的天性
如何對待物質利益，這是任何一個階級都無法同避的問題，也是研究經濟思想的出發點，我國古代的經濟思想家，他們在論述物質利益這個問題時，往往要塗上一層濃厚的倫理色彩，以倫理道德觀念作為規範和衡量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準則，由此形成了或重利輕義，或重義輕利的兩種對立的義利觀。在先秦諸子中，儒家提倡仁義道德，鄙視好利求富的思想，他們認為非義之財不可取，獲取財富必須符合倫理道德觀念，他們重視禮義，主張先義後利。但儒家這種義利觀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為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辯護，勞動人民自孔子以來就一直在挨罵。與儒家對立的法家，則是功利主義者，他們反對儒家的道德說教，主張利決定義。司馬遷雖對法家的苛刻極為不滿，但對其自利觀還是有所借鑒的，他在〈貨殖列傳〉裡說
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埶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 1楊家駱編：《史記今譯》（台北：正中書局，民60），頁848。（以下所引史記原文皆出於此處，不另附註）
1 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錫、連、丹沙、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釭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可見，司馬遷把人們這種自發的營利活動視為是天經地義的，「若水之趨下」，聽其自然。他把追求物質利益看作人生唯一目的，因此，他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可見，「利」牽動著每一個人的活動。為了揭開統治階級仁義道德的假面具，司馬遷帶看一種憤激的情緒一一列舉了士兵的攻城先登，陷陣卻敵；強盜的的攻剽椎埋，劫人作奸；娼女的目挑心招，不擇老少；吏土的舞文弄法，刻章偽書等等，社會上各行各業的人，都是為了求官取利而奔波忙碌。這是人的天性所致，上至將軍宰相，下至士農工壓大家的本性都一樣，只是有些人不敢公開承認而已。既然「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學而俱欲者也」，那麼又何必在「利」這個問題上再罩上一層「義」的虛偽面紗呢？可見，司馬遷在這裡揭露批判了統治階級的假清高、唱高調的一面。
在《史記˙貨殖列傳》開篇，司馬遷就引了《老子》的一段話：「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接著說：「必用此為務，近世涂民耳目，則幾無行矣。」《老子》所描繪的是「小國寡民」的那種田園識般的社會生活狀態，體現了老子的「無為」思想，社會生活順其自然發展。這種「無為」思想旨在反對人們對自然界和人類活動進行干涉。問題是，司馬遷引述《老子》的話是贊同還是批評老子呢？其實司馬遷既贊同老子「無為」思想，又否定他的」「無欲」思想。在老子看來「至治之極，……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的田園詩般美好狀態，也是「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封閉狀態，這兩種狀態是「無為」和「無欲」之結果，因而「無為」和「無欲」是達到治之極的手段。司碼馬只是贊同老
2 子「無為」思想而反對「無欲」、封閉的思想，認為如果無欲、封閉，則不能達到「至治之極，因而說「必用此為務，近世涂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在肯定求富的的合理性後，司馬遷還給我們描述了一幅社會芸芸眾生求富圖：
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岩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塚鑄幣，任俠並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者，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穀，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鬥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
司馬遷舉了這麼多例子，旨在說明吹求財富是人的天性，是不學而會的，這當然有他的進步性。司馬遷把人對物質利益的追求放在第一位，重視社會物質利益，重視財富。他認為，追求財富是人的本性，「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所以各行各業的人盡力追求財富是一種自然規律。只不過有的人賣力氣，有的人用智謀。
現代市場經濟瑰論是建立在利己之人性，因而必然為己逐利的前題上的，以便說明市場如何將利益對立的各主體通過商品交換關係實現和諧暢達地整休聯係。事實上對人性的設定，關乎理論如何建構，因而是極具重要性的一基礎性工作。在〈貨殖列傳〉中司馬遷對人性的看法有這樣的看法：「天下熙熙，皆為利
3 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由此可見，司馬遷對人性的看法同現在市場經濟關係的設定是毫無二致的，從而司馬遷得出前述對事市場經濟關係的基本結構也就是不言自明的事了。在《史記˙貨殖列傳》上列舉了賢人、隱士、廉吏、廉賈、戰士、閭巷少年、趙女鄭姬、游閑公子、漁人、獵人、賭徒、醫士、貪吏等各階層都是為了「富厚」反對統治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欺詐行為，指出統治者「口不言利」行動上都「唯利是圖」，主張統治者應保障勞動人民起碼的生存條件，要照顧人民的物質利益。
司馬遷以前，大多思想家，喜歡空洞地談「仁」、「義」等，少有人談到的，也將「仁」、「義」同「利」割裂開來，孔子說過「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甚至認為富與貴」與我如浮雲」，采取一種超然的宿命論的態度；孟子更說：「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司馬遷則認為：人的一切活動，其目的就是為了追求利，也就是財富。在封建制度下，最高統治者與國家往往是合為一體的，這是「家天下」的必然，因此兩者求富的目標是一致的。司馬遷在《史記》中寫到：越王句踐用然之策「修之十年，國富」，而漢武帝任用桑弘羊，施行「均輸之法」、「平准法」等同樣也是為了求富，更甚者實行「告緡令」，卻是一種運用手中權利「劫富」、「暴富」的行徑。這雖有點誇張，但人民要生存，國家要良好運行，首先就要有經濟展做保障，因此司馬遷這種求富趨利的觀點是值得肯定的。
司馬遷肯定「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具欲者也」，承認人們追求財富的自發性和合理性。他從人類社會的歷史實際出發，說明人的欲求總的說來是不斷增長著的，這是社會經濟相應發展的主要動力。因此，他的貧富觀的根據，正是他的人類社會是向前發展的、這一進程是不可逆轉的歷史觀，一種樸素的進化史觀。他所說的「挽」近世，決不同於「領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的上古往世，生產和消費互相刺激，物質財富日益豐富，人的欲求也更趨增長，這不止是任何人的間題，這是一種社會現象，而且其中隱伏著某種規律性的支配力量。司馬遷的求富正當論，是一切不諱言致富目的並積極投入的人們的一面旗幟。自范蠡貨殖成功，「言富者皆稱陶朱公，白圭致富獲勝，「天下言治生祖白圭」，范、白以他們的實踐和經驗為天下經營逐利者模範。
（二）國家強弱盛衰的基礎在於經濟的發展程度
在漢初，統治者一方面面臨著長年作戰亂後經濟凋敝的現實，一方面是農民戰爭席卷大地的陰影所致，因而害怕人們對物質利益的追求。所以，許多思想家出少鞏固政權的需要。對義利的關係做出符和統治者願望的解釋。名儒陸賈在說明義利關系時，重彈老子的老調說：「君以義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利相亂，賢者義相治。因為司馬遷在義利觀上肯定了追求物質的利益和財富是人們的本性，所以他對漢初儒家提倡的安貧樂道主張是不滿的。他非常重視物質生產活動。並認為是治國之道。他在〈貨殖列傳〉中說：「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
4 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於不出則財匱少」，「上則富國，下則富家」。司馬遷把發展經濟視為國家最重要的工作，經濟發展對國家富強有著重要作用。他在〈帄准書〉中說：「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應，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稱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利，為強君」。司馬遷如此突出地強調經濟問題，與先秦儒家認為只要國君實行「仁政」，天下就會安定，國家就會將無敵於天下的那種誇誇之談相比，則顯得更有實質意義。
貨殖，即靠貿易生財求利的意思。漢初，生產癱瘓，經濟凋敝。巨商大賈囤積居奇，昂抬物價，「米一石值萬錢，馬一匹則百金」，為了恢復農生產，漢高祖采取了種種抑制商人活動的措施。強調農業是「本業」，認為商業是「末業」、「賤業」，賈宜〈論積貯疏〉裡指出「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賊也」，在他看來，手工業者、商入都是吃閒飯的，在助長「淫侈之俗」，是天下的大禍害。晁錯把問題看得更嚴重，他指出「商人大者積貯倍息，小者流亡者也」（《漢書˙食貨志》。賈誼、晁錯重視農業是對的，但把商入列為「游食之人」，把農村的兼併和農民的貧困歸咎於商人，把商業的發達當成糧儲備不足的主要原因，這是不恰當的。
（三）物質財富的佔有決定著人的社會地位及思想面貌
〈貨殖列傳〉說：「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這是說，不做官的人，只要有財富，其利與樂與封君相比。而當中也記述很多這樣的事例，如冶鐵致富的郭縱，「與王者埒富」；「用鐵致富」的卓氏，「富至童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所以，司馬遷說：「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不僅如此，司馬遷還認為物質財富與權勢地位息息相關。他在〈貨殖列傳〉中記錄了這方面的事實，如孔子弟子子貢經商之後，「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張者乎？」子貢從商致富，能與國君分庭抗禮，可見勢力之大，就連孔子的出名也是和子貢的財富分不開。司馬遷從商人的活動中看出，「無財作力，少有鬥智，既饒爭時」，沒有錢給人家當伙計，出苦力；前少的小本經營，手提肩挑；前多的坐列市肆，從容裕如；而富貴大賈，人徒成千上萬，舟車遍南北，字號滿州郡，他們勢同王侯，只因為沒人給他們實際名號，所以只能被人們稱為「素封」，這不儼然就是一個王國的縮影嗎？ 基於這種認識，司馬遷又闡述了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關係：經濟地位決定著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這雖是二者關系的簡單、樸素的表述，但畢竟他意識到了經濟對政治的基礎作用。「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說明了經濟勢力強大，社會的政治地位也會隨之提高。另外，人們富裕了，良好的社會風氣、道德也會形成。，對於國家來說，有會四夷歸順，既便是「千乘之王，萬家之侯」也是「患貧」的，所以統治者應順立歷史發展，重視發展經濟。
在「義」與「利」的關係中，是道德決定物質利益，還是物質利益決定道德，還是擺在我國古代思想家前必須回答的問題。司馬遷的答案十分出色，他說：「緣
5 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他還發揮了《管子》的思想：「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人富而仁義附焉」。司馬遷的義利關闡述得十分清楚，那就是：在道德觀念和物質財富之中，物質財富貣決定作用，他是道德觀念產生的物質基礎，而道德觀念是受物質利益制約的。司馬遷指出了封建道德有其虛偽的一面，他是供財富佔有者，供權勢者們經常塗用的一種美麗脂粉，誰有錢有勢，誰就有道德。《貨殖列傳》中說：「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另外，《貨殖列傳》中又說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在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壞人有了錢甚至可以使自己變得「德高望重」，而認為那些與他為敵的好人變得「臭名昭彰」，這裡的言詞雖然不偏激，但它卻清楚地揭示出了道德對經濟的依賴，和剝削階級的所謂道德的虛偽性、欺騙性。
（四）重視商業，主張農工商虞四者並重，反對重本抑末
在《貨殖列傳》的開頭，司馬遷對老子的批評就包含了重視商業的思想。如果按照老子的「老死不相往來」的理論去做，商業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司馬遷根據他多年調查瞭解，把各地物產做了詳細的介紹，同時他又指出，這些豐富的物產，「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立之，商而通之。」在重農抑商思想作為統治階級思想的時候，司馬遷能夠把商業同農業帄等相待，所以在《史記》中，記載了各代商業發展的盛況。當中，司馬遷肯定商人在經濟發展的作用，讚揚私人工商者們的卓越才能及對國家社會所作的貢獻。他曾明確的說：「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時而息財富，智者有採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司馬遷為商人立傳的目的很明確，他不同意漢代的抑商政策，他認為商人的活動是正常的，其經營手段是「取與時而息財富」，既無害於國家，也不影響他人，所以，他一反潮流，在《貨殖列傳》中為二十多位商人立傳。他讚美商人的聰明才智。如《貨殖列傳》說由於句踐實行了計然的商業章程，從而使越國富強貣來，士兵們也因有豐厚的獎賞，願意衝鋒陷陣。而越國最終滅了強大的吾國，耀武揚威於中原地區，號稱五霸之一。司馬遷讚揚了白圭作為一個企業家的優秀品質和他的卓越才幹，還寫了女手工業者寡婦清、蜀卓氏等的事蹟。值得指出的是《貨殖列傳》和《帄准書》創作於漢武帝禁令限制並用官商官工排擠私人工商業者的時期，司馬遷在這種情況下公開讚揚商人，熱情地評價他們的歷史貢獻，把他們一個個寫入列傳，這是異常勇敢的。
自戰國中期商鞅變法以來，封建國家一直推行「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至司馬遷所處的漢武帝時期，為配合中央集權的加強，這一政策更變本加厲地推行之。然而，司馬遷卻不為權勢所左右，頗具見識地把國民經濟中的農、工、商、虞四大部門相提並論。他認為：「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之衣食所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即說，均衡地發展農、工、虞、商四業，則有利於富國；個人積極地從農、工、虞、商等經濟活動，則有利於富家。司馬遷還看到，中國地大物博而生活資料的分布並
6 不帄衡，所以從地區到個人，在經濟活動中都要分工協作，都要互相依存，在社會上出現農，工、虞、商的分工是不以人們的意忐為轉移的。司馬遷能夠強調在社會生產中四業並重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與當時的「輕商」思潮和「抑商」政策分庭抗禮，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五）商業成功之道在於把握時機、善用策略
司馬遷認為這些所謂「素封」者的成功之道，主要有以下七點：其
一、掌握時機，靈活應變，如白圭，一旦決策後，即能「趨之若猛獸勢鳥之發」，及時抓住時機。白圭和範蠡一樣，都能通過預測商情，待時而變。白圭掌握年歲豐欠，利用豐欠年成價格差價進行收購和出售。范蠡用計然之計於市場，「知斗則修善，時用則知物」，而從事豐年收購，欠年出售，這恰如「旱則資舟，水則資東」一樣。其
二、根據價格和供求變化而隨機運作。「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在確知行情下，「貴出如糞土，賤出如珠玉」，價高時及時拋出，反之則收進。白圭甚至采取「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之策略，反常人之道而行之，往往得手。其
三、選擇交通便利、地方富裕的有購買力的市場作經營場所。范蠡選擇了「諸侯四通」，人口聚集的定陶從事經營活動，巴寡婦清則確定有豐富「丹穴」源的地方治丹，烏氏在邊在邊境地帶以奇物換馬，而蜀單氏在遷徙途中不選路程較近的匱乏之地家，而是遠走臨邛這一「民工於市，易於賈」的地方去作生意。其
四、都經營關系民生大計的大宗產品，如糧食、鹽和鐵。其
五、薄利多銷、並加快資金周轉。如白圭實行薄利多銷策路，「欲長錢，取下穀」，通過經營如穀類等大宗商品，雖然單價利薄，但也能獲大利。范蠡設法加快資金周轉，其「財幣欲其行如流水」，資金運轉「無息幣」，加快資金周轉，在一定時期內能增加利潤絕對量。其
六、節儉積財。如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而宣曲位代折節為儉，……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出事不華則身不得飲酒食肉」。其
七、善任人才。范蠡能與時逐而不責於人，任用人首先要信任他，而不是苛求責怪他，有用之才方以發揮作用，「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以上這些經營管理方法的靈活運用，審時度事，使這些商人能富比封君，並能與「封君分庭抗禮」，就在於他們有較有效的管理方法。
三、結語：
司馬遷主張國家不干涉經濟活動，提倡以放任為主的經濟政策，他很贊同漢初的「開關梁，弛山澤之禁」的開放政策，他認為漢初由於實行開放政策，才出了「富商大賈周流於天下，交易之莫不通，得其所欲」經濟繁榮的局面。《貨殖列傳》中論述了追求財富是人的本性之後說：「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最下者以之爭」，這可說是司馬遷對發展工商業問題的總看法。
參考書目
一、書籍
楊家駱編：《史記今譯》（台北：正中書局，民60）。
周先民：《司馬遷的史傳文學世界》（台北：文津出版社，民94.10）。
7 賴漢屏：《史記評賞》（台北：三民書局，民89.8）
二、期刊
張文華：〈近十年來《史記˙貨殖列傳》研究綜述〉，《淮陽師範學院學報》，第
27卷第三期，（2005年4月），頁510-560。
李挺：〈《史記˙貨殖列傳》時代略論〉，《雲南大學人文社會可學學報》，第25 卷第2期（2005年4月），頁71-76。
〈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序》〉，《湖北審計》，第12期，總刊第175期（2003年），頁49。
王生：〈司馬遷的重商經濟思想探微〉，《農業師院學報》，第3期（1994年），頁29-33。
何梅琴：〈論司馬遷的經濟思想極其進步性〉，《平頂山師專學報》，第12卷第4期（1997年12月），頁48-52。
聶翔雁：〈從《史記》看司馬遷的經濟思想的進步性〉，《白城師範學院學報》，第18卷第3期（2004年），頁55-57。
馮曉琴、楊世民：〈由《史記》看司馬遷的經濟思想〉，《延安教育學院學報》，第18卷第4期（2004年12月），頁25-27。
賈明遠：〈簡論司馬遷的經濟管理思想〉，《西北大學學報》，第33卷第2期（2003年5月），頁68-70。
李理：〈司馬遷經濟倫理思想簡論〉，《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第4期（1995年），頁54-57。
唐凱麟、陳科華：〈「善者因之」─司馬遷的經濟倫理思想研究〉，《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33卷第1期（2004年1月），頁11-22。
楊華星：〈司馬遷的經濟倫理思想探析〉，《西南師範大學學報》，第29卷第5期（2003年9月），頁122-126。
徐衛民：〈論司馬遷的商業思想〉，《漢中師院學報》，第4期（1994年），頁57-61。 王鑫義：〈司馬遷論商場成功之道〉，《安徽大學學報》，第5期（1997年），頁91-93。 丁毅華：〈司馬遷的貧富觀〉，《學術月刊》，第5期（1995年5月），頁73-80。 區永坼：〈司馬遷經濟思想論述〉，《武漢教育學院學報》，第15卷第4期（1996年8月），頁56-60。
8 李德甫：〈司馬遷經濟思想 ─學習《史記˙貨殖列傳》斷想〉，《創造》，（1996.06），頁46-47。
張文明：〈從〈貨殖列傳〉看司馬遷的生產經營思想〉，《貴州文史叢刊》，第一期（2003年），頁53-56。
繆坤和：〈《史記˙貨殖列傳》所展示的分工與商品經濟發展析論〉，《雲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報》，第26卷第6期，（2000年），頁126-129。
陶家柳：〈從〈貨殖列傳〉看司馬遷的經濟思想〉，《上饒師範學院學報》，第22卷第4期（2002年8月），頁72-76。
張澤暉：〈〈貨殖列傳〉的經濟思想〉，《創造》，（1998年12月），頁50-51。 陳及：〈《史記˙貨殖列傳》與現代市場經濟觀〉，《商業文化》，（1994年4月），頁54-56。
張文華：〈關於《史記˙貨殖列傳》中的經濟區劃分問題〉，《荷澤師範科學學報》，（2004年8月），頁34-36。
吳宏岐：〈說《史記˙貨殖列傳》中經濟小區的數目〉，《中國歷史地理叢》，第4期（1998年），頁90-96。
李挺：〈太史公論庶人之富─讀《史記˙貨殖列傳》札記〉，《思想戰線》，第1期（2002年），頁67-70。
王爾春：〈小議《史記˙貨殖列傳》中的岩穴奇士〉，《長春師範學院學報》，（2004年11月），頁40-41。
孫志敏：〈試析司馬遷的經濟思想〉，《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4卷第1期（2003年），頁57-61。
賀信民：〈禮生於有而廢於無─論《史記˙貨殖列傳》之倫理學價值〉，《唐都學刊》，第19卷第1期（2003年），頁40-44。
金久紅：〈從《史記˙貨殖列傳》看司馬遷的道德觀〉，《懷北煤師院學報》，第22卷第3-4期（2001年7月），頁3-4。
溫冠英、朱林：〈論司馬遷的經濟倫理思想〉，《南昌大學學報》，第32卷第3期（2001年7月），頁75-80。
陶禮天：〈司馬遷的地域文化觀─讀〈貨殖列傳〉〉，《中國文化研究》，春之卷，
總第7期（1995年），頁30-36。
林榮琴：〈試析《史記˙貨殖列傳》與《漢書˙地理志》中的風俗地理思想〉，《西
9 北大學學報》，第27卷第4期（1997年），頁4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