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赏析及生命意识
12计算机应用技术3班（对口）施瑜婷126303113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也就是前1100年到前600年，约五百多年间的诗歌305篇。
〈诗经〉在先秦叫做〈诗〉，或者取诗的数目整数叫《诗三百》，本来只是一本诗集。但是，从汉代起，儒家学者把《诗》当作经典，尊称为《诗经》，列入“五经”之首。
《诗经》中的诗当初都是配乐的歌词， 按当初所配乐曲的性质，分成风、雅、颂三类。
“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也就是各地方的民歌民谣。“风”包括了十五个诸候国的民歌，即“十五国风”，共160篇。占了诗经的一半以上。与《雅》、《颂》相比，《风》显得活泼，生活气息更浓，如开篇《关雎》写初涉爱河的青年。《氓》写被丈夫抛弃的女子的哀怨。《静女》写恋爱时的微妙心理。
“雅”是正声雅乐，是正统的宫廷乐歌。“雅”分为“大雅”和“小雅”，一共有105篇。“大雅”是用于隆重盛大宴会的典礼；“小雅”则是用于一般宴会的典礼。
“颂”是祭祀乐歌，用于宫廷宗庙祭祀祖先，祈祷赞颂神明，现存共四十篇。
《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它形式多样：史诗、讽刺诗、叙事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
它内容丰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
《诗经》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广泛流传。是中国几千年来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孔子在《论语》里也有“不学《诗》，无以言”的说法，并常用《诗》来教育自己的弟子。 此后，它与《书》、《礼》、《易》、《春秋》并称“五经”。孔子以后的儒家学派人物，都把《诗》当作教本，传授不绝。虽经秦始皇焚书，但《诗》由于学者的口头传诵，得以流传下来。
《诗经》在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代文学影响很大。
《诗经》的表现手法：
一、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
二、《诗经》的表现手法之二：四言为主，章节复沓，反复咏叹。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十五《国风》，诗一百六十篇；《雅》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颂》包括《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鲁颂》四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最初称《诗》，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 现存的《诗经》是汉朝毛亨所传下来的，所以又叫“毛诗”。
这些诗篇，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但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诗经》成了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这种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叫\"赋《诗》言志\"，其具体情况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论语》记孔子的话说：“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以看出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以及准备进入上层社会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以导致人“温柔敦厚”。《论语》记载孔子的话，也说学了《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事奉君主和长辈的道理。按照孔子的意见（理应也是当时社会上层一般人的意见），“《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思就是，《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总体上）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公认道德原则的。否则不可能用以“教化”。 《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意谓《诗》三百余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
“国风”是《诗经》中的精华，是我国古代文艺宝库中璀璨的明珠。 “国风”中的周代民歌以绚丽多彩的画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真实的生活，表达了他们对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的不平和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在《七月》中，我们看到了奴隶们血泪斑斑的生活，在《伐檀》中更感悟了被剥削者阶级意识的觉醒，愤懑的奴隶已经向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吸血鬼大胆地提出了正义的指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守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獾兮？”有的诗中还描写劳动者对统治阶级直接展开斗争，以便取得生存的权利。在这方面，《硕鼠》具有震颤人心的力量。“国风”中有一些反映兵役、徭役给人民造成极大痛苦的思妇的诗，如《殷其雷》、《伯兮》、《君子于役》等就是这一类诗篇的代表作。“国风”中还有数量不少的爱情诗。反映不合理的婚姻给妇女造成极大的痛苦，表达青年男女对美满婚姻的向往和追求，是这类爱情诗的重要主题。《氓》、《谷风》等篇为我们展示的正是这种生活画面。而《柏舟》还具有鲜明而强烈的反抗意识。基调健康、乐观的恋歌（如《静女》、《木瓜》等），更给爱情诗增添了一种和谐、喜悦的情愫。所有这些都是劳动人民思想情感的真实表达。
“国风”中还有不少民歌对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予以有力的讽刺和鞭笞，如《新台》、《南山》、《株林》等都是这方面的名篇。
以简朴的语言描摹事物，以朴素的生活画现反映社会现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国风”中有很好的体现，并且成为它显著的艺术特点。在形象塑造上，“国风”也具有 现实主义艺术特色。作者们能通过抒情主人公的内心倾诉，表现他们的欢乐与悲哀，刻画主人公的行动及其性格特征。“国风”在形式上多数是四言一句，隔句用韵，但也不是千篇1律。它常冲破四言的规定，而杂用二言、三言、五言、七言或八言的句子，如《伐檀》就是一首杂言诗。这些随着情感的波动而富于变化的诗句，读起来节奏分明，极富音乐性，“国风”的语言准确、优美，富于形象性。精确恰当地使 用双声、叠韵、叠字，更增加了艺术魅力。赋、比、兴的艺术手法为“国风”大大增强了表现力。
雅诗和颂诗都是统治阶级在特定场合所用的乐歌。它们在思想内容上无法与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民性的“国风”相比，但由于它们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因此，也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
《诗经》是我国文学光辉的起点，是我国文学发达很早的标志，它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诗经》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极高的地位。
《诗经》中印象最深刻的一句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句华出自《诗经》中的《击鼓》。 《击鼓》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 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 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并非男女之间的誓言,而是两个男人之间的约定!根据《毛诗正义》这句话是两个士兵之间的约定,“子”在这里没有老婆的意思,主要指男子或者有地位的人。
《击鼓》讲的是战争，不管是穷兵黩武的四处征战，还是保家卫国的战斗，士兵面对的都将是与亲人的别离，这个别离也许很短，也许很长，长于一生。战争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有着各种各样的含义，对于一个个体而言，若不从大处去讲，那更多的是“我独南行”的不忍，“不我以归”的忧心，无居无所得飘零，和兵失去战马的凄凉。“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和爱人的一别竟会成为永恒，那曾经的誓言要如何兑现。
“契阔”二字，《毛诗》训成“勤勉”，从下一句的“于嗟阔兮，不我活兮”来看，这个两个阔字应意思相同，是别离的意思，契为聚合之意。活，是“佸”的借用，相会之意。“于嗟洵兮，不我信兮。”感慨相隔遥遥，无法兑现自己的誓言。这个誓言是给心爱的袍泽许下的白头偕老的信。
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死生契阔，与子成说”一句，毛《传》训“契阔”为“勤苦”，郑（郑玄）《笺》则发挥其意，谓“从军之士，与其伍约：‘死也、生也，相与处勤苦之中，我与子成相说爱之恩’(沙场上军士之间相互勉励约定相互救助的盟约。不管遇到什么危难，我们都不要独自跑掉而不顾对方)钱钟书在《管锥编》中评价说：“《笺》甚迂谬”，又指责其“穿穴密微”，并很幽默的将“死生契阔，与子成说”等句，比较《水浒传》第八回林冲刺配沧州临行云“生死存亡未保，爱人在家，小人身去不稳”语，断为“情境略近”。
击鼓进军，是古代的一种常见的生活方式，战争在那时候占据着生活太大的空间，歌颂战争的神圣，悲叹战争的哀怜，在诗歌中频见不鲜。《击鼓》只是一个士兵小小的心声，无关乎国家社稷，只因为心中的情节，人最本能的思念，远离的是亲人和爱人，走不上的是回家的路。
诗是人类对宇宙生命本真的体悟方式，是人类生命意识醒觉的歌唱。何谓诗？孔颖达《诗大序·正义》云：“诗者，人志意之所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从伏羲时代肇始，我们的祖先就具有了朦胧的生命意识，伴随生命延续的劳动实践和对精神作用认识的不断增强，自然生命的诗性醒觉开始萌动。从《弹歌》、《击壤》到《蜡辞》、《南风》，虽因其邈远而真伪难辨，但上古各部落有大量歌谣广泛流传则是不争的事实。古部落歌唱不绝的口传歌谣，虽然还只是诗的前艺术，其内容主要与先民祭祀天地鬼神、祖宗社稷活动有关，但它毕竟是诗自觉的前期积淀。随着夏商时代文明大幕的徐徐拉开，中国型的文明社会走上了“早熟”的发展轨道，伴随集体劳作的生命实践，人的自我意识完全醒觉，诗歌便从原生态起步，开始逐步摆脱鬼神的桎梏，关注现实社会，关注人的感受，关注人的命运成其为商周时期诗歌吟唱的主体。
《诗经》是中华先民自我意识诗性醒觉的标志。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录了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宗族城邦社会的作品，同时也收录有殷商贵族祭祀祖先的作品和夏商时期周族兴邰居豳阶段的作品。305首诗歌，既有政治精英踌躇满志的激情迸发，又有仕途倦客的愁思怨叹；既有歌者对外在世界的敏锐反应，又有诗人对自我内心的透彻审视；既有王族权贵的权力话语，又有饮食男女的欢歌悲吟。其以宴饮为题材的作品，强调的是个体对整体的依存，以及整体对个体存在前提的赐予；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显露的是周人在文明与野蛮冲突中的态度；以婚恋为题材的作品，张扬的是人的生性本能和生命欲；以农桑稼穑为题材的作品，审视的是农事对于生命延续的意义；即使那些被现代人认为价值低下的颂诗，其实也是中华先民对于自己幸福生活的感恩性歌唱。可以说，《诗经》是与中华先民自我意识觉醒同步的文学觉醒，它以诗的方式遗存了浓郁的远古风俗，传译出了鲜活的远古社会现实，而且第一次以诗的形式真切细腻地披露出了人的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
《诗经·大雅》保存了五首古老的周族史诗，记述了从周始祖后稷诞生到武王灭商的一些传说和英雄史迹，以粗线条较完整地勾画出周族发祥、创业、建国、兴盛的辉煌历史，完 整地记录了早期周人的宗教礼俗、思想意识、农业生产和群体生活。《生民》叙述周始祖后稷的故事。前三章写后稷的神异诞生，四章以下写他长于农事，功德齐天，勤奋创业，业绩辉煌，凸现其“农神”的崇高形象。“恒之秬秠，是获是亩；恒之糜芑，是任是负，以归肇祀。诞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释之叟叟，蒸之浮浮。”那生动的活泼劳动场面，无疑是周族先民那透着审美情味的日常生活的诗化体现。丰富的感触印证着人萌动的诗心。“昂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儃时，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与周人和谐的天人关系相谐的正是他们以农德自重的人生态度：勤勉、努力、恭敬、警惕，这种刚健自强的精神境界恰是人性的最初觉醒的标记。周人是一个农业人群，定居生活对民族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公刘》描述的是后稷曾孙公刘由邰迁豳开始定居生活的史迹。在这首诗中，没有神性英雄奇幻业绩的铺陈，取而代之的是英勇豪迈的周族先民们的真实朴素的群像。“笃公刘！匪居匪康。迺场迺疆，迺积迺仓。迺裹餱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全诗从治田备粮，扬戈启行写起，围绕不肯苟安、开拓奋进、率部迁徙、营建新邑的主线次第展开，高度赞扬了公刘诚实笃敬、“匪居匪康”的人生态度，热情歌颂了公刘开国的伟业。这种对公刘迁徙定居的颂赞，实际上是生命意识觉醒后的诗人对人的理性精神的肯定。在周民族发展史上，还有一次影响至为深远的由豳迁岐，由公刘九世孙、周文王祖父古公亶父率领，《绵》就描述了这一史实。开篇即以“绵绵瓜瓞“起兴，象征周族日益繁盛，绵延不绝。《皇矣》、《大民》均以周族自太王至文王时期的重要史实为描写对象。《皇矣》主要写文王伐崇伐密，继承先祖遗业，发展壮大周族的伟大功绩。《大民》描述王季、文王的婚姻和家庭，并着重赞颂了武王牧野伐商的辉煌胜利。在周人留下的这组史诗中，诗人立足现实人生，把目光凝聚在真实的生活世界中，描写人和人的活动，体味人在天地间逐渐展开自己的美好历程，讴歌人生境界的提升与成长，歌唱祖先开辟新世界的英雄伟迹，处处流露出了现实人生的亲切风度和仁厚品格。 《豳风·七月》是《诗经》中直接反映周人农业生产生活最优秀的作品。诗以时序节令为经，按着生活的本来样子，冷静周详地述说着周人一年四季的农事生活，没有夸张和渲染，也没有强烈言的辞和愤激的色彩，却有着有极强烈的生命意识，表现出了周人为获得基本生存条件而进行的艰辛努力。诗是从一年之中最寒冷的冬季描写开始的，“无衣无褐，何以足岁”的质诘，确定地暗示着诗篇将要表达的意向：人在天地间的生存是不易的，是艰难的。周农正月里整修农具，二月里举家下田，养蚕、纺织、染帛、收获、打猎、筑场、造酒、修房、凿冰，一季接着一季，一茬接着一茬，一年到头几无空暇。寒风凛冽的严冬里“无衣无褐”；青黄不接的日子里“叔苴”“采荼”；忙忙碌碌到年关，还得要“穹窒熏鼠，塞向墐户”。 周人的生活非常艰难，但诗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哀哀诉苦，相反，一种和天地自然谐调的淳朴的亲切之情溢于诗外：“六月食郁及薁，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周人劳动的最大愿望和最实际的目的是获取生命所需的基本的生存物质，劳动的成果限定在延续生命的初始意义上，因此，在吮食瓜果的甘甜时，就能用一种质朴的心情去思考、感念生育着人类衣食的大自然。朴素的诗句，逸出的是劳作是为衣食所安这样朴素而直接的观念。《七月》是用符合生活本意的明朗目光来全面审视农事活动的意义的，人们没有刻意企求神灵的保佑，而是在与大自然的变动协调一致中，努力去把握大自然向人类展开的无穷生机，鲜明的理性精神超越了对自然的非理性崇拜。虽然也有“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这类语句，但祭祀仅仅只是作为现实生活的一个侧面映现在诗篇之中罢了。作为人类生存的衣食之源“对象化”于诗人的描绘之中。“一之日”、“二之日”、“觱发”、“栗烈”的严寒，“七月流火”所暗示的酷暑，“春日迟迟”的喧暖，“九月肃霜”的清凉，以及跳越于这些节律内的物候活动，所有这些自然现象的描写，实际上只是在切分与标志出农事活动密切相关的自然律动周期。《七月》着眼的是生命延续所必需之“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因此，当寒冬来临之前，人们及时将丝麻“载绩”为裳，将稻子酿成“春酒”，在“改岁”或“卒岁”的隆冬节日里“朋酒斯飨”。劳动生产着衣褐、食物，也练织出绚烂，酿造着醇香，它不仅能确保人生命的延续，而且劳动本身还能锻造出淳朴质重的精神气质。显然，诗篇是从生活本身来观察生活，是从生存意义来审视农事劳作的，它表现出的是农耕文明社会的劳动伟大这样一种朴素观念。
《诗经》中的婚恋诗是最能体现周人生命意识诗性觉醒的篇章,它表现出了对人生命本体的尊崇和对人的个体价值的强烈追求。《郑风·溱洧》便是极具代表性的一篇。这首诗写的是郑国阴历三月上旬已日男女聚会之事。阳春三月，大地回暖，众多男女齐集溱水、洧水岸边，临水祓禊，祈求美满婚姻。一对情侣手持香草，穿行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感受着春天的气息，享受着爱情的甜蜜。他们边走边相互调笑，并互相赠送芍药以示情定。这首诗如一首欢畅流动的乐曲，天真纯朴，烂漫自由。它所表现的是自然的人性，是一种活泼生命的体现。在周代，象《溱洧》中以原始性爱为基础的自由恋爱现象是极为普遍的。《陈风·东门之枌》写陈国青年男女借舞会之机自由寻觅心仪的恋人；《鄘风·桑中》反映当时卫国男女聚会频繁和没有拘束；《邶风·静女》更是把当时青年男女在一起时的那种天真活泼、相互逗趣的情景写得活龙活现。《诗经》的这类爱情诗没有世俗的偏见，有的只是强烈的生命意识，有的只是个体生命本能的情感流露，依据生活的逻辑，它突出了情窦初开的青年男女对生命内在本初结构恢复完整的焦渴，还原了生命与生活的意义。《周南·关雎》是一首炽 热感人的情歌。“关关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位男子爱上了一位美丽的姑娘，醒时梦中不能忘怀，而又无法追求到。面对悠悠的河水，目迎水流中浮动的荇菜，姑娘美丽的身影时时闪现在眼前，这更增添了他的痛苦，以致出现了幻觉，仿佛和那个姑娘结成了情侣，共同享受着协谐欢乐的婚后生活。诗中的相思之情是坦率的、大胆的：“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诗人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愿望。这种浓烈的感情和大胆的表白，正是生命欲望和生性本能的自然显露。《周南·汉广》也是一首情诗。“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诗人连用四个比喻，说明理想的恋人无法追求。接下来的
二、三章，假想所爱之人将要出嫁，自己喂饱马儿去迎亲。诗情景交融，男子神魂颠倒的情思，与江汉浩渺烟水苍茫的景色浑然一体，在比喻和暗示中，展示了痴心者因系念之深而产生的焦虑及无可奈何的心境。《召南·摽有梅》是少女在采梅子时的动情歌唱，吐露出珍惜青春、渴求爱情的热切心声。看到成熟的梅子被扑打得越来越少，联想到青春难驻红颜将逝，姑娘心情焦灼起来，她急不可待地向中意的异性推销自己，先是希望小伙子选个好日子向自己求婚，继而希望小伙子今天就和自己订婚，进而希望小伙子现在就和自己成婚。真可说是步步进逼，只争朝夕。
《诗经》有着博大而深邃的生命境界。它那回环复沓的章句形式、丰富凝练的语言、浑朴自然的艺术风格、醇厚的生活气息、赋比兴的表现手法，皆源出于中华先民那奔涌激荡的生命激情。在强烈的生命激情催动下，自然界的万物皆成为了中华先民寄托情志、发抒感慨的对象。中华先民生命追寻的历程也就是中国诗性文学追寻的历程，中华先民生命意识的觉醒也就是中国文学的觉醒。《诗经》是中国文学伟大自觉的开始，它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生命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直接影响到了中国文学特质的确定和后世作家的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