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记》读后感
2013331210045 徐高婷
《城记》的城，指的是北京城。
我曽在2014年秋季去过北京。还未去北京前，政治、文化的中心，胡同林立、历史古都的形象就已被教科书影响深刻的烙印在脑海里。去过之后，除了为故宫的庄严肃立，圆明园的凋敝残败而震撼，印象最深的就是北京的拥挤交通了。即使高架桥林立，大多数时间，北京的车子都没办法跑的很快。
《城记》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规划、建设的历史。王军曾将这本书命名为《城祭》，因为它讲述的仿佛就是一本北京老城的死亡档案。古城北京曾在战火纷飞中奇迹般的保存下来，却逃不过和平建设时期人为的毁坏。20世纪50年代后，拆、毁、建，成了北京的主旋律。而因为政治原因、思想取向等导致的规划问题，也经过岁月的考验下逐渐浮现。在王军的笔下，我们看到了这座城不断拆除建设的过程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悲欢承启；而一些古老的建筑在消逝，如今只能在一帧帧图片中回顾尘封的历史。如今伫立的古老建筑，背后是无数建筑师唇枪舌剑，斡旋奔走留下的遗迹。
首都北京共五环，从内到外分别是
二、
三、
四、
五、六环，没有一环，五环以内是城区，六环是高速公路。之所以有所谓的二环到六环，是因为北京长期以来是以旧城为单一中心，以新区包围旧城、同心同轴向外蔓延的生长模式发展的，被建筑学界形象的称为“摊大饼”。
然而这种“摊大饼”的发展模式，显示除了一系列的弊端。
1.交通瘫痪
作为全市单一的中心，北京旧城长期承担着商业、办公、旅游等功能，大型公共建筑不断涌入，在20世纪80年代，北京市中心区出现了严重的交通阻塞，北京市即着手建设城市环路，提出“打通两厢，缓解中央”的口号。现在，北京已建成了二环、三环、四环城市快速路，五环、六环路的建设也已经开始进行，但中心区并未得到有效缓解。
疏散中心区的人口压力，多年来一直是北京城市建设的一个目标。1993年经国务院批复的城市总体规划提出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改变人口过于集中在市区的状况，大力向新区和卫星城疏散人口。可是，这项规划提出的目标与执行的结果，出现不如人意的反差。由于城市的就业功能一直集中在中心区，人口疏散很难取得成效。相反，由于规划是以改造与发展中心区为向导的，大量房地产项目涌入旧城，人口密度也越来越高。
2.环境质量恶化
同时与交通拥堵相伴而生的是中心区环境质量的恶化。大气污染是北京市目前首要的污染问题。作为一个单中心的城市，北京的中心区一直高强度开发，高层建筑不断增多，阻碍大气流通，导致局部大气恶化，污染物浓度增高。
3.住宅郊区化，生活就业成本剧增 与市中心不断“聚焦”相对应的是住宅的郊区化无序蔓延。边缘集团以居住为主要功能 ，为了就业，居民们必须早晚拥挤在往返于城郊之间的交通之中。在如此钟摆式的流动中，许多市民都要花很长时间奔走在家庭和单位之间，生活和就业成本难以降低，并使道路、公交等设施负荷运转。
与此同时，这样的住宅郊区化的发展模式，又对市中心区的人口疏散产生消极影响。因为缺乏就业功能的郊区，很难吸引市区的居民，从而导致中心区建设与郊区发展相互掣肘的两难。
而如今，北京这种“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再继续。人口过量增长会加剧资源的紧张。如水资源、土地资源。此外还包括生态环境、交通设施、能源都对城市发展产生制约。
北京规划市区1040平方公里，在其范围内，比较合理的分配是：建设用地614平方公里，其余426平方公里是保证市区有良好生态环境的绿色空间。北京市区人口规模以645万人为宜，人口过量增长会加剧资源的紧张。
北京经过50年的建设，到1999年，市区建成区面积已达到490.1平方公里，市区人口达到611.2万人，其中人口规模已接近市区的环境容量。这表明，北京市区已不能再无限制地膨胀下去了。
北京市多通过架桥修路、控制排放等技术手段来加以解决，但是，技术手段只能解决某个技术环节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应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而最终造成的结果却是，这块“大饼”越摊越大、越摊越沉。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这种规划布局下，北京市区建成区扩大了4.9倍，市区人口增加了近4倍。
然而在最初规划时，曾经有一个与之完全相反的规划方案，称为“梁陈方案”，是由梁启超和陈占祥前辈们共同起草的。
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定都北京，百废待兴，其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确定城市中心区的位置。当时出现了两个对立的观点。一方主张行政中心应当在旧城基础上予以发展，主要理由是：旧城本来就是政治中心，行政中心放在旧城似乎顺理成章。另一方为梁思成、陈占祥等，主张在当时的西郊另立行政中心。
梁思成和陈占祥的方案称“梁陈方案”，当年“梁陈方案”的反对者，提出的理由是，认为在旧城内建设行政中心，可利用原有的基础设施，因而是经济的。然而并非如此。
当时旧城的基础设施，排水系统多为明清时期留下来的，自来水、电力也只是在民国时期初步发展，要对这些设施进行“利用”，，也必须加以改造或新建，同样需要花钱。事实上，许多办公大楼进入就成之后，基础设施接济不利，已成为一大问题。
……
事实上，直到今天，仍然是建新区比改造旧城少花钱。现在，北京市旧城区危改的征地拆迁费约占危旧房改造去开发成本的50%以上。其中，仅拆迁安置用放飞就占45%左右；而新区建设中，征地拆迁补偿占成本的14%左右，要低得多。
“梁陈方案”很有前瞻性的考虑到了如今北京城发生的各种问题，大胆提出另建行政中心，在今天看来是较为优越的方案。方案提出：建议拓展城外西面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始终地点，有计划的为政府行政工作开辟政府机关所必需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并强调：历史文化名城不容伤毁，行政中心区的确定，涉及交通、拆迁、市民生活与工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可在当时，他们失败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方案不够完美”，而是输给了当时的形势。时隔不久，“梁陈方案”被人指责为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与“一边倒”方针“背道而驰”。
北京的这种单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是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以莫斯科规划为蓝本帮助确定的。苏联专家在知道北京进行城市规划的时候，莫斯科以克里姆林宫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发展的城市总体规划已显现弊端。为解决城市功能过于复杂而带来的交通、生活等问题，莫斯科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制定新规划，把原有的单中心结构改成多中心解雇，并将连接市郊的森林楔形绿带渗入城市中心。可是直到今天，北京的城市建设还在沿用苏联专家帮助确定的单中心模式发展。 1949年建国初期，苏联方面派了两位专家来给北京城做城市规划，主张延续苏联的规划体制，以旧城为行政中心，与“梁陈方案”背道而驰。当时苏联作为“老大哥”，各方面都比我们国家“有经验”，又因政治原因，各方面非专业人士便倾向苏联专家的方案。尽管“梁陈方案”之后又有甲、乙两个方案的改进，最终以失败告终。
行政中心确定之后，便是改造问题。
由于当时的意识形态把旧城看做是‘封建社会’遗留，主张对旧城进行‘革命’和‘改造’，因此这场原本非学术为的争论，很快被一些人从政治上否定了。北京的古老建筑开始走向悲剧的命运。“拆、毁、建”成了北京的主旋律。
对北京旧城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措施纷至沓来，新式建筑不可避免的涌入北京城。城墙存废讨论余波未了之时，**长安左门与长安油门的拆留之争甚嚣尘上。尽管林徽因曾扬言要拆三座门，她就到那里上吊！最后经大会表决被判极刑。
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 1950年11月，明清北京皇城的西安门被毁。
1950年9月初，东公安街和司法部街牌楼被拆除。 1954年，东交民巷楼牌被拆除。 ……
就连寄望于“中国建筑的轮廓”，意图延续民族传统的梁思成，在1955年也被批判为是“复古主义”的叛徒。建筑界的火力直指梁思成。
1955年展开了“对以梁思成为受的复古主义理论的批判”，“大屋顶”开始带有贬义。 建筑界的火力更猛列。《建筑学报》接连三期刊登批判梁思成的文章，其中有陈干、高汉写第二篇批判文章《论梁思成关于祖国建筑的基本认识》，明确提出，“报纸所揭示出来的形式主义建筑所揭示出来的形式主义建筑所产生的严重浪费，正式时间效果对于梁先生的理论及其创作路线所做最准确的检验。因此，就具实质二轮，梁先生所倡导的建筑理论及其创作路线不能不是反动的。”
以致梁思成曾悲痛的感叹：“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扒掉我的一层皮。” 林徽因更是在逝世前说道：“今天，那么拆了旧的，明天你们会后悔，然后再去建假的。” 之后经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劫难后，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被抽筋拔血般，残破不堪。
而毛泽东对北京的城市面貌的不满，更加快了北京旧城毁灭的速度。 1958年，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同年，他说：“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于是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今后几年内应当彻底改变北京市的都市面貌。”
1956年，随着城市建设的展开，一些建设单位艾氏在外城施工现场附近就地取材，从城墙上采取建筑材料。
1958年以来共腾出426座寺庙的房屋22000平方米，拨交给工厂、机关、学校等单位使用；处理一般金属文物5381件，重约500余吨。
……
1965年修北京地铁，内城墙开始被连根挖掉。
1949年，北京有大小胡同七千余条，到20世纪80年代只剩下月三千九百条，随着北京旧城区改造速度的加快，北京的胡同正以每年六百条的速度消失。
古城最后的遗照
直至改革开放后，“梁陈方案”依旧没有得到认可。原有的规范方案依旧被贯彻。拆改依旧延续。北京逐渐年轻化，同时“古都北京”逐渐失去了“古”的韵味。曾经见证代代名人辉煌的建筑，纪念光辉历史的牌坊，保护千万人民的城墙，相继香消玉殒。尽管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反对者们嘶声呐喊城墙不可动，古城不能拆，依旧无法阻止北京旧城走向衰亡。
《城记》开头写着：1998年9月24日，这一天成为了北京粤东新馆的祭日。100年前戊戌变法前夕康有为在这里成立保国会的历史，从此化作无法触摸的记忆。
在我看来，北京城规划的失败仿佛是意料之中的。它的规划完全按照苏联的模式，而这种模式早已在苏联本土就出现弊端。因为掺杂了某些方面的政治原因，一开始的规划方向就出现了错误。而面对形式的复杂，建筑师们也被影响，往往身不由已，无法完全按照专业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北京绝不是一个普通的都市，它到处是文物。而曾经人们把它们弃之如履，当做是发展的障碍。等到人们幡然醒悟，才知道其弥足珍贵。失去了古建筑的北京只会是座没有印记、没有底蕴的拥挤的城市。庆幸的是还有零星古建筑没被毁掉。
而如今的北京只能以来技术来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失败的规划会让一个城市的居民幸福感大大降低。而且它导致的问题往往棘手，至少现在依旧没有人能解决北京的规划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