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震潮同志的几个小故事
顾震潮教授是我国有威望、有贡献的大气物理学家，他在中国气象事业上的功绩，已有陶诗言、王昂生、黄美元撰文《中国气象界的功臣——顾震潮教授》1，和陈洪鹗、许瑛写的《中国大气物理学的开路先锋——顾震潮》2永载史册。其功绩至深至重，令我们永远感佩、永远难忘。即将到来的3月27日是顾震潮的祭日，此时，回忆些他生前的点点滴滴、看看他是多么无私无畏、多么与人为善、多么极富爱心，对寄托哀思、对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也许会有些好处。离休老同志特写此文供大家参考。
一、孝敬母亲
顾震潮（以下简称顾）的父亲顾执中是旧社会的有名记者，母亲没有文化，父母因此在顾还念书的时候就离了婚。顾对此极不赞成，无奈他改变不了这个现实。怎么办呢？他选择了母亲弱势一方，和母亲、妹妹一起搬出另过。他不仅同情母亲还热爱母亲，他要让母亲改变环境、慢慢抚平心灵上的创伤并下决心靠自己的力量、用自己对母亲的爱让她幸福欢度余生。母子三人另过自然难免手头拮据，免不了母亲要做些手工赚钱，他感觉母亲不容易就主动帮她做活,自己也打工赚些钱给母亲，就这样和母亲相依为命。解放后他有了工作、衣食无愁更好好自己孝养母亲。母亲是全家的至亲至重。在他影响下，全家都对老人家特别孝敬。吃、穿、住、用都先考虑妈妈，什么时候和妈妈说话都是语调亲切、特别注意让老人家欢心。每次发薪都给老人一份，她没什么用处就自己收着。每次出差回来都先到母亲的房间，高高兴兴地叫妈妈、和妈妈说这说那，总之他是想尽办法让妈妈欢心。在他的孝心奉养下，老人家忘却伤痛，在天伦之乐中、身心健康活了八十多岁（解放后又活了三十多年），比他本人谢世还晚十来年。
二、热爱祖国
顾是1947年去瑞典从师罗斯贝攻读气象博士学位的。当时国内还在进行解放战争，国民党反动派还未被彻底打倒。身边有他爱人周桂棣同志（以下简称周）和他在一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主席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反动派被打倒了、新中国成立了、我们国家可以好好建设了、他和全国人民一样特别高兴激动，赶紧策划开庆祝会。于是张罗场地、准备国旗。前一项好办，有老华侨腾出的给他们住的大房屋做会场就行了，可国旗就难了，他没见过呀，那里也没有，怎么办呢？就到处找，后来在香港大公报上找到了图样，于是他们做了好多小国旗，墙上、圣诞树枝上都挂满了小国旗，请了好多人。看着随风飘扬的红旗、想着我们可以好好建设祖国，别提多高兴了。1950年3月第一次世界和平代表大会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城召开，瑞典是中立国家,我们建国后它很快就承认我国了，所以我国派肖三同志作代表前来参加会议。难得祖国亲人来了，估计代表一定会有困难，得为他做点什么、帮他解除困难。于是他和另一位同志主动去机场迎接并主动给代表做翻译，代表大会的国旗也是他提供的。他们无微不至地把对祖国的一片深情全部倾注到代表身上。亲人嘛，为他们做什么都高兴！
他对祖国的热爱和亲情还表现在他在国外时总是省钱买仪器、订报纸杂志。可他并非有钱，国民党倒台经费来源一时就断了，仅有打工收入，只能靠生活上紧缩开支。回国从广州到上海这段路都未买卧车而是在硬席车厢里地上铺毯子睡回来的。最能反映他爱国心切的一件事就是他回国的举动。当时本来再过几个月就可以答辩拿到学位了，可是因为接到他老师趙九章教授要他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信及通行证，他就迫不及待、舍弃即将到手的学位、排除万难准备回国,但因当时英帝国阻拦不给签证,耽误了五个多月,最后他的老师罗斯贝出面担保才给签证回国。到上海家后第二天就赶赴北京报到了。
他对祖国的亲情也体现在和侨胞的交往上，就是所谓乡亲。他在瑞典我国大使馆时，认识了一位老华侨(使馆炊事员刘某)，又通过他认识了另外几个炊事员老华侨，他们没有文化。
他和他们相处得很好，无话不谈，顾常帮他们给家乡写信。后来顾与周为老刘做媒,给他介绍一位正身处困境的三十多岁的中国妇女,帮他成了家，两个人结了婚。婚后他们办教做中国菜的训练班，后来夫妇两个还开餐馆，结果搞得红红火火，日子过得很好，可能也发了些财。*后，这对夫妇回国探亲，特地到北京、中国科学院来拜访顾先生和老周同志。那时顾先生已经过世，周同志只好一个人乘所里派的车去会他们。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人家还想着他们，管他们叫恩人，特意来谢恩，从这件事可看出他们的交往亲情多么深。
三、应国家急需搞起天气预报
到科学院后顾被委派为地球物理研究所二室主任。怎么干的呢？他数理较好，做赵九章研究生时就很快领会赵先生把数理化引入气象的思路，写出数篇颇有影响的论文，因此倍受赵先生青睐。在罗斯贝那读研究生时他攻读的是数值预报，按他的爱好、特长，他该极力强调和发展气象数理化和数值天气预报。可是他没这样做，因为那时我国连起码的气象站网条件都还不具备，气象局刚成立、预报机构尚未建立、专业技术人员也极缺，当时国家急需的是要先把天气预报方面业务搞起来。当时地球物理所还有一批专业人材，于是赵九章就主动和涂长望联系并商定由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和军委气象局联合成立“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让顾去当主任，就这样为应国家急需、服从分配他一回来就搞起天气预报来了。他和副主任陶诗言一起领导筹建我国一切建立天气分析和预报业务，包括培养人才、办训练班、建立制度、值班预报并进行研究„„等等，硬是从无到有把我国气象预报事业的基础建立起来了，还出色完成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需要的天气预报业务。这个基础打得非常重要，1955年联心撤销后国家天气预报业务全部交由气象局负责了。 但是天气预报问题还需研究啊！所以回所后还安排相当多人重点研究天气预报。可是那时所里有一种论调，认为气象工作中“理论第
一、天气第
二、气候第三”，有的人因此不想搞天气预报研究而想去搞理论工作。顾知道后就耐心而严肃地进行说服教育：“在地球物理所搞天气预报真的不能为人民服务吗？还是怕在地球物理所搞天气预报不吃香？我看只要是革命需要的工作，就可以为人民服务，我们是向错误思想屈服，从个人出发考虑问题，还是坚持正确的意见从革命事业出发？“他还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天气工作在国家建设事业和科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说这是件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我们必须把他作好。他的影响帮助不少人改变了工作态度，使该项研究工作得以很好进行。
六十年代，我国发射原子弹、氢弹，需要做出准确天气预报保障发射成功，总参气象局特地要求我所承担这项任务，当时顾正在搞云雾物理、中小尺度研究，已经好长时间没做预报了，而且我们所那时对对流层天气预报虽有研究但对高层研究很少、对上下层关系也只之甚少。承担这个任务困难是相当大的。可这是国家当前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有多大困难也得设法完成，急国家所急就百忙中马上安排了这个任务、成立了高空风组专门研究高空风情况以及它们和对流层的关系。当时投入了很多人力分析了很多高空风图专门研究保障预报问题。到核试验时，顾震潮、陶诗言同志分别带队、深入基地执行气象保障预报任务。到现场去也是相当苦的，绝密任务跟谁都不能说，连到哪去出差都不能告诉家，违纪则处。到现场则砂尘滚滚、住帐篷、吃牙磣饭、苦不堪言。可他们都排除万难、克服了，结果几次任务都完成得很好，我国核实验发射成功。曾多次临场的顾、陶分别在基地荣立
一、二等功，从员获集体功。继承他们优良传统后来许多同志也能独立深入基地完成发射时的气象保障任务。
1956年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他根据当时国情考虑研究工作应该先行，便积极倡导开展数值天气预报研究，得到所长支持和赞许。于是他日以継夜研读有关文献（200多篇）并选出最重要的一些文献将青年尽快领入新阵地的前沿，同时办训练班培养人才，并不断发表文章推动我国数值天气预报研究（从1955——1958年他公开发表的论文足有15篇）。当时我国尚无电子计算机，他只好先用手算和图解方法求解微分方程来研究数值预报，终于带领一大批人在1958年做出我国第一张24小时数值预报图。有了这些先行工作、做好了准备，
1959年我国第一台大型电子计算机研制出来时就能马上拿到机器上运行开展研究工作了。于是他就组织地球物理所年轻同志和中国科学院计算所、中央气象台合作研究500毫巴准地转正压模式数值预报，从那以后我国才有了数值天气预报，顾可称得上是我国数值天气预报研究的开路先锋。
四、无私献身党的事业
顾回国后在党组织帮助下很快萌生了要求入党的愿望、经组织培养于1957年4月入党。他誓为共产主义献身、做一名真正共产党人。于是他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刻苦改造自己思想。据1964年不完全统计，他结合学习毛主席著作先后写出了“实践论与气象学”、“反对分析预报工作里的主观偏向”、“气象预报研究方法中的几个具体问题”等七篇文章。文章和工作中都反映他能自觉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用于他的科学实践和改造世界观。为党献身他对自己要求极严。不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和那里群众打成一片、模范带头、跟他们一起艰苦奋斗。可五十年代初国家对归国回来的高级专家学者给以高薪待遇，他觉得自己拿那么多不符合“打成一片、艰苦奋斗”精神就不想拿那么多，去找财务要退回高于当时一般水平部份，财务方面不能违背国家政策当然不答应，他退也退不掉。后来他入了党就多交党费。每月240元，入党后每月都要缴150元党费（约占工资的百分之六十二点五）。党组织知他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负担不轻，劝他不要这样也从不给他宣扬，外边好多人不理解有的甚至于怀疑他是否有点左。对此他一概不在乎仍然坚持交那么多，因为他不是图让人说好。这事足见他是多么真诚执着、对自己是要求多么严格。再如，六十年代初在高山建立观测站时，要从山下往上揹水揹米，有一次他都晕倒了，可他还严格要求自己非和大家一样揹不可。在干校时他也是咬着牙以瘦小身材担起近百斤重的大粪桶，刻苦改造自己。他严格要求自己发挥党员作用不光只在自己周围，连不在身边下放锻炼的学生他也一再写信去关心鼓励，以致这学生感动地说：“他是给我写信最多的，„„有这样的导师我感到幸福自豪”。1964年他被中国科学院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从这里说的种种事实看出他是不愧真正共产党人、先进称号。
五、开创我国大气物理
应国内干旱缺水的需要，1958年他又开始领头开展人工降水和云雾物理新领域研究工作。这又是一件白手起家的艰巨任务。谁都知道轻车熟路研究成果才会又快又多，他明白啃这硬骨头对他个人意味着什么。那时他已经入了党，在同一层研究人员中他是唯一的共产党员，责无旁贷。所以，尽管困难重重、路线不明，他也说：“新的任务总得有人去开路，况且经验是可以从实践中取得的！”，就勇敢承担了。于是在赵九章先生领导下调配人员、选点建站、建实验室、选购器材、研制仪器、观测实验、研究总结„„所有研究环节无不都得一一顾及，否则拿不到成果。这和利用已有资料进行研究所要花的精力和时间相差可就太大了。特别是这次新的任务涉及许多过去并不熟悉的新学科新技术，他们准备知识欠缺，还不得不带领众多研究人员从头学习电子学、仪器制造等，因此，这回他的担子更重了。难能可贵的是在开创这一新领域中他那种无私无畏的精神和艰苦奋斗的革命干劲。每次出差，所里给他买卧车票，他都不坐非和大家一起坐硬座车不可，卧车票已经买了他也让秘书去退票。出差时所里派车送他，办公室主任在楼下等他让他坐所里派的车他也不坐，两个人围着车转、追也追不上、劝也劝不动，最后还是自己走了，他不坐派车、不特殊化。他总是艰苦朴素和群众同甘共苦、从不以科学家自居，说：“记住，我是个普通劳动者”。每次去山上的云雾观测站时，他总是和大家一样往上揹米、揹所有吃的用的，遇雨怕天黑路滑更困难，就带头冒雨往前冲。他也以身作责亲自参加观测。一次，让一个青年用显微镜读云滴数，只读到三百个就没有了，他觉得不对，接过显微镜重新读数，是六百多个。为了获得可靠数据他又让别人重新数一遍，才做了准确记录。多亏他亲自参加，发现问题。他常告诉大家：科学工作来不得半点疏忽大意，只有真正反映客观实际的实验记录，才能作为科学研究的根据。还有，1956
年以后上边才给钱搞科研，以前没钱。因此，工作中他总是念及国家财政困难而精打细算给国家省钱。出差带大家坐车，睏了唱歌过夜，给国家省卧铺钱。此前他还曾就地取材、利用废物自制仪器。曾用废纸筒、眼镜片做望远镜。还做过幻灯、帆布旅行背包，都是自己动手做的。云雾物理工作上马后，很多仪器要进口，所需经费庞大，他更得精打细算自制仪器了，他曾先后领导研制出三用滴谱仪、总含水量仪、云雾风速模量脉动仪、含水量探空仪、雹谱仪等一系列云雾观测仪器。还研制成功微波遥感仪。用这些以及进口仪器他们完成了观测任务，发现了些云雾物理规律，建立了暖云降水理论，使我国人工降水、人工消雾工作有了理论依据并推动全国抗旱、消雾多次成功。从1958年起直到他谢世，他领导建立了一个个室组从无到有开展了云雾物理、大气探测、大气遥感、大气污染、大气边界层、人工消雹、激光雷达、中小尺度气象，大气红外辐射传输、臭氧、汽溶胶等多项研究并都取得了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他不但培养了自己所需要的干部还向兄弟单位输送了干部。人工降水抗旱成功了，连过去没法对付的突如其来的冰雹也能防治了，我们国家也从无到有建立建全了大气物理事业，这一系列的成就难道不是功在千秋极其伟大吗？
他一生完成百余篇论文并有专集专著数本、多次获奖，他是我们气象事业上难得的科学家、开创者、领路人。既使在他住院养病中，总参气象局、空司、气象局等也常去人和他商量有关全国的气象大事，直到大夫不准接见，才不再去，他英年早逝实在可惜，实在是我们气象界的一大损失。
六、善待他人，极富爱心
顾不仅担负着我们所里各项气象领导职务，还担负着许多全国范围的职务（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气象学会常务理事、气象学报副主编、联合国气象组织大气科学委员会委员，1958年他和我院钱学森、赵九章还参加了我们国家的云雾物理专业小组，实际是个领导班子„„他曾和凃长望一道去考察选择建立高山站站址、并和气象局做了研究分工他们搞冷云我所研究暖云），他非常繁忙。
那么，他职位那么高、工作那么忙，还有功夫考虑我们凡人小事吗？遇到同事间有分歧矛盾怎么办？
在所里他是大家的带头人或同事，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大家走到一起不容易，彼此都要互相帮助、互相支持、注重团结，所以，遇到分歧矛盾他总是一方面特别警惕自己的自高自大毛病、决不多方指责、咄咄逼人，一方面他与人为善、因势利导，耐心帮助，但他决不出口伤人、不背后说长论短或抓住一两句话和对方计较吵架。他是很平易近人而且很关心他人的。不仅如此，还特别富有爱心，经常替他人着想，这有好多小故事：
杨鉴初是和他同期的研究天气专家，但他并不是留洋回来的、也不用数理研究气象而是用历史资料进行研究的。他不但不对其歧视还依靠他、与其很好共事、经常帮助他。1951年要开创长期天气预报业务时，顾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杨，一方面鼓励他想方设法完成这项紧急任务，一方面为他找来许多国外资料，要他学习外国经验，以便推进工作。在顾的关注下我国的长期预报业务果然很快就开展起来了。1953年成立“联合气象资料中心”，赵九章所长要杨鉴初去负责这个中心，杨对此有些害怕没有能够胜任的信心。顾震潮给他分析当时情况，认为这个工作对他很合适并且鼓励他：“工作中如有困难，大家可商量帮助解决，没有什么可怕的”。在他支持下杨勇敢地担当了这项任务而且完成得很好。从联资回所后顾也经常帮助他，1964年所里进行三摆杨还特地写了一篇文章讲述顾对他的帮助。顾和同期专家陶诗言合作的也很好，1964年三摆时所里很多人就说二室几位专家各有特长又合作得很好。如今2005年巢纪平又歌颂了顾叶陶杨精神。
五十年代后期夏天，他家到晚上常是满屋子青年人一起看电视，为什么呢？那时很多人是想看还买不起，而他关心大家欢迎大家。其实他自己日以继夜忙于工作和学习，根本没时间看电视，为了他母亲和许多年青同人他还是决定买个国产电视。周同志说过那时家里买个
电视也并非很容易的，所以没买进口货。但珍爱难得却并不独自享用，足见同志们在他们心中的份量。
他还常和周在晚饭后去所的集体宿舍（89楼）看望那些住在那里的单身职工，看他们有什么困难、生活得怎样？因他们常去，后来有时顾没空就周自己去。一次，周看到集体宿舍一个小青年卷在席子里睡觉，看后她明白这是因为他是南方来的御寒衣物少，就马上回家把家里的棉被套拿来给他用。可没成想家里老太太却急了，急的要命，存款单子没了，怎么找也找不着。怎么回事儿呢？原来她把存单藏在棉被态里了，赶快去取回存单才免除一场虚惊。后来，许多职工陆续结婚，他还是常拉着周一次次去关心帮助他们,待及年青职工生了孩子后，须关心帮助的事更多了，有的时候炖了鸡汤叫周给送去，有的时候帮小孩看病。确是急人所急。他不光是有求必应，还主动替别人考虑。如,与美国建交后需要外语，一般口语一时赶不上需要，那时他已经得了血清肝炎住在医院治疗，既使有病他也不顾自己病痛主动编了英文、日文的常用口语讲义，还让周拿回所给所内同志用，因为他知道所里眼前急需。在医院里給那些大夫教口语。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湖北潜江五七干校劳动锻炼。虽都是改造对象，他对别人仍是极其关切、极富爱心的。那里冬天阴阴沉沉、又冷又湿，他们下地种菜更要弄湿鞋袜，遇上他值日不下地时，他就趁机用火给别的战友把湿了的鞋袜烤干，扣子掉了的还给缝扣子。又累又湿冷的战友回来穿上干鞋袜又温暖又解乏，极其高兴、特别受感动。有个五七战士因老公受不公正批斗没办法将两个孩子带到干校。他想大人是否有问题是大人的事、孩子无辜，故仍主动关爱那些孩子。在去干校途中领他们去武汉市区游览、到干校后有时去集市还会想着给孩子们买个平果。这一切极暖人心。
对学生关爱的事更多。平时他常随时向他们提些问题，有的不明底细会感到紧张、说：“让我来串门还考我”，不理解。其实没别的意思，主要目的是想了解他们知识掌握程度，以便了解什么熟悉、什么欠缺、以便据以给其补充。他对他们是极富爱心的。记得有好几次，任务紧急，他一边给学生布置任务：“限期三天完成，写出报告！”一边给几包高级香烟。我们今天有新的保健意识可能会认为给烟不好，不觉得难能可贵。可那时候不同，那时候国内经济困难，那种高级烟无处购买，它是只有某些高级干部才能得到的供应，是难得的好东西。给烟是种优厚的待遇，抽烟的喜欢得不得了，如果不是出于真正地关爱也许还舍不得给呢？
出于爱心，他还常不声不响地寄钱出去救灾、还给贫下中农紧急输血救命。
对社会上不认识的青年人他也满腔热情。他从小喜欢科学热爱天文，常用朴英笔名发表科技短文。发表后好多不认识的年青人来信请教，他都一一认真回答。气象论文和著作发表后来信讨教的更多，那就更认真回复了，因为多半是气象同行，虽不认识但和工作有关。
以上事实说明他不仅平易近人，还善待别人、极富爱心。因此好多人感念他的好处，1964年所里进行三摆后，好几位同人撰文写他的好处登报发表。杨鉴初讲顾如何热情助人，陶诗言称他为“挚友、同志、榜样”。王作述在三摆后兴奋地写：“在这些闪闪发光的思想面前，难道还有什么包袱不能放下、还有什么个人打算舍不得抛弃？这些先进思想，似乎有一股涤荡污垢的强大力量，使得我也想把自己的精神，改造得更高尚些，更纯洁些。”
直到今天我还是十分敬佩他，在当前开展保持先进共产党员教育中尤其想念他、觉得应该向他学习的地方很多。人的能力有大小，尽管作为不可能像他那么大，但他公而忘私的高尚品德、无私无畏、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以及努力改造、善良心地，是应该能够一点点学的，他密切联系群众、为我们党伟大事业很好奋斗的精神是应该能一点点学的。
1， 引自《中国当代地球物理学的开拓者》 陈洪鹗 许瑛 编著 地震出版社
2， 引自《中国科技史料》第6卷（1985）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