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唐太宗
唐太宗李世民,是继其父高祖李渊的唐朝第二位皇帝,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卓越的政治家。还可以给他冠以其它美称,例如著名的理论家,书法家或是诗人。
要认识一个完整的唐太宗李世民,必须从李世民的早年谈起。年轻时候的李世民已经显示出了非凡卓越的军事才能,率军作战,运筹帷幄。在太原起兵那年才十八岁,到虎牢会战,任唐军统帅,败窦建德,降王世充,也只有二十四岁。绝不比兄长李建成,弟弟李元吉有丝毫逊色。在唐朝建立之后,哥哥建成被封为太子,经常在长安,辅佐李渊处理军国大事,而李世民经常领兵出征,不断平定割据势力,镇压各地农民起义,为唐王朝扩邦建土,为唐朝立有很大功劳,威望甚高。如此看来,兄弟俩各有所长,都为国家建功立业,各谋其职,相安无事。然而人的本性决非如此简单,何况李世民和李建成都是胸怀大略,见识深远的人,他们在皇位继承之事上出现了矛盾。按传统的宗法制,太子李建成是皇位的合法继承者。然而在李世民看来,自己跟父亲起义打仗建立唐朝本身也不是常规的建国方式,在这样的社会转型时期是说不上什么传统或者常规,要想成就一翻事业,拘泥于常规是不可能达到目标的。所以自然起了与哥哥争夺皇位之心,加上他手下有一支英勇善战的强大军队和一群深谋远虑的谋士,就更加加强了他争夺皇位的信心。因此就有了兄弟俩之间的反复斗争,直到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成功夺取皇位。在上述过程中,应该如何看待李世民? 李世民心生夺位杀兄之心应当如何看待?这影响到后人对他的评价了吗？在那种时代背景下李
世民的行为可否视为正当或者应当予以理解?从人性上评判他是否脱离了人性的轨道呢?
我想,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详细考察唐朝建立到玄武门之变这一时段的历史细节,我们不能只知道李世民有军事才能且对国家功劳显著就说他夺位是正确的,也不能仅仅通过玄武门之变说他杀兄夺位是多么的可耻。我们不能就历史结果来判定历史过程中的是非。历史发展过程是复杂的,其间的主观与客观也是复杂多变的,促成一个结果的原因也是多样的,我们也许可以假设抽去一个原因,来推测结果,例如假设李建成是个各个方面都很好的太子,有绝对的能力去治理一个国家,然而是李世民的妒忌与野心将这样一位原本可以成为名君的人-----他的兄长杀害了。从此来看李世民,来看后来是历史。但这样的假设是不合理的, 至少是没有意义的。历史是不能重演的,它就这样发生了,我们只能承认它的现实,站在历史事件之后来看它。所以,在我们不完全了解李世民与李建成的成长经历,性格特征,行事作风,受教育情况和之后的发展情况的条件下,是不能绝对说谁是谁非的。绝对肯定和否定都是不合理的。我们可以据李世民杀害太子这一事件说李世民生性毒辣,也可以据太子宴请秦王这一事件说李建成生性不比李世民善良。在我看来,不足以从结果简单的判定李世民的行为是正当还是不正当,也不能说李世民有人性的缺失。历史呈现的远不只这一点,大可以从更多其它方面去分析历史人物。
在李世民登上皇位成为唐太宗后,他的行为足可以说明他确实是个伟大的君王。他在治理国家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 选官任
贤，大度纳谏, 节俭自律，厉行法制，发展国家经济, 与邻和睦相处，融洽的民族关系, 重视对外交流，传播世界的盛唐气象等。说这是他总结隋亡的必然做法,没有问题,我们不能把唐太宗各方面的措施看作是他对人们的“施恩”,也不能作为“仁政”来看待,因为在巨大农民革命威力震慑下,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封建统治政权重新稳固下来。期间封建的本质是没有改变的。然而从历史横的角度来比较,唐太宗显然是一代名君。
机遇在每个大乱过后的时代都毫无例外的存在,绝非历史单独钟情于唐太宗,然而唐太宗为什么能取得大治的成就,而其他具有相同机遇的君主却未取得?这不能不归于个人因素。唐太宗有着天下大治的深切愿望,为了这个愿望,他屏斥奢侈,甘于淡泊,放弃物质享受;为了这个愿望,他虚怀若谷,从谏如流,放弃精神享受。放弃物质享受固然可贵,然而放弃精神享受更为难得,为何唐太宗能成为独步千古的君主,关键的关键,在于他敢于放弃作为君主本可以享受的人间最高级的精神享受。这当然也表现出唐太宗非同一般的见识,他不看中世俗的享受,勇于追求人生的更高境界。
有人把大治归于太宗的个人禀赋和爱好,这有部分的道理,但是英雄崇拜过了头,夸大了英雄创造历史的作用。有人把大治归于唐太宗接受隋朝灭亡的教训,这有更大的道理,然而把事情过于抽象化了。历史的上演总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不承认时代的客观性,或不承认人物的个人因素都不能全面分析看待历史。我把唐太宗置于历史环境之下,更多的从他个人方面来分析,希望能从中看到更多他个人的因素。
唐太宗根据自己的军事实践经验,在战争问题上抱有“土地虽广,好战则人凋;中国虽安,忘战则人殆。凋非保全之术,殆非拟寇之方”(《贞观政要·议政伐篇》)的态度。他认为兵甲“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贞观政要·议政伐篇》)。在当时有这样的军事见识是可贵的,就像铁托所言,“要像一百年不打仗那样去建设;要像明天就打仗那样时刻准备着。”不得不承认唐太宗的军事政治见识是非凡卓越的。
唐太宗的纳谏做的很不容易,做的很痛苦,几度不想再做下去,他扬言要杀了谏诤不断的“田舍翁”魏徵,斥责刚正不阿的王珪等事例便是反映,但在群臣帮助与自我反省下,他还是保持了纳谏的气度,开明的姿态,接受群臣的制约。果断用魏徵, 王珪等人更是非凡气度的体现。这显然比我国历史上的其他任何一位君王胜出一筹。这也是唐太宗个人魅力的体现。
他在为君之道方面也有着难得的见解。“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尤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君道篇》),“犹如馋人,自食其肉,肉尽必死;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毙,其君亦亡”(《贞观政要·辩兴亡篇》)。能有如此见识,感受隋亡,吸取教训是一方面原因,然而也决不能忽视唐太宗个人的悟性与见地。
当然,唐太宗的种种思想和行为功绩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依依列举说明,但这些足以肯定他伟大的军事家,卓越的政治家,明君的历史地位。诚然,人无完人,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间也犯过种种错误,原因当然也包括他自身的局限和历史环境的制约两方面。但这不妨碍我们从总的整体上肯定他。单依他个人来看,他可以做的更好而他没有做,但从历史
上对比来看,他无疑是一位千古难得的名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