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新《婚姻法》颁布，离婚的必要条件已被修改为：第一，双方感情确已破裂；第二，经调解无效。这使中国一跃而成为世界上奉行自由离婚的领先国家。但离婚并未真正成为社会公允的个人行为。作家遇罗锦在最倒霉的时候与工人蔡钟培结婚，平反回原单位后即以“没有感情”为由提出离婚，引起了一场关于婚姻是以政治、物质条件还是以爱情为基础，
以及离婚标准究竟应该是“理由论”还是“感情论”的社会大讨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遇罗锦离婚案”。不久的1983年，由36名妇女组成的“秦香莲上访团”联合到全国妇联上访，状告她们的丈夫是“陈世美”。这些女性都是知识分子，她们在过去的岁月里自觉地支持了丈夫的事业，可这些丈夫们翻身后竟纷纷提出离婚，不要糟糠之妻了。在这一轰动事件里，中国人第一次听到一个新词汇：“第三者插足”。官司最终打到中央，在中央领导人的过问下，36个“陈世美”没有一个离成婚的。
时至今日，广大青年群体中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婚姻形式。据报道，公众对它们的接受度分别为：“网婚”48.8％；“隐婚”（假性单身）为52.5％；“闪婚”34.1％；“不婚”62.7％。其中“闪婚”、“闪离”的多数在一个月以内完成相识到分手的全过程。
三十年前后，对离婚容忍度等存在如此强烈的反差，说明了中国人的婚姻观念发生了巨大的颠覆性的变化。改革开放前，中国人在婚姻观念上表现出浓厚的政治色彩、阶级色彩。这过分地扼杀了人性，过度地控制人类的生理需求、经济需求，使得婚姻表现为绝对的国家化特征。改革开放后，人们逐渐将婚姻视为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重要生活体现。人们择偶是对职业、收入等经济因素及容貌、身材等生理因素的考虑在不断增多，对文化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当今社会，婚姻已完全纳入私人生活范围，成为真正意义上社会公认的个人行为。这使得不同年代的“白马王子”面目迥异，更重要的是，凸显出强烈的人性自我松绑意识。
人的观念，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综合体现，个体的观念往往为社会环境、经济发展水平所制约，所以由个体观念组成的社会观念，是一定生产方式或经济关系中产生，受经济关系制约，并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而发生变化。也就是说，社会观念是具体和发展变化的。一定时期的社会观念代表了一定时期大多数人的社会认知能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社会道德与社会价值上的折射。简单的讲，观念取决于人获得什么程度的自由。婚姻观是人观念的一部分，自然也不例外。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是僵化的，中国人受到计划体制和条块分割制约，封闭同时造成经济上的匮乏和思想上的贫乏，盲目的政治信仰导向造成了社会观念的偏差甚至荒谬，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表达忘我、无我的境界，人性在高度文明的现代遭受愚昧的中世纪常见的痛苦扭曲，被压缩到了极致。婚姻在这个时期，就是盲目政治的牺牲品，极端政治将人分三六九等，阶级出身成为人的界线，自然也成为婚姻优劣的标尺。由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处于畸形状态，人已经成为政治化产物，物化成为国家、集体的附庸，毫无经济自由和精神自由可言，人们对社会价值和社会道德的看法严重失真，所以，*时期的婚姻大多是背离人性的政治婚姻。
三十年前伟大的改革开放，复苏了一个国家，更松动了人们的思想。人文主义重获新生，虽然自由起初仍旧是贬义，但阶级出身等已逐渐淡出人们视野。人们越来越多的审视曾失去的民主，渴望人性更大的解放。公有制的坚冰被打破，多种所有制形式带来城镇和乡村普遍的致富欲望，也真正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在经济上获得了利益。由于生产力被逐步拔高、上升到正确的位置来，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在党和政府宏观控管下，中国人民体验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度。人们能从陡然增长的西方思潮中学习尊重本性、自由择偶，这个时期的婚姻观以经济导向为主。
由于对平等的追求没有明确方向，对特权阶层的愤怒没有正确疏导，二十年前曾引起一场灾难。在婚姻观念里，同样由于矫枉过正，90年代中期，出现了没有道德观约束的性爱至上主义。性自由摧毁了传统的婚姻观念，引发了性罪错和性疾病泛滥，引起了社会的反思。决策层通过正确的、积极的道德和价值观导向，在不断的文化回归和人性思考中，婚姻观逐渐理性、成熟并分化成传统和激进思潮，虽然互不认同，仍能共处容忍，并且有一定的共性。表现在家庭形式方面，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家庭人口规模越来越小，不管是忠实的传统婚姻，还是浪漫的激进婚姻，都不再唯儿孙绕膝、四世同堂为美。由于社会交往的加深、社会公共服务设施的日益增多、生产力水平的通过，使大家庭的局面受到冲击，户均人口逐年下降，家庭类型相应变化，核心家庭（一对夫妇与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数量不断增长，传统大家庭观念逐步淡化，自我意识逐步增强。
近十年来，由于互联网技术等方面的发展和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人们已获得足够的资源和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