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人生烦恼
池莉的《烦恼人生》是作为“新写实”小说产生的标志而出现于文学界和评论界的。“新写实”小说有着比较一致的审美追求和创作倾向，那就是：密切关注凡俗、琐屑而又无奈的生存状态，极力抹平艺术与生活的沮沟、消解创作与阅读的隔膜，以“零度感情”叙说生活的冷峻与沉重，揭示人生的本相与原态。这些特点，在《烦恼人生》中都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
女性意识下的男性形象
池莉的小说始终都是以鲜明的女性意识来观照和表现女性的生存状态，因此有人将其作品称为当代典型的女性小说。然而让池莉首次体验文学大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烦恼人生》中的主人公印家厚却偏偏是个男性。
按照故事情节推算，主人公印家厚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与同时代的城镇青年一样，他也有过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历程，返城后则成了钢板厂的一名现代化的操作工。小说展示了主人公一整天的生活经历，随着空间的不断转换，他也不断地变换着父亲、丈夫、邻居、工人、情人、女婿、乘客、拆迁户等身份。他对本职工作怀有纯正的感情，生活中追求着真诚与善良，内心深处还有一块理想的天地。但在这一天时间内，他为自己应得的一切而苦苦挣扎，活得极为紧张和沉重。这一天的经历实际上是他一年甚至将是他一生经历的一个缩影。正如印家厚他自己所说的一样：“找对象，谈恋爱，结婚。父母生病住院，天天去医院护理。兄妹吵架扯皮，开家庭会议搞平衡。物价上涨，工资调级，黑白电视换彩色的，洗衣机淘汰单缸时兴双缸——所有这一切，他一一碰上了„„”印家厚就是这样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平民。也许正因为这普通、这平凡，才使得他成了一个典型得不能再典型的平民形象。
以女性的眼光来评价印家厚的性格特征，“人情味”三个字是再恰当不过的了。面对着生活的琐屑、芜杂，他常常焦躁、烦恼，甚至无奈和迷惘；面对妻子的任意鄙薄，他偶尔会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但更多的是体谅、理解并巧妙地平息夫妻间出现的**；面对天真、美丽而又善解人意的女徒弟表露的爱慕之情，他能理智地予以拒绝；他虽然也有对昔日恋人的温馨回忆，但接过老婆递过的一杯温开水、扔过的一条湿毛巾，他便觉得这才是“最幸福的时刻”；当他接受了同事递过的一支香烟后，他必然大方潇洒地朝周围撒上一圈烟作为回报；他热爱自己的工作、尊重自己的领导和同事，但惹急了也会把半碗饭菜和着炒白菜中的青虫扣进食堂管理员白围裙胸前的口袋里；碍于面子他极不情愿地收拾锅碗洗涮碗筷，但看到在公共卫生间里洗碗的全是男性，他也就心安理得、顺应自然了。面对生活的单调、沉闷、重复与烦恼，印家厚无力改变与抗争，他只能无可奈何、一忍再忍放弃抗争。即使如此，他仍然认定：“当眼睛适应了黑暗之后，发现黑暗原来并不怎么黑”，他甚至觉得自己生活正常，家庭稳定，精力充沛，情绪良好，能够面对现实，“前景应是一片诱人的色彩”。尤其是他爱他的孩子：“他的儿子，和他长得如同一个模子铸出来的，这就是他生命的延续。他不能让他乱跑，小心撞上车了；他又不能让他走太久的路，可别把小腿累坏了。”他爱他的家、他的老婆：“老婆递过一杯温开水，往他脸上扔了一条湿毛巾。他深深吸吮着毛巾上太阳的气息和香皂的气息，久久不动。这难道不是最幸福的时刻？他的家！他的老婆！尽管是憔悴、爱和他扯横皮的老婆！”在女人眼中，男人只要爱家，爱孩子，这就足够了。
小说中还有两个男性形象：印家厚的知青伙伴江南下和厂办秘书小白。江南下在作品中并没有直接露面，而是通过一封来信述说了他与印家厚、聂玲等人的那段令人忧伤、令人怀念的知青生涯。可是他正面临着婚姻危机，生活在比印家厚更加复杂的烦恼之中。小说并没有过多地叙述小白的烦恼，仅仅提到他曾受到印家厚误解时的一丝丝委屈，但从他在轮渡上对一首题目是“生活”内容为“网”的诗歌大声叫绝的情形看，这位热心于文学创作、有着满腔激情的青年，同样也摆脱不了生活这张无形的“网”的束缚。由于有了江南下和小白的映衬，主人公印家厚的形象无疑显得更加丰满，更加富有质感。
作者还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细腻，刻划了三个对印家厚的生活乃至心灵产生重要影响的女性形象。聂玲是他的知青伙伴、初恋情人，“只有她才能真正激动他”。可是她在作品中并没有正面出现，而只是像一个梦幻潜藏在印家厚心灵的深处。如果说聂玲是印家厚情感世界中的一支变奏曲，那么，那位热爱幼儿园工作的肖晓芬则是不经意间跳出的一个音符。雅丽是一位比他的老婆要“高出一个层次的女性”，是他乐于留在厂里加班加点以便与她待在一起的聪明、年轻、活泼、漂亮的女徒弟。而且，这位徒弟当面请求永远跟随他“不想出师”，为的是要改变他的生活，“你不能那样过日子，那太没意思太苦太埋没人了”。然而，面对她敞开的怀抱，他怦然心动但最终还是拒绝了，因为拒绝投入她的怀抱的理由太多太多。妻子却是个“粗粗糙糙，泼泼辣辣，没有半点身份架子”的女性，既不漂亮而且嘴不饶人，对他的任意鄙薄中还常带有寻衅的意味。可是就是这位憔悴而灰暗、爱和他扯皮的女人，却每天站在那排破旧平房的窗前送他上班和等他回来。
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试图透视的两性关系主要体现在印家厚与这三位女性的关系上。可是说这种关系完全属于显性对立隐性合作的关系，而且隐性略大于显性。也就是说，作品表面上似乎在极力激化两性间的矛盾，然而种种矛盾又总是在两性间的理解、宽容和尊重中化解。这种“欲盖弥彰”的笔法让人感到这“烦恼人生”原来充满如此多的温馨、平和和亲近，无怪乎作品应和着主人公的思绪而感叹说：“生活中原本充满了希望和信心”。
“汉味”滋润下的平民情怀
《烦恼人生》是体现江城武汉特有韵味的典范作品。池莉曾经指出：武汉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城市，我常常乐于在这个背景上建立我的想象空间。武汉的有意思在于它有大江大河；在于它身处中原，兼容东西南北的文化；在于它历史悠久，积淀沉厚；从春秋时期伯牙子期的古琴台到清朝顺治年间归元寺的五百罗汉，到半殖民地时期的洋房和钟楼，一派沧桑古貌，一派高天厚土。而武汉气候的恶劣，在同等城市当中更是首屈一指，人们能够顽强坦然地生活其中，这本身就有某种象征意义，就是一种符号。为了表现这种特有的生存状态，于是便有了“汉味”小说。
作品中最能体现“汉味”特征的是对武汉的人、景、物的描写。“印家厚朝周围撒了一圈烟作为对自己刚上船就接到了烟的回报。只要他抽了人家的烟他就要往外撒烟，不然像欠了债一样，不然就不是男子汉的作为。”只想着接受不准备付出，那“太小家子气，吞吐量太狭，是小鸡肚肠”，这不是武汉人的心怀度量。“长江正在涨水，江面宽阔，波涛澎湃。轮渡走的是下水，确实有乘风破浪的味道。太阳从前方冉冉升起，一群洁白的江鸥追逐着船尾犁出的浪花，姿态灵巧可人。”这就是多少人向往的长江之晨！“一柄长把竹篾笊篱塞了一窝油面，伸进沸水里摆了摆，提起来稍稍沥了水，然后扣进一只碗里，淋上酱油、麻油、芝麻酱、胡椒粉，撒一撮葱花”，这就是武汉的特产热干面。两角钱能吃饱。现在有哪个大城市花两角钱能吃饱早餐？正是这些精致、细微的描绘，才让人真切地体味到江城的胸襟、江城的品格、江城的风情。
浓郁的平民情怀是新写实小说共同的显著特点。所谓平民情怀，是指创作中所坚持的平民化立场，是作品中传达出的对芸芸众生所共有的人生体验的认同，是对更容易引起公众共鸣的“生活流”叙述风格的接受。这种平民情怀，在白居易的诗歌中，就是将“语浅意深，语近意远”作为创作的“最上一乘”，以达到“自衣冠士子，闾阎下俚，至悉传讽之”（《旧唐书·元稹传》）的艺术效果。在赵树理的小说中，则是照顾到农民们不识字，接受传统文艺的方式是听评书、听鼓词、听识字人读章回小说或说唱脚本，于是，赵树理坚持“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的人听的”（《〈三里湾〉写作前后》）。新写实小说自然也注意到语言的朴素、平实，但更重要的是对平民百姓世俗生活的关注。它所描写的几乎都是一些极普通极平凡的小市民，甚至是一些庸庸碌碌、不无缺憾的下层人。
同样，在池莉的笔下，涂抹最多的是那些在生活的夹缝中艰难生存的小人物，流露最多的是关注生存本相、直面生活原形的平民情怀。《烦恼人生》从凌晨三点五十分儿子摔下床时的一声哭叫，惊醒了印家厚的睡梦写起，然后是排队上厕所，带孩子赶轮渡，上班轧钢，评奖金，买生日礼物，读朋友来信，下班后忙家务，直到深夜十一点三十六分上床休息。小说数说了这一天中他所遇上的种种烦恼：公共卫生间两个游泳池十户人家共用，一起床就得为上厕所、洗漱伤脑筋；挤汽车时因弯腰护卫儿子碰撞到一个姑娘，结果被骂为“流氓”；因迟到一分半钟只得了个五元钱的月奖；徒弟雅丽、幼师晓芬、初恋情人聂玲所激起的心灵震荡与感慨；食堂就餐时从炒白菜中扒出了半条青虫；物价上涨，买不起给岳父祝寿的贺礼；被人栽赃挨了厂长的批评，报考电大的事泡了汤；五元钱奖金贺了同事结婚、“救熊猫”；住房要拆迁，姑妈的儿子还要来家里住一住„„作品虽然写的是印家厚一天的生活经历，实际上则是揭示了他一生的周而复始的人生轨迹。人生的烦恼、困惑，日复一日地困扰着、撕扯着他。这既是印家厚的生存状态，也是几乎所有普通平民所面临的辛劳苦涩、苍茫无助的人生。正因为作品在平静的叙述中流露出一股浓浓的平民情怀，所以当作者池莉再次到武汉钢铁厂去采访时，受到了工人们最诚挚、最热烈的欢迎。工人们自发地站立路旁，齐声高呼：“我们就是印家厚！”
冷峻笔墨下的淡淡诗意
《烦恼人生》之所以具有鲜明的平民性、凡俗性、客观性，是因为池莉致力于以冷峻的笔墨写出人生的沉重，把故事的叙述控制在“零度情感”之内，近乎冷漠和不动声色地揭示出生存的困境和生活的本相。关怀人生却采取“零度情感”写作，叩问人生价值却故意淡化价值判断，这就是《烦恼人生》的叙事方式。
纵观当代女性作家的创作，其作品大都是展示女性爱与梦幻的窗口。而池莉则不然。她以平静、冷峻的写实风格，极力仿真平民世界中艰难的生活现状，表现着他们活着的艰难和生命的卑微。她只谈活着不谈爱情，她淡化诗意而强调真实，她回避极富个性化的内心感情的流露而关注世俗庸常的生命流程。这一极力仿真平民世界的写作姿态，成为当代文坛一种独特的范例。她所写的完全是生活琐事——生养死葬、婚嫁生育、洗衣涮碗等等贫乏无聊的市民生活。然而潜流在“零度感情”和“淡化价值判断”之下的却是池莉亲近和关注凡俗人生、亲近和关注公众生存体验的情怀。这一情怀是对人生的一种更为炽热的终极关怀。池莉的价值判断视角也是新颖而独慧的，那就是对生存价值的张扬和对传统文本权力文化所营造的关于英雄、爱情、历史等虚幻神话的消解。
池莉似乎只注重生活本身，只执着于自己的创作信念，不在乎是否具有哲理和崇高。然而在《烦恼人生》中，作者对生存本相的关注恰恰昭示出了关于生存状态的哲学思考。因此小说语言不仅显露出淡淡的诗意，也常常闪烁出理性睿智的光芒：“少年的梦总是有着浓厚的理想色彩，一进入成年便无形中被瓦解了”； “老婆就是老婆。人不可能十全十美。记忆归记忆。痛苦该咬牙吞下去”；“为什么不把江疏浚一下？为什么江这边的人非得赶到江那边去上班？为什么没有一个全托幼儿园？为什么厂里的麻烦事都摊到了他的头上？为什么他不能果断处理好与雅丽的关系？为什么婚姻与爱情是两码事？印家厚真希望自己也是一个孩子，能有一个负责的父亲回答他的所有问题”；“长江总是后浪推前浪，前景应是一片诱人的色彩”。
作品尽情地表现了现代都市平凡普通的生活和弥漫着尘芥的灰朦朦的人生。厚实的生活底蕴和强烈的平民情怀，构建了一种真实、冷峻的表达，表现在语言上则形成了一种调侃与反讽的风格。印家厚半夜里受到老婆尖刻的鄙薄；上厕所又挨了邻家退休老头的贬责；与小白的侃谈文学，让印家厚真真切切地露了一回脸；二班长怂恿他写告状信，则让二班长着着实实地做了回小丑；由贾工程师戒烟所引发的讨论，曾使得他忿忿不平；与厂长有理有节的交涉，火冒三丈中却显露出他的几分可爱。作者就是这样以无知者的姿态，平静地叙述和调侃着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从而在反讽和调侃中揭示出假象与真实间的矛盾。
小说除采用生活流的结构方式，本真地、自然地叙述了人物一天的生活情状外，还特别注重生活过程的显露，注重把这种过程融入人物的微妙感受和独特体验之中，这样就把单调、沉闷、重复的生活形式心灵化、感觉化了。这种把社会内容和文本内容进行自然的糅合，以表现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某种生存状态和生命形式，不能不称得上是池莉对当代小说叙事方式的一个创新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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