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笔记》简介与赏析评论及读后感 2010-04-05 3:42 《山居笔记》作者简介
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桥头镇。（今属慈溪）。
1968年8月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当时正逢浩劫，受尽屈辱，家破人亡，被迫赴农场劳动。学校复课后又参加过教材编写，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1983年之后，由于出版了一系列学术著作如《戏剧思想史》、《中国戏剧史》、《观众心理学》、《艺术创造论》以及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Aesthetics of Primitive Theatre等，先后获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
1985年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
1986年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当时获此称号的全国仅十五名。
1986年开始被任命为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院长，上海市写作学会会长，上海市委咨询策划顾问，并被选为“上海十大高教精英。”
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写作《文化苦旅》等文化散文，辞职后更以亲身历险考察国内外各大文明为人生主业。所写的《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开启一代文风，长期位踞全球华文书畅销排行榜前列，已被公认目前全世界各华人社区中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之一。
在大陆公布近十年来全国最畅销书籍前十名中，余秋雨一人独占了四本。这些著作，获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中国出版奖、上海优秀文学作品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连续两届）、金石堂最有影响力书奖、台湾中国时报白金作家奖、马来西亚最受欢迎的华语作家奖、香港电台最受欢迎书籍奖等。
他的近作《借我一生》又创立了“记忆文学”的新体裁，刚出版就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年度“全亚十大最重要的华语书籍”之一。
由于1999年之后主持香港凤凰卫视对人类各大文明遗址的历史考察，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贴地穿越数万公里危险地区的人文学科教授，也是9.11事件之前最早向文明世界报告恐怖主义控制区域实际状况的学者。他相继被联合国选为研讨《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和参加“2005年世界文明大会”的唯一中国文化学者。近年来，他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总标题下，应邀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马里兰大学、纽约亨特学院和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表演讲，场场爆满，引起很大的社会轰动。2005年春季在台湾各大城市的巡回演讲，每场都拥挤了数千名听众，被台湾媒体称之为“难以想象的余秋雨旋风”。天下文化出版公司所编的《倾听秋雨》一书，记录了这一盛况。
2004年底，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编辑部等单位选为“中国十大艺术精英”和“中国文化传播座标人物”。 《山居笔记》内容简
《山居筆記》一書的寫作，始於一九九二年，成於一九九四年，歷時兩年有餘。為了寫作此書，我辭去了學院的行政職務，不再上班，因此這兩年多的時間十分純粹，幾乎是全身心地投入。投入那麼多時間才寫出十一篇文章，效率未免太低，但我的寫作是與考察聯在一起的，很多寫到的地方不得不一去再去，快不起來。記得有一次為了核對海南島某古跡一副對聯上的兩個字，幾度函詢都得不到準確回答，只得再去了次。這種做法如果以經濟得失來核算簡直荒誕不經，但文章的事情另有得失，即所謂“得失寸心知”。
在總體計畫上，這本書是我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訪中華文明的第二階段記述。第一階段的記述是《文化苦旅》，那本書中的我，背負著生命的困惑，去尋找一個個文化遺跡和文化現場，然後把自己的驚訝和感動告訴讀者。但是等到走完寫完，發覺還有不少超越具體遺跡的整體性難題需要繼續探訪，例如—— 對於政治功業和文化情結的互相覬覦和生死與共； 對於文化靈魂的流放、毀滅和復蘇；
對於商業文明與中華文化的狹路相逢和擦肩而過；
對於千年科舉留給社會歷史的功績和留給群體人格的禍害； 對於稀有人格在中華文化中斷絕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 對於君子和小人這條重要界線的無處不在和難於劃分； „„
這些問題如此之大，當然不可能輕易找到答案，我能做的，只是招呼讀者用當代生命去感觸和體驗。這便構成了《山居筆記》的基本內容。
稍稍年長的讀者應該記得，這些問題在十年前公開談論並不方便。當時，哪怕是給清朝統治者以更多的正面評價，把民間金融業全面破碎的主要原因歸之於太平天國運動，或者在不設定“唯心主義”的批判前提下充分肯定朱熹，在維繫計會管理和文明傳承的意義上稱讚科舉制度，都會引起不少左派批判家的警惕，更不要說打破時限大談“流放”、“小人”、“圍啄”這些很容易讓人產生現代聯想的命題了。為此，我要再一次感謝當時敢於發表這些文章的《收穫》雜誌。至於我本人的勇氣，則來自十年浩劫間對民族苦難的切身感受和反復思考。這種思考，開始於浩劫初期可憐父輩的牢獄骨灰，延續於浩劫中期軍墾農場的漫漫苦役，深化於浩劫後期故鄉山屋的寂寞歲月，又回味於浩劫過後某些黑影的翻雲覆雨。幸好一九七八年嚴冬在北京召開的一次會議改變了中國，我也隨之獲得了生存的尊嚴。既然一切都來自於苦難，我問自己手中的筆：你還有什麼好害怕的呢？
我只擔心災難中的思考因過於憤怒而失之於偏激，便想從考察和閱讀中獲得更廣闊的時空印證。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我注意到了海外漢學界。那麼多高水準的專家學者早早地流落到海外各有原因，他們畢竟避過了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有充裕的時間投入研究，而研究的方法又引入了國際學術標準，在科學性、宏觀性上遠超乾嘉學派的考據水準。但在十年前，國內學術界要瞭解他們的研究成果十分艱難，甚至直到今天，雖有一些專著流傳到大陸，仍然不易見到那些以散篇形式發表於專業雜誌間的各項具體研究。海內外研究成果積累得比較完整的是香港，於是我總是利用前去講學的機會在那裏貪婪補課。記得前不久一位曾經多次撰文批評《山居筆記》“硬傷”的先生直接給我來信，說又發現我的一處論述在國內某大學編印的資料上找不到根據，我回信感謝他來信探討之誠，並說明那項資料早已被海外學術界嚴密論證，詳細資料存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庫房，答應下次去時複印一份送給他。香港中文大學在山上，我當時為了鑽研資料棲居一處設備簡單的集體宿舍叫曙光樓，因此有了“山居”的說法。
現在回想起來，寫作這本書的最大困難，不在立論之勇，不在跋涉之苦，也不在考證之煩，而在於要把深澀磷峋的思考粹煉得平易可感，把玄奧細微的感觸釋放給更大的人群。這等於用手掌碾碎石塊，用體溫悟化堅冰，字字句句都要耗費難言的艱辛，而艱辛的結果卻是不能讓人感受到艱辛。
寫完這本書後，我又寫了一本人生隨筆，然後進入文化考察的又一個新階段，即驅車數萬公里逐一拜謁人類歷史上一切發生過重大影響的文明。一路歷盡危難，卻從未退縮，因為我在陌生的異國荒原上找到了返現中華文明的方位，時時校正著國內考察時的各種感悟。我把《山居筆記》的續篇，寫到了開羅的死城邊、耶路撒冷的小巷口、海灣和南亞沙塵覆蓋的大炮下。在那裏才明白，即便走遍中國也很難真正瞭解中國，因此經常與同行的夥伴們感歎：“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除臺灣爾雅版的繁體字版外，這本文匯版的簡體字版已印了三十五萬冊，我親自從讀者手裏買得的盜版本有十二種。經常看到有人在報刊上否認目前盜版的嚴重事實，批判反盜版是“炒作”，我便特地編撰了《盜版二十六例》置之《霜冷長河》精裝本卷首，其中選印了《山居筆記》的不同盜版本封面八種，使文化盜賊們無可抵賴。誰知這些年趁我遠行歷險，他們在國內鬧成一團，無非是想用誹謗遮蓋盜竊，連當年翻雲覆雨的黑影也拉出來了。對他們當然不能再用規勸的辦法，因此把本書初版的代序撤去，其他地方也有一些相應的改動。正該取笑他們沒有把手中的偷盜物細看一番：文明和邪惡不可混淆，歷史和法律不容侮弄，恰恰是本書的內容。
•《山居筆記》讀後感
《山居筆記》是繼《文化苦旅》之後我所讀余秋雨先生的第二部文集。因為真實所以喜歡看，因為炒作得厲害所以急著看，因為它的人文氣息不可不看。 余秋雨先生的這部書從《一個王朝的背影》開始，以《歷史的暗角》結束，這本書是在2003年1月出版的，他在這本新版的自序中說他寫這本書歷時兩年有餘（從92年----94年），而且犧牲是相當大的，他辭去了學院的行政職務，十分純粹地幾乎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僅僅十一篇文章卻耗費了兩年多的時間。
這並不是他的寫作效率低，而是那有股堅韌的探求精神，正是他的那種認真態度和永無止境的追求讓人心悅誠服。多年來他通過邊走邊想，有機地將寫作與考察結合在了一起，很多寫到的地方，他是一次又一次的拜訪求證。曾經就為了核對海南島某古跡的一副對聯上面的兩個字，在幾度函詢都得不到準確回答後，只得親自再次去海南，很多時候，他就是這樣不得不一去再去，在追求真理和對文學的無比熱愛方面，他是毫不吝嗇的，不管時間還是金錢。對他的文章，他真正做到了“得失寸心知”，是不會在乎他的經濟和得失的。
按照余先生的話說：“全書是我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訪中華文明的第二階段記述”。他還說：“寫作這本書的最大困難，不在言論之勇，不在跋涉之苦，也不在考證之煩，而在於要把深澀嶙峋的思考粹煉得平易可感，把玄奧細微的感觸釋放給更大的人群，這等於用手掌碾碎石塊，用體溫焐化堅冰，字字句句都要耗費難言的艱辛，而艱辛的結果卻是不能讓人感受到艱辛。”
我被他的這種治學精神和嚴謹的求實作風以及認真的求學態度所折服，我深深地被他的文字和精神打動了。這種境界早已超越了文字本身，在上下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穿梭，在東西南北的古老土地上走過。
余先生的文章帶給我們的都是精彩紛呈的人文、地理、歷史、故事„„上下求索，展示出人類人文歷史的絢麗詩篇，給我們掀開了精神的家園、文化的糧倉。 《山居笔记》赏析评论
就这样，我回到了母亲的病榻旁，继续写这篇在上海路边清冷的咖啡馆里未完成的文------- 一
欲写“欧洲之行”时老黑曾建议我读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一直无瑕。但余秋雨这个名字却印记心中。15日上飞机，正值北京机场一片混乱，据说有架伊朗飞机紧急迫降，造成跑道阻塞。等了数小时登不了机，只得择块稍嫌僻静处,要一杯冰啤读书。不想书摊居然购得一本余秋雨的新版《山居笔记》，便一路闲读下来。
上海为我初剪的影片召开了专家座谈会，前辈们的评价和建议令我心潮起伏，我做到了我所想的和我所说的“never say never”。有位资深前辈兴奋地说：“这部影片做好了能获得奥-奥-奥---（后面二字没说出来）国际性大奖！”这样的评价超过了我的期望值，同时也增加了我的压力。我真的能登上那个台阶么？无需多想，只求作品尽可能完美便罢。“我是来听意见的。”尽管如此，回到饭店仍有飘飘欲仙之感。夜间又读余秋雨，一种莫名的惭愧油然而生。
从来以为电影的感染力过了文学。而文字于我，只是闲暇间记录下思想与情感的轨迹，散文不过散文。“与其他艺术相较语言要容易得多，谁不会写字说话？”然而今日，我呕心沥血的作品正令同行赫然之时，面对如此凝重深邃的思考；穿越古今之博学，畅达严谨之结构，冶练却无矫饰之文采，深感难以企及并只有仰望的份了。
实话说过去对中国现代名人并不大介意，太多的虚名令我麻木不仁，以为名著读得不少，而今日书店之糙杂已如超市。这也是我孤陋寡闻，久已忽略了余秋雨的作品之故。
余秋雨的《山居笔记》决不是随意择来消闲的散文，其中每一篇文字都令人震撼。我由此深叹思想的重量。真正的文者是更加寂寞的，写作的时候深陷于自我情思之中，读者和听众皆为虚幻，只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我，寓居山中。然而这些文字却沉淀着千年思考，弥散出人性的强音，只是散文！
这是只有男性才可能拥有的深沉、求索、激情、胸怀和文采。谁还能说文字没有重量？思想没有重量？我觉得它沉重得超越了任何浮世荣华，超越了任何表面的形式和技巧。
《流放者的土地》、《脆弱的城市》、《苏东波突围》、《千年庭院》《遥远的绝响》----一篇1篇敲击着肺腑，令我震叹不已。以为仅其中一篇，寥寥数页轻纸，就足以超过我倾注三年心血的思想与情感之重量。
我是从《千年庭院》读起的，因为它更贴近我的生活，想起司马无疆君曾为我序中写道：“纯搬西方学制，难以造就艺术大师。中国三千年教育史上岂无一点积极遗产？果真如此，历史上许多杰出人物，灿烂的文化是天上掉下来的？”这句话提醒我关注中国教育史的问题。后于庐山白鹿洞书院购得不少相关书籍，想或有时日，会研思中国教育体系的传袭精髓，无论如何我做过教职么。
《千年庭院》令我享有共鸣。作者的人格和立足点也从文中凸现出来。如何看待中国悠久的教育思想及历程？作者从彻底摧毁教育制的*时期写起，遂回过头来反思，以岳麓书院为起点，并朱熹的理学思想和所走过的辛酸历程牵了一条凝重的线，这条线上充满了贯穿古今的深邃悲叹，其中饱含着沉郁清醒的历史思考，一扫肤浅叫嚣的盲目性，而结论便是：
“岳麓书院能够延绵千年，除了上述操作上的成功外，更重要的是一种人格力量的贯注。对一个教学和研究机构来说，这种力量便是一种灵魂。
教学，说到底，是人类的精神和生命的一种文明层面上的代代交替。这一点，历代岳麓书院的主持者们都是很清楚的。事实上，他们所讲授的经、史、文学也大多以文化人格的建设为归结，尤其是后来讲授的岳麓书院学术支柱的宋明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几乎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的一门哲学-——文化人格学。
书院把教学、学术研究、文化人格的建设和传递这三者，融合成了一体。”
朱熹作为一位一辈子想做教师的大学者。他的学术成就之高可以用伟大诗人辛弃疾的一句话来概括‘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二三人’若就社会地位和官职而论，大可不必靠教师来显身扬名，“但朱熹却把教育看成是恢复人性、改变素质的根本途径，认为离开了这一途径，几乎谈不上社会和国家的安定和发展。在这位大师的眼中，天底下没有任何一种事业比这更重要：‘若不读书，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齐家、治国。’”
到这里，看来仅是教育救国的“老生常谈”，况且关于中国书院研究的书也不少，却少有人关注。但余秋雨写此文并不是为了老生常谈，而是有深切体会的，这是只有真正做过教师并曾想做一个好教师的人，在纵观今日之教育现象时才能感到的悲哀。他写了朱熹为了他的理想而不泄努力又他和他的学生惨遭迫害的故事。之后：
“本来，岳麓书院可以以它千年的流泽告诉我们，教育是一种世代性的积累，改变民族素质是一种历时久远的磨砺，但这种积累和磨砺是否往前走的呢？如果不是，那么，漫长的岁月不组接成了一种让人痛心疾首的悲哀？------我一直疑惑，在人的整体素质特别在文化人格上，我们究竟比朱熹和张拭们所处的时代长进了多少？------教育事业本想靠着自身特殊的温度带领人们摆脱这个怪圈，结果它本身也陷在这个怪圈之中。”
“履薄临深谅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编”余秋雨从至岳麓书院后作了二十几年教师，最后写道：“我很晚才知道，教育固然不无神圣，但并不是一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事业。一个教师所能做到的事十分有限。我们无力与各种力量抗争。至多在经历许可的年月里守住这个被称为学校的庭院。带着为数不多的学生参与一场陶冶人性人格的文化传递。目的无非是让参与者变得更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而对于这个目的所能达到的程度，又不能期望过高。
-----我们一直在那里，做着一场文化传递的游戏。至于那个游戏的结局，我们都不要问。”这就是余秋雨感到的悲哀，也是真正想做一个好教师的悲哀。
说实话，我做了多年的教师，成为过许多学生的知心朋友，最后总结出一句话：“这个社会根本谈不上有教育。因为我们从小就仅在虚伪得尽人作呕的政治课本中长大。学生到大学已成定型。只有家教好的学生才会有好的学生，否则根本不懂得如何做人做事。所以也深感文化人格教育之重要。然而，即使是家教好又出色的学生，出了校门又将如何生存呢？所以现在不要再教书。
再看《流放者的土地》，前文带你回到历史的特定情境中，通过描述当时不毛之地的“宁古塔”其天然地理环境。讲到那片土地的荒芜和恐怖，令读者如身临其境。杀人不见血的“文字狱” 其莫须有罪名之于文人的命运惨不忍睹。 余秋雨写道当时的交通对于江南人来说路途之遥，流放东北株连九族又百死一生的史实。
令我称叹的是：自知识份子被打成臭老九以来，有谁撰文写过知识份子的铮铮脊梁？！从来，知识份子不是属于资产阶级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要么就是被划作没有骨头“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穷文人、酸秀才、书呆子。知识份子从来被公众认为是只会舞文弄墨的最懦弱者。英雄不属于文人，文人只有写英雄的份，那么谁是英雄呢？杀人如麻的是英雄；武林耍棍的是英雄；黑道白道是英雄；胜者帝王是英雄。到后来工农商学兵是英雄，唯独文人都是狗熊。而余秋雨的《流放者的土地》却终于以其沧桑悲愤的笔调，将历史上真正的文人精神，文化精神，文明精神以其千古事实翻过了个案。
“灾难，对常人来说也就是灾难而以，但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却不一样了。当灾难初临之时，他们比一般人更紧张、更痛苦、更缺少应对的能耐；但是当这个关口度过之后，他们中部份人的文化意识又会重新苏醒，开始与灾难周旋，在灾难中洗刷掉那些只有走运时才会追慕的虚浮层面，去追求生命的底蕴。到了这个时候，本来经常会嘲笑知识份子几句的其他流放者不得不收敛了，他们开始对这些喜欢长吁短叹而手无缚鸡之力的斯文人另眼相看。
“流放文人终于熬过生生死死最初撞击的信号是开始吟诗，其中不少人在去东北的半路上就已获得了这种精神复苏，因为按当时的交通条件，这好几千里的路要相当长的时间，清初因科场案流放的杭州诗人、主考官丁澎在去东北的路上看见许多驿站的墙上题有其他流放者的诗，一首首读去，不尽笑逐颜开。与他一起流放的家人看他这么高兴，就问：‘怎么，难道朝廷下诏让你回去了？’丁澎说：‘没有。我真要感谢皇帝，给我这么好的机会让我在一条才情的长河中畅游，你知道吗，到东北流放的几乎都是才子，我这一去就不担心没有朋友了。’”
丁澎被流放的时候，他的朋友张缙彦曾来送行，没想到三年以后张缙彦也被流放，戊所很远，要经过丁澎的流放地，两人一见面感慨万千，唏嘘一阵之后，互相能够赠送的东西仍然只有诗：
“老去悲长剑，
胡为独远征？
半生戎马换，
片语玉关行！
乱石云中走，
飞沙撼碛鸣。
万方新雨露，
吹不到边城。
（《送张坦公方伯出赛》）
丁澎叮嘱张缙彦“愁剧须凭酒，时危莫论文。”其意并不是害怕躲避，而是希望朋友身处此地危境不要按原来的思路来考虑问题了。“山非山兮水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
读到这里不尽击掌！再看：
“我，总要做些别人不能替代之事吧？总要有些高于拣野菜、拾马粪、烧石灰、烧碳的行为吧？尤其当珍贵的友谊把文人凝聚起来之后，‘我’的自问变成了‘我们’的集体思索。‘我们’既然凭着文化人格互相吸引，那就必须进一步寻找到合适的行为方式而成为实践者、行动者的文化群落，只有这样，才能求得灵魂的安宁。
“毫无疑问，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积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他们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无物欲利益，无功利得失、义无反顾，一代又一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贵者确实是愚蠢的，而聪明的却是那些卑贱者。但是，这种愚蠢和聪明的划分本来就属于‘术’的范畴而无关乎“道”，也可以说本来就属于高贵的领域之外的存在”
试问：有谁来写这块遥在天边的流放者的土地？有谁关注过这块狞厉的土地上可歌可泣的文人故事，又倔强不息的“英雄”精神？并因此而建立并存留下来的野火烧不尽的铮铮文明？
二
归来仍沉浸在此书情结难以平静，G来电话问我上海之行，答：“我所尊重的资深前辈都说好，说我做到了中国唯一。”G说：“那当然！”我说：“也有年轻的说些其他。”G马上说：“这些人都是忌妒罢了！别听。”我说：“是啊，我谦虚，这些人还就顺竿爬，真成理论家了似的，”“你根本用不着谦虚！”G曾说我做了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常光后来私下对我说，别听那些啊坚持你自己！” 我说。 G笑：“就是么！”“我最近在读余秋雨的《山居笔记》”我说。“余秋雨啊，很多人骂他，他写一篇人骂他一篇。“”我诧然“为什么？”“说余秋雨在*中是造反派，说他虚伪吧。”G答。
随后查了网上的相关文章。叹，曾几何时“生活问题”是诋毁一个人最具杀伤力的武器，而现如今“没有男人不嫖娼”已经成为公认的存在既合理。于是乎对于一个曾身处于*时代的文化名人，最具杀伤力的武器莫过于翻箱倒柜的去查其*中的旧账了，一顶“*余孽”帽子，足以令一个文人从圣坛的顶峰跌入遗臭万年的粪沼。
面对“千年庭院”这样的文章，为什么这些人不去注意余秋雨所发出的对当今教育重疾的触判，对千年来中华历史上一代代思想家教育家所走过的艰辛历程进行反思，对如何继承和发扬属于我们民族精萃的教育思想和方式采取行动？却甚嚣尘上的花了那么多经历去翻作者的老照片，找点可以诋毁的蛛丝马迹什么的，再踏上千万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有篇文章叫《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靠！似乎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是他余氏发动的，到底谁该忏悔？真乃踩人于脚下以显示自己卑微的存在。甚至有人说：“余秋雨，你算老几，竟敢站在岳麓书院里评点古今？！”这种做法和方式才真是*余孽呢！整个一个造反派嘴脸！而“保护”余氏着则说：“余秋雨借反对盗版为名炒作自己，为挣大把的收银子有什么不对？现在的歌星舞星不都这样？”余秋雨被媒体审得屡辩难平，只看余秋雨为自己的辩护之词，便可见他作为一个文人面对此情此景是如何的笨嘴拙舌。莫道这些诋毁之词是否属于捏造，反对盗版有何不妥？能否有日平反昭雪不说，却以为，实若昔日的*先锋蒯大富经过反思写出余秋雨这样的文章，我也会称他为旷世英杰。
前日问L对余秋雨怎么看？答：“我根本不看他东西，他就是一文坛歌星。“但是他的文章你看过没有？”“对他没兴趣。骂他的都是文化界人士”“这些骂的言词里有没有关于他某一篇文章观点的讨论或指摘，我怎么没听见一句？”从G和L处得知余秋雨的确是遭到文化界的围攻。我又说：“幸好我读他的书没有先入为主，什么叫歌星影星？张艺谋拍那么烂得片子得更多的银子没人骂，还大本的出访谈为他辩护，王朔写了那么多本痞子文学的小说，热闹得家宜户晓你们说什么了？谭盾天天在电视上潇洒他才是歌星影星呢也没人说，余秋雨作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时候也没人骂，人不就是写散文了么？他的书造成了反响拥有更多的读者，这也不行？写散文碍着谁了？让不让人活啊？！都像那些遗老遗少的学者们，学问烂肚子里就好？”
这个时代本就不讲人格，更不要提文化人格，谁讲？就先把你的人格扔到大酱缸里踩在脚下。
于是余秋雨提笔写《苏东波突围》悲叹更深一层，它发自对历史真实的深入探究及对苏东波所遭无端迫害之命运的满腔愤慨，理智又充满激情的文字掷地有声。
苏东波“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满身脏水走来，他满心侥幸又满心绝望的走来，他被人押解着，远离自己的家眷---他很疲惫、很狼狈、出汴梁、过河南、渡淮河、进湖北、抵黄州。---”他擦一把脸，喘一口气，四周一片寂静，连一个朋友也没有，萧条的黄州没有给他预备任何住所，他闭上眼睛摇摇头，只得在一所寺庙住下。
文章从作者最喜爱的苏东波诗《念奴娇。赤壁怀古》和《赤壁赋》写起，从这首诗的由来，返身追记苏东波到黄州之前的惨痛经历。“苏东波到黄州来之前正陷于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狱”的案件中，这个案例具体内容很特殊，搞清了这个案件中的各种人面目，才能理解苏东波究竟是突破了一个什么样的包围圈---- “人们有时会傻想，像苏东波这样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应该是他所处时代的无上骄傲，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地珍惜他，虔诚的仰望他，总不愿意去找他麻烦吧？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超越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溶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轰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又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蹋他，毁坏它。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源于自卑和狡诘的—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评讨苏东波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的聚合在一处？最简要地回答是苏辙的一句话：“东波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响亮，把四周笔墨比得十分寒碜，把同时代文人比得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妒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的践踏，几乎不可避免。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当了急先锋。”
余秋雨对自己的案子无从分辩，却审起了苏东波的案子来，他翻阅历史，把苏东波案的来龙去脉查了一个遍，将一个个陷害苏东波的人物从心理到所为拎上历史舞台。重现了历史上荒诞的一幕。至于那些文化群小的嘴脸和卑劣行径，有兴趣者自有书在无需于此处重复。所用手法则是花样百出的检举揭发苏东波诗中有讥讽政府倾向，仍是鸡蛋里挑骨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道旁苦李”被说成是苏东波指不被朝廷重视，兴冲冲观钱塘江写的“吴儿生长狎涛渊”被说成吴儿指皇帝，玩水指皇帝兴修水利---总之整个案件荒唐到此，苏东波被定罪入狱。
“全部遭遇还不知半点起因的苏东波，被长途押解着，犹如一路示众。”他怕连累亲友，在途经太湖和长江时几度想投水自尽。“文明的脆弱性就在这里，一步之差就会全盘改易，而把文明的代表者逼上这一境地的则是一群小人。一群小人能作如此大事，只能归功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余秋雨写道，“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
“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这是与苏东波牢房只一墙之隔的一位官员所写苏东波于狱中的情形。“通宵侮辱，摧残到了其他犯人也听不下去的地步，而侮辱、摧残的对象竟然就是苏东波！我相信一切文化良知都会在这里颤栗。中国几千年有几个像苏东波那样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但可爱、高贵、魅力之类往往构不成社会号召力也构不成自我卫护力---温和儒雅如林间青峰、深谷白云的大文豪面对着彻底陌生的语言系统和行为系统，不可能做出任何像样的辩驳，他一定变得非常笨拙，无法调动起码的言辞，完成简单的逻辑。
诗人用纯银般的嗓子哀号着，哀号到嘶哑。这本是一个需要哀号的地方，你写那么美丽的诗就已荒唐透顶，还不该打？打，打得你淡妆浓抹、打得你乘风归去，打得你密州出错！”
日复一日，通宵达旦的逼供，苏东波一心只想着死。观潮还想着造反还能存活？他写了一首诗给苏辙: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想：作者写到这里，理应宽心了，大文豪苏东波尚且如此，这就是千古国情。
苏东波终于侥幸出狱，又被贬黄州。而在黄州的情形，苏东波写道：“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知。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昔日一半为朋友而活的苏东波，曾几何时还连篇累牍的彻夜唱和，如今却连一句问候起居的安慰话也没有，“苏东波那一封封用美妙绝伦、光照中华书法史的笔墨写成的信，千辛万苦从黄州带出，却换不回一点友谊的信息----”原来的世界已经轰然消失，一代名人混迹于渔樵民间不为人识，白天大多睡觉，晚上一个人出去一杯淡淡土酒，还怕酒后失言。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读往来？缥缈孤鸿影。
这是一种真正精神上的孤独无告。 “苏东波经过乌台案已经明白，”余秋雨写道，感慨由苏东波发出：“一个人蒙受了诬陷既是死也死不出一个道理来，你找不到慷慨陈词的目标，你抓不住从容赴死的理由，你想做一个义无反顾的英雄，不知怎么把你扮演成了小丑；你想做个坚贞不屈的烈士，闹来闹去成了个深深忏悔的俘虏。无法洗刷，无从处辩解，更不知如何来提出自己的抗议，发表自己的宣言。这确实接近有的学者提出的‘酱缸文化’，一旦跳进去，怎么也抹不干净。”
于苏东波苍然之后，作者并没有在此止住，空留一声千古悲叹。却笔锋一转：
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苏东波洗尽人生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远逝的古人，对话变得异乎寻常，灵魂寂静无声。苏东波在进行自我剖析：“我苏东波三十余年想博得别人叫好的地方正是我的弱项所在，津津乐道于考论历史是非、直言陈谏曲直，洋洋自得的炫耀，其实我又何尝懂呢？---他在沉寂中剥除了自己身上每一点异己的部份，找回了真正的自己。
“苏东波经历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获得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蒸馏和升华，他，真正的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
“成熟”余秋雨写道，“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源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薄，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不知道余秋雨在写苏东波，还是写给自己，“勃郁的豪情发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河流汇成了湖，结果----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赋》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
三
《脆弱的城市》则是对传统观念和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的犀利挑战。曾经，以为所谓的思想和旗帜的案不从理论上彻底翻过来，中国会永远处于观念的混乱和精神的迷惘之中。而余秋雨做了，而且掰开揉碎做得头头是道。
“我们避免了一场大倒退”余秋雨写道：“------
作者的文处处涉及到火浴的主题，有人而无我，字里行间透射出思想与情感的光芒，如炙热的烈焰。
不知道是谁人在怕？又怕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恨？又恨的是什么？没有人看到文中思想的光芒么？而所谓的硬伤与其光芒相比，也不过是鸡蛋里挑骨头罢了。
到《遥远的绝响》我像听到了作者心灵的回声，并为其执著追求的人格境界所叹服。--------
无怪乎遥隔海峡彼岸的------
我终于懂了，一个人如何得以文字立命于世，那文字背后的是什么？除了学术性的思考，人格乃立人之本，立文之本、立命之本。以此为起点，攀登亦无止境。
想起司马无疆君于我序中说：“无论经过什么样的磨难与执著，李清照终归成不了施耐庵或辛弃蒺-----”到此给司马君打个电话拜年。一直想超越自己，今日自嘲终归女人。有这样的一种文字境界，我永远无法企及！总之，思考是必要的。
座谈会上，金总说：“现在还有这样的人能沉下心来执著于纯粹的艺术创作实属难得，所以我支持她! 当作品获得其应有的殊荣之时，所有的唏嘘杂言都会哑然作罢。”然而，手捧着余秋雨的《山居笔记》，我叹：这样的时代，还有这样超脱于浮躁之上的作文者思考者，直面历史和人生的余秋雨，开一代“散文”之最，以其独具的风采傲居于世。又言语难以形容我的钦佩!
叹罢，继续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