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与做人做事做官
刘庭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各位同志，上午好！我今天讲课的题目叫做《孔子思想与做人做事做官》。主要讲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简单介绍孔子的生平；第二，孔子做人的主要观点：做君子，不做小人——建设君子式的道德精神家园；第三，如何做事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为贵的处事原则；第四，做官怎么做呢？孔子主张“德治仁政”。
如何做人、做事、做官，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伟大的道德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做人做事做官的思想，对中华民族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至今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观、价值观和文化观。
习近平总书记在2009年5月13日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文化典籍蕴涵着做人做事和治国理政的大道理。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他又指出，我们国家历来讲究读书修身、从政立德。传统文化中，读书、修身、立德，不仅是立身之本，更是从政之基。
孔子是中华民族伟大的道德思想家，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代表符号，因此，了解孔子关于做人做事做官的思想，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文化素养、人文情怀或道德修养。
一、孔子的生平
孔子是殷朝王室的后裔，用现在的话来讲，也属于官二代了。孔子公元前551年出生，公元前479年逝世，享年73岁。他生活的时代属于春秋战国时代，也就是中国奴隶制向封建制度过渡的大变革时代。春秋战国时代的主要特点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天下纷争、战争频繁。历史学家讲“春秋无义战”，孔子是一个有奴隶主贵族血统的官后代，他的祖先原本是宋国的贵族，他自己讲：“丘也，殷人也。” 他说他孔丘是属于商朝的人。直到他的父亲做了鲁国的大夫以后，他才成为鲁国人。
孔子的父亲叫做叔梁纥(hé)，娶了施氏，生了九个女儿，没有男孩。后来又续娶了第二个老婆，生下一个男孩，叫做孔孟皮，但这个男孩是个瘸子。孔子的父亲又求婚于颜氏，看上了颜家的三女儿，叫颜徵(zhēng)在。颜家跟孔家两家住在鲁国陬邑(zōu yì)尼丘山旁边，距离相当近，两家相互比较了解。颜徵在承父亲之命，嫁给了孔子的爸爸叔梁纥。
叔梁纥这时已经64岁了，而颜徵在仅18岁，相差46岁。司马迁在《史记》里面讲孔子的父亲与颜氏的女儿结合，生了孔子，叫做野合。在古代，野合不是指不正常的男女关系，而是指男女双方的年龄相差太大。孔子的父亲新婚以后，带着年轻漂亮的妻子到离家不远的尼丘山祈祷，希望能生一个男孩。果然第二年如愿生下了孔子。孔子出生时头顶长得像尼丘山似的，就是中间低、四面都高，所以他爸爸给他起名为丘，字仲尼。
中国古代历来就是，没有男孩继承，那就是最大的不孝。所以叔梁纥第一个老婆生了九个女孩；第二个老婆生了个男孩，又是个瘸子；64岁结婚娶了第三个老婆，然后再生下孔子。
孔子的父亲老年得子，在67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此时孔子三岁。父亲的去世，对孔子的家庭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给幼小的孔子造成了许多负面的影响。所以孔子在回忆自己少年的时候说，我少年的时候很贱，经常做一些被人看不起的事，“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孔子成年以后，为了生计，曾在鲁国大臣季氏的门下做小官，比如仓库管理员、会计、出纳、看管牛羊。
到孔子17岁的时候，他35岁的母亲颜徵在又去世了。中国老百姓有一句话，叫做“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所以孔子的成熟应该说比较早。孔子的母亲教子有方，孔子从小就修学“礼、乐、射、御、书、数”等。应该说，他自幼就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学识渊博、多才多艺。所以孔子成年以后，知礼而闻名。
孔子身材高大，在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里称“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春秋战国时期的一尺相当于现在的6.22寸，那么我们计算一下，孔子的身高实际是5.97尺，应该说很高了。
孔子19岁的时候就娶了盛氏的一个姑娘为妻，第二年就生了儿子，名字叫孔鲤，字伯鱼。为什么起鲤鱼的“鲤”呢？因为当时鲁国的国君鲁昭公特别喜欢钓鱼、捕鱼，并以此为乐，当他听说孔子的老婆生下一个男孩后，特意赠一条鲤鱼给孔子。孔子为儿子取名为鲤，字伯鱼。可见孔子当时在鲁国虽只是一名小官，但是很知礼、好礼，得到了国王的赏识。 孔子一生当过最大的官是在什么时候呢？在鲁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孔子51岁的时候，升为主管司法、刑狱、纠察等事情的大司寇。大司寇相当于现在司法部长这个级别，而且而还行使了宰相的权力。应该说，这是孔子一生中最高的职务了，但是这个官只当了三个月。因为他推行礼治，而当时春秋战国时期，正是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候，到处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奴隶社会的地位高低、权力大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土地面积有多大，占了多大的地盘；第二，有多少奴隶。大家知道，在奴隶主社会，奴隶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国王死了，奴隶还得陪葬。奴隶是几千、几万还是几十万，就代表了这个国家的强盛程度。
三个月以后，孔子遭到了鲁定公的冷落。当时齐国看到鲁国日益强大，就想了个美人计，给鲁国的国君送了80个美女，离间了鲁定公对孔子的信任。鲁定公收到齐国送来的80个美女，整天不理朝政，吃喝玩乐。孔子的政治主张是要恢复周礼，要使国家强盛起来，但国王不理朝政，国家肯定会完蛋，所以他自己就走了。
由于鲁定公对孔子不信任，再加上这个国家与自己的政治主张南辕北辙，在55岁的时候，为了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孔子离开了鲁国，开始了周游列国的艰难生涯。离开鲁国的时候，孔子曾感慨道，听信妇人之言，国君就会失掉真正的贤人，接近宠爱娇艳的妇人，可以招致国破家亡，游哉游哉，我只好出游于江湖，打发余生。
孔子周游列国是从鲁国出发，大致走了卫国、曹国、宋国、齐国、郑国、晋国、陈国、蔡国、楚国等地。现如今大致路线曲阜——菏泽——长垣(yuán)——商丘——夏邑——淮阳——周口——上蔡——罗山，然后原路返回。从55岁到68岁，孔子带着他的若干亲近弟子，用了十四年的时间在鲁国周边游历。
到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晚年的孔子一方面专心致力古代文献的整理，如删修《春秋》、为《易经》作传、整理《诗经》等；另一方面继续授徒教学。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下面我们讲孔子关于做人做事做官的主要观点。
二、做君子，不做小人——建设“君子”式的道德精神家园 以德修身，是孔子道德思想体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换一句话说，就是如何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孔子对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他的关于立身做人的思想，就是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对当代人的思想品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
做君子，不做小人，是孔子提出的一个崇高的人生目标。如果单从言论上判断，可以说，孔子是二千五百多年以前的一位“雷锋”式的文化名人，为什么？因为，孔子“对人生有深度的了解，对做人道理，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全部《论语》，堆满了格言”，“一部论语堆满了格言和统御之术警世之训，影响旷远。”（柏杨著：《丑陋的中国人》，第142－143页，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8月版）《论语》中的孔子，就是一个思想缜密深沉、举止庄重从容、学而不厌、循循善诱、博学多才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之长者形象。黑格尔在《哲学讲演录》中也说，《论语》中只有“常识道德”，思辨的哲学一点也没有，只有一些善良的、道德的教训。虽然柏杨、黑格尔的说法含有偏激的情绪，说得过分、片面了一点，但反映了《论语》的主要思想主题，是倾向于伦理思想和人生的道德修养。因此，我把孔子称做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道德思想家。作为个人修身，提高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孔子的《论语》无疑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百科全书性质的人生教科书。
（一）君子是优良道德全面发展的人
孔子根据自己的道德标准，把人分为两大类：君子与小人。孔子关于君子与小人的论述非常多，一部《论语》直接论述君子和小人的有43条之多。他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不同方面谈及君子与小人。孔子对“君子”这个概念，自己也没有一个统
一、明确的定义和界定，比如：君子淡定坦然而不骄傲，小人骄傲自大却不坦然（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第十三第26章》）；君子庄重，爱学习，不自以为是；恪守诚信；不与道德低劣的人交往，有错必改（君子不重则不威；学而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已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第一第8章》）；君子能懂道义，小人只懂财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第四第16章》）；君子能严格要求自己，小人则苛求于别人（子曰：“君子求诸已，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21章》）„„等等，不一而足。
总之，孔子所说的君子，他原先的本意是指道德优秀的脑力劳动者——士（知识分子），或处于统治阶级高层的领导人；也泛指所谓品德高尚的人。总之，君子是少有缺点，追求道德高尚，非常完美的人：谦虚、好学；心胸宽广，能团结人；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谨守正义，多才多艺。而小人呢？与君子相反，小人满身是缺点毛病：骄傲自满、不爱学习、拉帮结派、不讲诚信、重利轻义、小心眼等等。
（二）君子注意戒除个人欲望与私念，自我批评精神好 孔子认为，君子刻苦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境界而且自觉地进行，提倡多作自我批评，做到一天三次反省自己有没有什么过错（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第一第4章》），这表现了非常高的道德修养的自觉性。 为此，孔子提出了君子要防止“三戒”“三乐”“三愆[qiān]”“九思”，就是要防范于未然，随时注意戒除个人私欲，使自己始终保持“君子”的思想境界中，为人师表。
“三戒”：君子有三件事要警惕，即年青时警惕沉溺(nì)女色，壮年时警惕争强好斗，老年时警惕贪求占有。（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第十六第7章》）
“三友”：君子要交朋友警惕区分三种情况，即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有三种：跟正直的人交朋友，跟诚信的人交朋友，跟博学多闻的人交朋友，就有益处；跟逢迎谄媚[chǎn mèi]的人交朋友，跟阿谀奉承的人交朋友，跟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就有害处。（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nìng]，损矣。”《论语·季氏第十六第4章》） “三乐”：君子的（八小时以外）业余爱好要警惕区分三种情况，即有益的爱好有三种，有害的爱好也有三种：以礼乐节制自己，喜欢在人后称赞别人的好处，喜欢多交贤德的朋友，就有好处；喜欢骄纵作乐，喜欢安逸游乐，喜欢宴饮取乐，就有害处。（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yì)游，乐宴乐，损矣。”《论语.季氏第十六第5章》）
“三愆”：君子要防止三种过失，即急躁、隐瞒、盲目。话没到说的时候就说，叫做急躁；话到了说的时候却不说，叫做隐瞒；没有察颜观色却冒然开口，叫做盲目。（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季氏第十六第6章》
“九思”：孔子认为，君子有九件事要慎重思考，看的时候要明察，听的时候要听清，脸色要温和，态度要恭敬，说话要忠诚，办事要警慎，产生疑惑要询问，生气时要避免惹祸，得到利益时要考虑是否符合道义。（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第十六第10章》）
应该说，孔子提出做君子，不做小人的思想，作为人们道德追求的人生目标，为人们塑造了可供学习、参照的理想人格坐标，对培养和塑造一个国家的公民素质和道德建设，无疑能起重要的促进作用。实际上，孔子这一思想对浸润及塑造中国人的品德性格方面，产生过广泛而重要的影响。时至今日，我们还经常称赞一些道德高尚、涵养好的人为“谦谦君子”。比如，诸葛亮、周恩来等伟人，就是中国人民心中的君子，是道德高尚、忠孝两全，为人处事几乎完美无缺的楷模！同时，人们则常常骂那些心胸狭小，不光明正大，搞阴谋鬼计，贪图私利的人为“小人”，这无疑是受了孔老夫子把人分为君子与小人思想的影响。如果我们在西方人面前说某一个人是“小人”的话，肯定会把老外搞得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然而，应当指出孔子关于君子与小人划分的负面影响，由于孔子所说君子和小人的概念、定义过于广泛，定性不明确，难于界定，而且孔子眼里的君子又是十全十美的人，如同圣人，过于理想化，使人感到高不可攀，难于企及。真理向前迈半步就会变成谬误。所以，反而出现许多伪、劣、假、冒的君子，真正的君子则少之又少。结果呢？伪君子比小人更可恨、可怕——彬彬有礼、老成温厚、言行不
一、口蜜腹剑„„简而言之，虚伪则成为君子的代名词。
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为贵”的处世原则 “和为贵”，可以说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倡导的为人处世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孔子道德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第一第12章》）孔子认为，不管是治国理政，还是为人处事，追求和谐的结果，当然是一个美好的想法。但是，如果一味地追求和谐，不懂得用“礼”（即规章制度）来节制，也是行不通的（礼之用， 和为贵 。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第一第12章》）。这就是说，要通过一定的制度规范，促使人们之间、家庭及家族之间和国家之间，维持相互包容、求同存异、共生共长、和睦融洽的理想状态。换一句话说，讲和谐，不能以牺牲原则来计和谐，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要搞君子的和谐，不要搞小人的和谐（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第十三第23章》）。
（一）“和为贵”的内涵及实质
“和”与“同”，是春秋时代两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史伯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国语·郑语》）意思是说，把两种以上不同的事物调和统一起来，这就叫做“和”；把相同的两个以上的事物合而为一，这就叫做“同”。比如，啤酒中加入可口可乐饮料，口感不错，许多人爱喝，这就是“以他平他谓之和”；但如果在矿泉水中加入白开水，它还是水，味道如一，不可能有什么变化，这就是“以同裨(bì)同”。所以，史伯说，如果一支乐曲只奏一种声音，或者只用单一的一种乐器演奏，肯定不如用多种乐器演奏好听；一幅图画，如果只用一种颜色绘画，肯定不如用多种颜色绘画好看。
齐国著名政治活动家、大臣晏婴对“和”和“同”作了进一步的辩证的阐述。他认为，“和”是许多不同的对立因素而成的统一，而“同”则是简单的统一（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婴还打比喻说，“和”好像做羹汤，加上各种调料、鱼、肉，以及火力烹调，使各种味道调和起来，吃起来才会好吃；单一的琴瑟演奏的乐曲，也一定很难听。
史伯、晏婴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认识到事物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具有重要的哲学价值。
（二）达到“和为贵”的要求与不同模式
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则是从处理好人际关系，建立和谐的理想社会来说的。“和为贵”，并不是非此即彼，要吃掉对方，而是要在保持事物各自独立性的同时，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简单一句话，求同存异。孔子看到了当时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矛盾的复杂和激烈，因而提出用“礼”来调节，达到“和而不同”。孔子的所谓“君子和”，是指有区别的部分能够实现矛盾的统一；同，并不是整齐划一，没有区别。孔子的这一思想充满着辩证的认识论思维。别说是阶级存在的社会，就是无阶级的原始社会，矛盾和差别，也总是存在的。因此，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就成为每一个人事业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问题。
1、国际关系中的“和为贵”。就是要实现“君子和而不同”，而不搞“小人同而不和”。用我们现在的外交语言来说，就是尊重各国人民对本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历史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不能以任何借口，把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生活方式等，强加输出给别的国家——这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外交思想的体现。反之，则是“小人同而不和”的冷战外交思维。人类的历史文明本来就多元化，而且世界因此才多姿多彩。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封建主义，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儒教、道教„„等等，都应该在地球大家庭中和谐共生，它们可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从而实现世界大同。可以说，“和为贵”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具光辉亮点的思想之一，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正如保加利亚学者伊万克勒斯特夫提出的：“中国是一个适应型的而非改造型的（民族），假如它坐到全球驾驶座上，它不大可能大刀阔斧地改变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会利用这个世界来达到自身的目的。”（参见《日本时报网》2012年1月6日文章《当中国统治时，中国人不会制定规则》，《参考消息》转载时题为《中国崛起不会像美国一样行事》）
与中国相反，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的“美式民主”让世界付出了惨重代价，美国前助理财政部长罗伯茨2012年7月1日在西班牙《世界报》撰文指出：新保守主义主导的华盛顿盲目自大，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惨败视若无睹，现在又把矛头指向俄罗斯和中国，同时挑战两个核大国，这一变态做法是美国历史上从未有的愚蠢。没有负罪感的华盛顿政府正在引导地球走向毁灭，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在国外发动战争已经成为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种政治常态，自“9.11”后，美国以保卫国家利益为名在国内外广泛开展“反恐”战争，流血、逮捕、酷刑与侵犯人权司空见惯，剥夺了世界许多国家公民（也包括美国老百姓）的权利和自由，并杀戮大量无辜平民。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入侵伊拉克和利比亚战争，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据布朗大学沃森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一项较为完整的报告显示，这些战争导致重大人员和财产损失，仅仅截止2011年年中就有6381名美国军人死亡，同时死亡的还有2300名雇佣兵、9922名伊拉克安全部队人员、8756名阿富汗安全部队人员、3520名巴基斯坦安全部队人员、1.17万名阿富汗平民、12.5万名伊拉克平民、3.56万名巴基斯坦人、1万名阿富汗反政府武装人员、168名记者和266名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共计22.5万人因为战争而死亡。
此外，战争还留下了不计其数的伤病员，包括9.9万名美国人、5.1万名雇佣兵。当然，还有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军人和平民，所有伤病员加起来计365，383人。另有300万阿富汗平民、350万伊拉克平民和100万巴基斯坦平民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上述数字参见：2012年4月12日《参考消息》阿根廷学者戴维·布鲁克斯文：《“美式自由”让世界付出惨重代价》）
从物质财产损失来看，美国国会通过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官方预算已经上升至1.3万亿美元。但是，将所有相关费用加起来，这些战争的费用实际上在3.7万亿~4.4万亿美元之间。
由上可见，美国式的“民主自由”，是确确实实的“小人同而不和”民主自由。因而，我们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中，应当高举中华和谐的旗帜，弘扬“和为贵”“和而不同”的中国古训，以此来支撑和推动和谐世界的理念，用以有效化解国际矛盾和争端，实现和谐世界的目标，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外交战略方针，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增强中国的软实力。
2、社会人事的“和为贵”。不能把自己的意见、价值观强加于他人，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不要强加给别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24章》）孔子认为，这是人生一辈子应该奉行的一条重要处事原则。和为贵，就应该塑造以“仁”为核心的价值观，实现事业上共同进步、共同富裕、共生双赢的局面，而且要从自己身边的人做起，这是实践仁德的好方法（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第六第30章》）。千万不能把自己的进步、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这不是双赢，而是单赢，孔子谓之“不仁”。
和为贵，还要对领导和朋友的交往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孔子认为，与领导的来往不能过于频繁无度，他人以为你是在巴结上级；与朋友的交往不能过于亲热，他人会产生不满。距离产生美，对任何人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和为贵”的理想状态，保持的时间就能长。同理，国家与国家也如此，不结盟，朋友满天下；结盟将招致不少怨恨（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论语·里仁第四第26章》）。
和为贵，必须要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对别人求全责备、要求别人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必然会得罪许多人，这就等于给自己制造一个个敌人（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15章》）。
3、家庭关系的“和为贵”。孔子认为，百善孝为先，就是要实行孝道，这是建立和睦家庭的必然要求，它符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美德。孔子认为，孝敬父母是做儿女的必尽义务和天职。孝不孝，看行动。对父母的过错应该进行善意地规劝、提出，不能看着父母犯错误不管（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区长尊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第四第18章》）。再次，孝敬父母必须时常把父母的年龄记在心上，一方面为父母的长寿而高兴，另一方面，作儿女的又要时常惦记父母因年事已高所带来的生病等忧惧（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第四第21章》） 最后，孔子特别强调要从精神层面孝敬父母，它比物质上的孝敬父母更重要（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第二第7章》）。意为多回家陪陪父母，问侯问侯。
四、做官从政——主张德治仁政
（一）讴歌选贤任能的禅让制，反对父子相承的世袭家长制 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的时代特点是，天下大乱，诸侯纷争。各诸侯之间的兼并和掠夺奴隶、土地的战争十分频繁、激烈，可谓“春秋无义战”是也，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大奴隶主时代的权威已经被社会否认了，王权在事实上是大大式微了，就是各国的诸侯事实上也为卿大夫所挟制，而卿大夫又逐渐被陪臣所凌驾，奴隶制正处于崩溃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之际。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政在大夫”“陪臣执国命”的“天下无道”（见《论语·季氏第十六第2章》）的社会现实状况。
孔子的言论行为、政治主张及其思想倾向，是革新与保守、同情与不满两种思想的矛盾统一体，革新与守旧两种思想兼而有之。一方面，孔子对臣弑君、子弑父的“天下无道”的现状不满，主张德治仁政，希望社会能像“天下为公”的尧、舜时代那样美好。因而，他极力讴歌尧、舜、禹的天下为公的心胸和选贤与能的品格。孔子称道，舜、禹的君位是通过禪让得来的，而不是弑君弑父夺来的，并且能以身作则、任人为贤，没有苦役老百姓，能使天下大治，这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领导人。《论语》中有明确记载：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第八第18章》） 孔子认为，舜、禹伟大，他们拥有天下，却不独享政权。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论语·泰伯第八第19章》） 在孔子看来，尧作为君主太伟大了，只有天最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天。老百姓没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赞美他。他所取得的功绩，制定的礼仪制度，光辉夺目，光彩照人。
同时，孔子非常称道“无为而治”的治国理政思想。认为，一个君王如果能用自己的高尚品德感化老百姓，不搞过度的政绩工程，像舜一样就是最理想的了。（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矣。”《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5章》）
无疑，孔子对尧、舜、禹三个中国历史上最受称赞的君王的讴歌，实际上是出于对奴隶制时代的君王世袭制，即子承父王的家天下制的不满。同时，也反映了他对“天下为公”的古代原始社会的美好憧憬和理想寄托。因此，他曾满怀信心地说，如果有人用我，我要把鲁国建设成为像西周礼乐制度一样盛世东方的周王朝！（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第十七第5章》） 孟子也非常称道尧、舜、禹的选贤任能的禅让制，并且发展了孔子的这一思想。他说：“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这话太具革命性了。孟子不但不同意搞终身制，而且还主张如果君王有错，又反复不听进谏，就应该换人。曾经邀请孔子出仕的齐国家臣阳虎也说过与孟子一样意思的话：“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不肖则饰奸而弑之。”（《韩非·外储说左下篇》） 阳虎的思想性格倒像一个活脱脱的造反派，孟子毕竟是思想家，与阳虎的过激思想不同，主张文明民主的人事制度。
（二）同情和袒护敢于“叛乱”的反抗行为，希望为仕从政 另一方面，正因为孔子对“天下无道”社会的不满，因此，在他的思想深处又希望加快社会变革，尽快回归君臣有序、社会稳定的等级社会。所以，孔子有时也表现出同情、袒护或参与敢于“犯上作乱”革命行动。但孔子是有这个“贼心”，而没有这个“贼胆”，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之说是也，有言语而没有行动，这也是所有思想家的一个特点吧。对此，《论语》中有明确地记载。
其一，鲁定公九年，公山不狃（鲁国大夫季氏的家臣）在费邑反叛季氏，召孔子前往，孔子非常想去。子路听到后很不高兴，说：“没有地方去就算了，何必到公山不狃那里呢？”孔子反驳子路说：“那个召我去的人，难道会平白无故吗？如果有人用我，我将在东方复兴周的世道！”（公山不狃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第十七第5章》） 另据《左传》记载，公山不狃与阳虎仍属敢于“犯上作乱”的反叛的同党人物，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载，阳虎于鲁定公八年“入讙阳关以叛”，公山不狃亦同时响应。
其二，公元前490年（哀公五年）赵简了以晋侯的名义攻打晋国大夫范中行，围中牟。时任中牟县长的佛肸（晋国大夫范中行的家臣）便以中牟（晋国地名，在今河北邢台、邯郸之间）为据点反叛，抗拒赵简子。当时正在周游列国的孔子，政治仕途上屡遭挫败，正寻机出仕从政，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佛肸召用孔子。孔子分析形势认为：赵简子如果灭掉范中行，就会形成三分晋地的战略格局，因此，孔子急欲想去辅助佛肸对抗赵简子。《论语·阳货第十七第7章》载：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瓠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作为孔子的学生佛肸，在重要的关键时刻要找老师帮忙，老师也想借此机会出山为官从政，当子路表示怀疑态度时，孔子立刻反驳说，“我难道只是一个苦葫芦吗？怎么只能悬挂作摆设供大家看，而不能食用呢？”
上述两则史料充以说明，孔子急于为仕，同情和袒护敢于“叛乱”的言行心境，表露得淋漓尽致。当时，所谓“叛乱”言行，实际上是含有革命精神的另一种说法，或者说，冲破了奴隶制的许多规章制度而已，其本质算是比较能够代表广大民意的新兴势力的思想倾向。因而，后世学者把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的父子相袭的家长制（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归罪于孔子，实在是一桩天大的冤案，这个责任不能完全由孔子来负。如果要追究其责任的话，一是封建帝王的断章取义，为我所需而用。二是孔子的弟子们编撰《论语》时摘语断句而带来的不良后果。一部《论语》全部是语录式的迭累，以一句话、二句话、三句话为单元，杂乱无章，尤其在讲话的时空关系上（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针对的对象？）混淆不清，很难看出它们的内在逻辑，更不要说思想体系了，这不但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争论分歧的难于一致，也容易给人以断章取义之机。应该说，这是孔子“述而不作”给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孔子曾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同义，也可以说，知我者惟《论语》乎？罪我者惟《春秋》乎？可谓：中华文明史，功铭夏商周，《论语》二千年，孔丘是非多。
（三）主张德治仁政
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但确切、严格地从科学意义上说，孔子是一个伟大的道德思想家。道德，是对于人与人之、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所规定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表明，任何社会要想维持安定和谐的社会秩序，一是（主要是）要靠行政法规和法律的强制作用，二是要靠大众所公认的、并且能够自觉遵守的道德约束，即我们平常所说的不能违反道德底线。“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思想家，孔子的道德思想深深地打上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度时期的阶级烙印。孔子道德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可以说博大精深，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德治国，二是以德修身，三是以德处世。
道德思想，从政治学意义讲，就是伦理思想，或者说它属于伦理学的范畴。孔子的许多道德理论学说（许多像是一位博学多才、善良厚道的老者教训小孩、青年人的说教，或曰教诲）被尊崇为“政治”理论了，用历史辩证法的观点看，孔子的道德思想内容兼有阶级性和社会性、封建性和民主性等双重性。换一种说法，即是既有糟粕，又有精华。这是孔子及其儒家思想至今褒贬不一，且又日益受到举世关注的重要原因。如何批判继承孔子及其儒家思想这一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打造中国的软实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德治仁政的内涵：
孔子一生虽然从政的时间不长，为官也不大，但他提出的德治仁政，反对苛政暴敛，主张以人为本、为官清廉、举贤授能等治国理政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孔子把以德治国理政放在国家各项工作的核心位置来看待，可谓重中之重，他将“德”比喻为“北极星”，其他的一切则如小行星，要一切环绕北极星来转。他说，当政者运用道德来治理国政，就好像北极星，安成其所，而其他众星井然有序地环绕它（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星共之。”《论语·为政第二第1章》）孔子认为，用道德来治国理政的好处是，一是老百姓因此有羞耻心，会尽量避免犯罪；二是用道德来引导，老百姓会有羞耻心，更愿意归顺，服从领导。如果再加上刑罚和礼教来整饬，老百姓就会更好管理。（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第二第3章》）
第一，孔子提倡“仁者爱人”的崇高的人文主义精神。 孔子所倡导的道德，其内涵、实质是什么呢？《吕氏春秋·不二》中说，“孔子贵仁”。可以说，仁是孔子所倡导的道德的最正确、最本质的概括。换一句话说，仁也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对仁的不同解读，直接涉及对孔子的评价褒贬不一。
什么是仁？其内涵包括哪些？这都很难在《论语》中找到现成的答案，因为《论语》中讲到仁的地方很多，孔子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他作出了不同的回答，他自己也说法不一，要界定仁的定义，实在太难。我以为，孔子的仁，就好像一个大箩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它包含孝、忠、恕、礼、勇、恭、宽、信、敏、惠等等。但是，仁的最本质的内涵，应该说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第十二第第22章》） “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已，而由人哉？’”（《论语·颜渊第十二第1章》）意为每个人都要约束自己 ，遵守各种规章制度而实行仁，做有利于天下所有人的事，天下就可以实现仁了。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第十七第6章）孔子认为，读书人、特别是领导者在天下实行恭敬、宽厚、信实、勤敏、慈惠五种仁的品德，就已经实现仁了。因为恭敬就不会受到侮辱，宽厚就能获得众人拥护，诚信就会使别人为你效力，勤敏就会取得成功，慈惠就能很好地管理别人。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来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已。’”（《论语·雍也第六第30章》） 这就是说，当领导的要经常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这就是最大的仁，而且达到了圣人的地步。自己想成功，也要让别人成功；自己想通达，也要让别人通达。这不是共同进步，共同富裕，双赢至天下为公的思想吗？
孔子正面论述“仁”的辞句，有28条之多，如果加上从侧面、逆向方面论述的，那就更多了。
此外，《礼记·中庸》说：“仁者，人也。” 《孟子·告子上》说：“仁，人心也。”简单一句话，就是“仁者爱人”。人，是指人民大众，爱人民大众，也就是仁了。
综上所述，作为孔子思想体系核心的仁，实质上是一种主张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价值，关心每个人的现实权益的崇高人文主义精神——“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尧、舜是最具“仁爱”的典型人物（子曰：“何来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的这种人文主义精神，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虽然缺乏民主基础，但是，它毕竟是代表了社会进步的思想潮流，顺应了奴隶解放的历史大趋势。但由于封建主义制度的顽固性，极大地阻碍了孔子仁爱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发展，致使中国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或之后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
第二，德治仁政的关键是要从领导做起。
孔子认为，作为吃国家俸禄的臣或士，应该以身作则，以行动的示范作用比行政命令更加有效，这指明了转变社会风气的关键所在。他说，一个领导人如果自身言行端正，即是不下命令，事情也能行得通；如果当领导的自身言行不端正，即是下了命令，老百姓也不会听从（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第十三第6章》）。因此，当领导的，端正自身的行为，对于以德治国有重要意义（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第十三第13章》）。孔子还提出，当领导的还要以自己的行动作表率，行动走在老百姓的前面，并且要永远不要解怠（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论语·子路第十三第1章》）。如果领导人能够带头端正自己的言行，下面的群众谁敢不端正的呢？（季康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第十二第17章》）
因而，孔子认为，实行德治仁政的重要措施是“政在选臣”，即选拔好领导干部，特别别是选拔好朝廷大臣（高级干部），要推荐正直的人，废弃心术不正的人。孔子说，如果当领导人没有贪欲，你就是鼓动人去偷窃也没有人去干。（鲁哀公问政，对曰：“政在选臣。”季康子问政，曰：“举直错诸枉，则枉者直。”康子患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
要求从政者品德的全面发展，是孔子德治仁政的重要内容。孔子提出，从政者要尊重五种美德，去除四种恶习（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论语·尧曰第二十第2章》）。五种美德为：
1、君子给人恩惠却不需破费；
2、役使百姓却不会让百姓心存怨恨；
3、有欲望却不贪心；
4、安详坦然却不骄傲；
5、威严却不凶猛。（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第二十第2章》）四种恶习为：
1、不事先进行道德教育，犯了罪便加以杀戮，这叫做虐；
2、不提前申诫，马上便要出成果，这叫做暴；
3、随意下命令却要求限期完成，这叫做贼；
4、给人赏赐，当到给时却很吝啬，这叫做小气。（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曰第二十第2章》）
孔子的“尊五美，屏四恶”告诫我们，当官与当老百姓，就是应该有不同的道德标准要求，干部要在各个方面做出好的榜样。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要做到；禁止别人做的，自己坚决不做；有些事情普通老百姓可以做不到，但当官者必须做到。可以说，工作八小时以外的兴趣爱好，是检验领导干部道德品行的一个重要“晴雨表”，那些经常出入灯红酒绿高档场所的干部，很难摆脱低级趣味和跳出贪欲的泥潭。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东汉王充说：“得官不欣，失位不恨，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一切从政者都必须把修道德，讲情操，不断完善自己的品格，作为头等大事来对待！
第三，德治仁政的根本是足食、足兵和民信。
孔子认为，正确处理好粮食、军备、民信三者的关系，是关系到国家稳定、人民幸福安康的根本问题。他认为：民信第一，粮食第二，军备第三。民信则国兴，失民信，则国将亡。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第十二第7章》）
孔子把“民信”（即人民信用）摆在治国理政的第一位。他还特别提醒领导人要注意解决好财产分配不公与人口关系问题。老百姓不担心贫，就担心分配不均；老百姓不怕寡，就怕不公。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出现很大的贫富差距，从而引发社会的*；解决好了，国内外都比较稳定（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第十六第1章》）。
孔子关于足食、足兵、民信的治国理政思想，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至今仍有重要的普世意义。“民信”思想就是最大的以人为本的民本主义，也是崇高的人文主义精神。民信即民心，民心走向，反映了一个国家、政府和执政党的公信力；民心走向，决定了一个国家、政府和执政党的政治前途和命运。
“阿拉伯之春”的现象说明了孔子民信思想的正确性。从2010年12月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开始，到2012年春的一年多时间里，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权垮台，直至利比亚、叙利亚的专制政权被逼得走投无路，这一系列的“阿拉伯之春”，导致了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的4位独裁总统下台，另一位独裁者在叙利亚也四面楚歌；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中，几乎每一位都感到自己的统治受到极大震荡。阿拉伯国家大动荡的原因，主要是政治体制独裁、社会不公、贫富悬殊、缺粮涨价、青年大批失业。
苏联的解体和苏联共产党的亡党，也说明了孔子关于正确处理“足食、足兵、民信”三者的重要意义。长期以来，苏共权力过分集中，搞个人专断，执意把军备（足兵）放在国家的第一位，全力发展重工业和军工生产，与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搞军备竟赛，而不顾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执政党的特权阶层生活则腐败奢侈。可以说，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垮台，主要是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广大人民所抛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则是起了外部推波助澜的作用，决定的因素还是失去了“民信”这个内因。
与苏联相反，中国共产党自执政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和关心群众，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作为指引、评价、检验党的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改革开放，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首先解决好吃、穿、住、行的日常民生问题。然后，逐步提高生活的幸福指数，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同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加大对国防建军的投入，从而使中国的国防实力实现夸越式发展。再则，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逐步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使中国的“足食、足兵、民信”三方面日益强盛。至2011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进出口已经占到全球进出口的十分之一。这既是中共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原因，也是孔子民本主义思想的历史借鉴意义所在。
第四，一分为二看德治仁政。
孔子德治仁政的思想，可以说博大精深，形成了体系，而对以法治国问题则少有论述。在孔子思想体系中，法的概念比较少，如果有的话，也主要体现在“礼”的阐述中，孔子心目中的礼是作为规章制度的“礼”，是周礼，当然也是法的范畴，但它没有像道德这样全面，并把道德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层面。
人类历史发展表明，靠道德的力量来治理国家，往往与思想家的愿望相反。因为，道德的约束力有十分有限的，而且是会变化的。没有对从政者实行严格的、公开的、透明的监督制度，好官就有可能会变坏；如果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对从政者实行严格的公开监督，那么，坏官也会变好，起码不敢贪赃枉法。所以，这种寄希望以德治国为主而用“仁政”建立起来的朝廷、政府，往往可能成为历史上最为腐败的朝廷或政府。中国的封建王朝体制历史为什么如此漫长？封建独裁专制延续二千多年，改朝换代只是换了皇帝，压迫剥削人民群众的制度却没有改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二千多年以来，把道德政治化了，或者说把道德和政治混成为一个东西，而缺乏反映民主、民生、民权的法治思想及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中国历朝历代从来没有制订过一部保护人民权益的国家宪法。老百姓总是寄希望出现一个好皇帝、一个“包青天”式的好官，因为他们相信，能够成为国家大臣的官员，个个都是仁人君子，像孔子一样的“圣人”，都是仁慈的“父母官”、“父母”政府。无疑，这是对人性的过高要求，只有个别人或少数人能够做到的，而绝大数人是做不到的，希望所有当官的都大公无私，没有私欲不贪污，太难，不可能。
以儒家“仁政”思想建立的封建政府，实行的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它维护着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权利益，许多熟读“四书”、“五经”的仁人君子都变成了贪官污吏，赵高、李斯、李林甫、蔡京、秦桧、史弥远、贾似道、严嵩、和珅„„可谓如吕好问所说：“赃吏为害，遍于天下。自小至大，习以成风，株连蔓衍，不可复治。”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说教，显得苍白无力。显而易见，我们想要保障维护北京十里长安街的交通秩序，决不能靠对司机进行道德自觉性的教育，而无需设置红绿灯。一个简单的事实告诉我们，法规制度的建立远远大于道德的说教。21世纪的今天，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贪官污吏“前仆后继”？一个个沦为阶下囚呢？不是因为没有对他们进行道德教育，而是因为对他们缺乏严格、公开、透明的法律监督。所以，对那些从政为官的“正人君子”而言，侧重点并不是对他们进行道德的教育，而是多给他们准备一些法律的“监狱”牢房，让其提心吊胆，收敛而不敢贪赃枉法，变得廉洁奉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应当承认，中国有孔子而感到骄傲，感到光荣。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中许多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如儒家所倡导的社会伦理道德、和为贵的处世原则，一直为西方世界所尊重。2009年10月28日，美国众议院以361票赞成、47票反对，高票通过一项纪念孔子诞辰2560年的决议，颂扬孔子在“哲学、社会和政治思想方面做出的无价贡献”。当今世界，正面临资源贫缺、气候异常、不同文化碰撞冲突的变革之际，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中华文化为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因此，我们应当给孔子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作出科学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