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
一、前言：
暨南大学是中国一所极具特色的学校，其出名不仅由于它在近代的各种跌宕起伏的变迁，更在于它是一所对外开放的大学，它融合了许多国家的学子，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发挥其海纳百川的胸怀，发扬着中华民族有容乃大的品格，培育出一代又一代具有东西方文化的人才。
二、学校简介：
暨南大学是由国务院侨办、教育部、广东省三方联合共建，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家教育部领导的一所具有文、史、理、工、医、经、管、法、教等学科的综合性大学，1996年成为了国家重点建设的"211工程"大学之一。暨南大学为中国最早开设商科教育的国立高等学府之一，前身是1906年清政府创立于南京的暨南学堂。1927年更名为国立暨南大学。暨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大学，也是中国境外生最多的大学，是中国大陆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学，暨南大学学科健全，同时具备“国际性”、“外向型”的特点。名牌专业以经管新闻为主。现位于中国广东，现任校长胡军。校训“忠信笃敬”
三、历史轨迹 ：
学校的前身是1906年清政府创立于南京的暨南学堂，后迁至上海，1927年更名为国立暨南大学，抗日战争期间，迁址福建建阳，1946年迁回上海，1949年8月合并于复旦、交通等大学，1958年在广州重建。1983年中共中央颁布文件《关于进一步办好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的意见》，将暨南大学列为“国家重点建设大学”。1996年成为国家首批“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
南京时期（1906——1923）
暨南大学的前身是创办于1906年的国内第一所华侨学府——暨南学堂。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海外华侨的人数已达700万之多。这些身在海外的华人饱受殖民统治者的歧视与压迫，甚至连受教育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于是华侨归国学习的要求日益强烈。起先清政府认为“人民出洋，已非我民，我亦不管”，将华侨视为“化外之民”。后来迫于内外交困，清政府不得不改变其侨务政策，并开始关心华侨教育。暨南学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上海时期（1923——1941）
暨南学堂停办以后，海外华侨和国内教育界人士都强烈要求恢复暨南学堂，却遭到袁世凯的百般阻挠，直到1917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才批准恢复暨南学堂。在黄培炎的主持下，暨南学堂于1918年在原校址复学，并改名为国立暨南学校。当时学校设有中学部和师范科（中专性质），已由补习学校的性质过渡成正式培养归侨子弟的学校了。1919年，中学部（旧部四年毕业）在三年级以上分为文科和理科。1921年夏，增设商科大学——又称国立暨南商科大学，后迁至上海，与当时的国立东南大学合办上海商科大学。1922年，在南京增设女子中学部，同时原与东南大学合办的上海商科大学开始在真茹独立办校。1924年，商科大学
三、四年级停办，南京部分全部迁到上海真茹。学校人数升至500余人，学科类别也由五系增至八系。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上海真茹的国立暨南学校改组为国立暨南大学。
福建建阳时期（1941——1946）
1941年，鉴于时局日益艰险，学校未雨绸缪，着手为内迁做准备，在福建建阳童游镇设立分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暨大师生从上海出发，经长途跋涉，于1942年6月抵达建阳，遂将分校改为校本部。抗日战争结束后又回到了上海一段时间。
广州重建时期（1958——1970）
此时的暨南大学虽然仍力图继续按照侨校的特点进行办学，无奈在几经战乱之后，侨生生源锐减，因此暨南大学不得不再次停办。随后，暨南大学的院系分别合并于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高等学府，当时仍愿意归国学习的部分侨生被安置于燕京大学（后属北京大学）。
解放几年后，华侨归国学习的愿望再次高涨。1958年9月，在原广州华侨补习学校的基础上进行扩建以后，暨南大学终于再度开学。然而由于其侨校的特殊性质，在*时期第三次停办，当时学校的院系被胡乱并入了其他院校，校址则让出来给了第一军医大学。直到1978年秋，经过多方努力，尤其是在叶剑英的大力支持下，暨南大学得以再次复校。
现状
如今的暨南大学，已是国家“211工程”重点综合性大学，直属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领导。学校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国际化、现代化、综合化特色明显。海外及港澳台学生高居全国高校之首，来自境外的研究生占全国高校海外及港澳台研究生总数的四分之一，无愧“华侨最高学府”的称号。
暨大被称为“中国第一侨校”。1906年清政府为“宏教泽而系侨情”设学于南京。1960年许多东南亚华侨青年来暨南大学学习汉语，其中以印度尼西亚侨生最多。其中每4个人中就有3个是来自东南亚的侨生，当时暨南大学就被誉为“华侨学生的摇篮”。
四、暨南大学历届领导人
暨南学堂创办人 端方
暨南学堂堂长 国立暨南大学校长 郑洪年 （1907-1909.1,1927.6-1934.1）
暨南大学学堂堂长 杨熙昌 （1909.1-1911.10）
国立暨南学校校长 赵正平（1918-1920夏,1921秋-1925夏）
国立暨南学校校长 柯成懋 （1920夏-1921秋）
国立暨南学校校长 姜琦 （1925秋-1927夏）
国立暨南大学代代校长 沈鹏飞 （1934.1-1935.7）
国立暨南大学校长 何炳松 （1935.7-1946.5）
国立暨南大学校长 李寿雍 （1946.6-1949.5）
暨南大学校长 陶铸 （1958.6-1963.1）
暨南大学校长 陈序经 （1963.1-1964夏）
暨南大学校长 杨康华 （1964.3-1970.3,1979.8-1983.10）
暨南大学校长 梁灵光 （1983.10-1991.6）
暨南大学校长 周耀明 （1991.6-1995.12）
暨南大学校长 刘人怀 （1995.12-2005.12）
暨南大学校长 胡军 （2005.12-至今）
主要校长风采
创始人：端方，
清朝晚期,两江总督、朝廷重臣端方于1905年呈递5筹设暨南学堂6奏折,获清政府批准,并在南京筹办招收归国侨生的暨南学堂。1907年3月上旬,首批来自爪哇的归国侨生抵达上海,然后转到南京,这是华侨学生回国求学开始。1907年3月23日,暨南学堂正式开学,国内第一所华侨学府从此诞生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暨南学堂被迫停办。虽然学堂仅办了4年多,但为华侨学生回国求学打开了大门。暨南的名字已传遍南洋,为后来暨南学校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辛亥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国的成立,激发了海内外华侨的爱国热情,各地华侨热心办学。
郑洪年，（1907-1909.1,1927.6-1934.1）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郑洪年为校长。郑到职之后,即提出改组与扩建计划。他表示:“鉴于侨胞处于殖民政府铁蹄之下,受尽帝国主义之蹂躏,暨南教育非提高程度,扩充为完善大学,不足以增进侨胞之地位,不足以谋适应其特殊环境,不足以使华侨父老咸达自由平等之目的。”并计划将暨南学校/扩充为一完善之大学,改商科为商学院,并增设农学院、文哲学院、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艺术学院五门,以期从质量上完成华侨之最高学府。使华侨子弟得享受世界高深的知识,与祖国优美的文化,以为他日参加祖国一切运动,及提高华侨地位之准备1927年9月5日,国立暨南大学隆重举行开学典礼。此时,商科大学改为商学院,原有系科改组为工商管理学、银行学、国际贸易学、会计学以及普通商业学等5科,继续招生,4个年级俱全。经过两年的努力,至1929年,除商学院外,相继成立了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其中文学院下设中国语文学、外国语文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社会学4个系;理学院下设数学、物理学、生物学3个系;教育学院下设教育学、心理学2个系以及师资专修科;1930年又成立法学院,下设法律系及外交领事专科。至此,国立暨南大学拥有5个学院、16个系和2个专科,成为一个完全的大学。
廖承志 ，(1963.2-1970.3) 暨南大学董事会董事长
20世纪50年代后期,筹建一所全日制、正规的华侨高等学府的条件基本成熟。为适应侨生回国升学的需要,在陶铸、廖承志等的大力推动下,1958年9月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时任中央侨务委员会主任的廖承志,对暨南大学的重建工作始终予以热情关怀。他认为暨南大学办学目的就是接纳海外的炎黄子孙,让大家共沐中华文化。当广东开始筹建暨南大学时,中侨委即拨专款人民币100万元资助。廖承志主任还身体力行,多次莅校视察指导工作,就如何办好暨南大学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如1960年11月,在听取广东省副省长、暨南大学建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嘉人关于暨南大学工作的汇报后,他就暨南大学的发展规模、专业设置问题,作出了重要指示。
1962年3月7日,中侨委廖承志主任到暨南大学视察工作,他对陶铸校长提出的新的办学方针作了具体的补充,并要求学校草拟贯彻新办学方针的方案。同年3月下旬,在北京听取暨南大学王越副校长的汇报时,又着重指出:/各科系专业不宜设置过多,新闻及对外贸易专业应招收侨生;暨南大学还须艰苦奋斗,搞好基础课,提高教学质量。他对师资问题也十分关心,积极向暨南大学推荐师资人选。五六十年代在侨务工作中仍存在左倾思想,华侨的身份被人怀疑,同时华侨对国内的政治教育也心存顾虑。他针对学校任用人才存在的偏向问题着重强调:物色师资时对政治素质应作全面、正确的权衡。针对暨南大学招收华侨、港澳学生和台湾省籍学生较多的情况,他指出:/华侨、港澳学生在各方面都同国内学生不同,有其特殊的地方,不能简单化,要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要根据他们的特点,正确地、耐心地、生动活泼地进行工作,使学生好像在家里一样感到温暖。
在他的过问下,1961年8月11日,中侨委与教育部联合发出了有关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特别强调：暨南大学主要招收归侨学生和港澳青年。
现任校长：胡军，教育领域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块堡垒。原有的教育体制沿袭多年，积弊已深。去年教师节前夕，汪洋书记到暨南大学要求为高校教师创造一个可以凝心静气钻研学问的环境。随后，暨大启动了一项名为“宁静致远”的工程。
针对这些问题，暨南大学校长胡军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时，多次提及改革之难：大学改革意味着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要冲破传统的思维定势，改变沿袭多年的成规，树立真正的大学文化和形象，困难之大可想而知。因此，不仅要勇于改革，更要善于改革，要学会“软磨硬泡”。对于大学改革，他有三点主要观点。1.“三风”建设，不在强制而在自律。2.改革难点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
3.人才培养注重原始创新能力
五、大学主流思想变革
1.恪守“忠信笃敬”校训
暨南大学 “忠信笃敬”的校训出自 《论语·卫灵公》：“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校训具体何时由谁首先提出已无从考究，但现在流传下来的校训是30年代曾主事暨南11年的著名教育家、历史学家何炳松的题词。暨南办学命途多舛，曾几度播迁、停办，解放后在广州重建的暨南大学，原有校训已不复存在，直至1994,年才正式恢复 “忠信笃敬”校训。
“忠信笃敬”的本意是“言语忠诚老实，行为忠厚严肃”。学校恢复校训后，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给校训注释了新的内涵。校训的恢复和沿用，不仅充分体现了暨南大学的办学传统和办学特色，更给予暨南师生以极大的鼓舞与鞭策，并以此为准绳，自律自己的行为，明确自己的目标，对搞好学校的校风、教风、学风建设，提高办学水平、品位，对外树立良好品牌具有深远的意义。
2.倡导“爱国爱校，团结奋进”的暨南精神
暨南师生历来就有爱国爱校的传统，早在20世纪20年代,暨南迁入上海真如不久，就有大批富有爱国热情的侨生和国内生积极投身到国内兴起的反帝反军阀国民革命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暨南师生不论是在上海“孤岛”，还是在建阳山城，均以各种形式积极进行抗日活动，被称之为“东南民主堡垒”。在这些斗争中，较为著名的是1940-1941年的“上海孤岛”时期，学校处在日伪势力的四面包围中，但暨大师生有坚定的爱国立场，坚持民族气节，不向日伪低头，表明学校的态度是“汉曹不两立，忠奸不并存”。在日寇攻入租界后，暨大师生悲壮地上完著名的“最后一课”后关闭学校，以示不做日伪统治下的顺民。著名文学家、时任暨大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教授在《蛰居散记》一书中记述了暨大的“最后一课”的情景。解放后，在广州重建的暨南大学继承了先辈们爱国爱校、团结奋进的光荣传统，力求把学校办出水平、办出特色，吸引更多的港澳台、海外学子前来求学，为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和祖国的统一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鉴于暨南大学的办学成就与地位，在学校建校90周年前夕，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欣然为学校90周年校庆题词：“爱国爱校、团结奋进”，给暨南师生和各地校友以莫大鼓舞。全体师生众志成城，自强不息，努力工作，在1996年顺利通过了国家“211工程”部门预审，成为国家重点建设的百所大学之一。之后，学校正式发文，确定以江主席的题词“爱国爱校、团结奋进”作为暨南精神，并号召全校师生以此为精神动力做好本职工作。正是这种精神的鼓舞，近年来，暨南大学走上了跨越式的发展轨道，办学实力不断增强，呈现出强劲的上升态势。
3.实施“侨校+名校”的发展战略
加入WTO后，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面对新的形势，要抢占高等教育发展的制高点，获得海内外学子对学校的认可，暨南大学适时对自身的办学理念和发展战略提出了新的要求，在2001年建校95周年前夕，中国工程院院士、暨南大学校长刘人怀提出了学校新的发展目标，即遵循“国际化、现代化、综合化”的办学理念，实施“侨校+名校”的发展战略。“侨校”是暨南大学的立身之本，是学校办学的特色和生命；而“名校”则是要求学校上水平、上档次，跻身一流行列，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源泉所在。实施“侨校+名校”的发展战略，就是要求学校在保持“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的办学特色基础上，提升学校的办学水平，提升海内外对学校的认可度.
参考资料：
1.360百科——暨南大学 2.暨南大学官方网站
3.3.360留学网——暨南大学
4.卢建民，夏泉，UIS视角下暨南大学的品牌战略 5.暨南大学校史编写组，暨南校史，暨南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