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传统文化对郁达夫的影响
郁达夫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一位杰出人物，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在这西方新思想、新文化、新风潮不断冲击中国知识分子的时期，郁达夫也同样受到了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在饱受西学熏染的同时，郁达夫又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深深地根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
郁达夫出生在“一个小县城里的书香世家”。早在少年时代，他就熟读了不少古代书经，后又泛览了不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历史典籍，有深厚的旧学根基和古典文学修养。他自己说：从《沧浪诗话》、《白香词谱》学做诗词；《西湖佳话》中的每一篇短篇，总读了两遍以上；另外又读了一些传奇杂剧。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传统家庭中，不仅接受了传统的启蒙教育，而且长期的受中国古典文学、历史典籍的熏陶，他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深厚的传统思想文化的修养。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传统知识分子的部分思想观念，对郁达夫以及其文学创作有着深刻和浓重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有一个从“潜在”到“外在”，“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但这种影响存在的本身，就出现了一种深刻的历史关系。
一、以情为主的审美情趣
郁达夫作为一个五四时期的中国作家，我们必须知道他是从我国的传统文学开始起步的。
民族文化在长期发展、沉积、变异、更新中，我国的传统文学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审美情趣，而主情是我国传统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从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明清之小说，一直下来，中国的传统文学一直以抒情为主，可以说是一个情感的世界。《文心雕龙》认为“吐纳英华，莫非性情”；《毛诗序》指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明代公安派标举“独抒性灵”之原则；清代袁枚又强调缘情为诗的宗旨，这些都指出了情在中国传统文学中的重要性。
郁达夫强调“文学的情感因素，是‘艺术的第二要素’，而这要素是内在的。”⑴这是郁达夫自觉的审美追求，使他的文学有独特的抒情效果。郁达夫是以诗歌作为文学创作的开端的，旧诗更是郁达夫的最爱。诗歌的创作自然是以情为主的，如他的《临安道上野景诗》：“泥壁茅蓬四五家，山茶初茁两三芽。天晴男女忙农去，闲煞门前一树花。”整首诗情中有景，景中有情，把作者的欢快之情、欣羡之情、赞佩之情都流露其中。
郁达夫的散文创作也表现出了“诗化”的特点。有人在论及郁达夫的创作时，就曾说过“他的小说和散文，就其内在本质而言，也是‘诗的’”，“至于他的散文，更是诗的。”⑵他的散文充满了诗情画意。 郁达夫的小说更是追求“诗味”，他是用小说形式写的抒情诗。中国古代文论强调释愤抒情的传统，中国古代诗文中绝大部分也是悲愤愁怨之作。五四时期，身处一个内忧外患的国家中的郁达夫，是具有浓郁的苦闷哀伤的生命体验的。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国家命运的担忧，以及对个体生命卑微的感怀，让他充满了要向外界宣泄的情感。他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极其突出它的主观情感抒发，这种情感是外露的、颓废的，是汪洋恣肆的个人主观情感的宣泄。然后他再勇敢的去欣赏这些外露的颓废。郁达夫选择了感伤主义的文学，在他的许多小说中体现了这一感伤的情怀。在他的小说中充满着苦闷和无限的压抑，可同时精神又感到无比的空虚。死亡在这些小说中导演了一切，结束了一切，使感伤得到更进一步地提升。郁达夫对这感伤的文学情有独衷，认为“悲哀之感染，比快乐当然来的速而切。”⑶同时他又断言“„„把古今的艺术总体积加起来，从中间删去了感伤主义，那么所余的还有点什么？”⑷郁达夫虽然接受了英国世纪末作家和左藤春夫等日本作家的影响，但是与作者在颓废的后面有欣赏颓废的审美心理相比，支撑郁达夫的颓废的，正是传统的“感伤悲哀”的审美观念。郁达夫的感伤情绪主导着他的小说等文学作品，从而成就了一个“感伤的世界”。
二、感伤的世界
郁达夫的古典文学的造诣很深，唐宋的许多大诗人都对他有一定的影响。但他自言最爱的是晚唐的诗歌，认为“盛唐不及中唐，中唐不及晚唐。”⑸而在晚唐的诗人中他却偏又最喜欢李商隐，直言“晚唐诗人以李义山为佳，试取《无题》诸作而读之，神韵悠扬，有欲仙去之概。”⑹虽隔千年，文字留下的内心的情感世界却紧紧的联系住了这两个文人的气质风格。李商隐深深地影响了郁达夫。
李商隐在他的诗作中时时透露出那种忧虑、愁苦、悲哀的千年感伤。他的那种“沉博绝丽”⑺的艺术特色，更使他的感伤色彩达到了及至。“阶下青苔和红树，雨中寥落月中愁。”（《端居》）“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春雨》）等诗句中的那种以“艳丽写悲情”的手法更渲染和透露出了诗人的那种感伤寂寞的情怀。
郁达夫消融在了李诗的感伤中，在其许多的诗歌中无不流淌出胜于李商隐百倍的感伤情绪。“昨夜梦中逢母别，可怜枕上有红冰。”（《自序诗十八首》）这是郁达夫在异地求学之时的那种思乡之情。少小离家，没有了母亲温暖的怀抱，一切的陌生让郁达夫尝到了思乡之苦。在日留学时“相思清泪知多少，染得罗衿尔许红。”（《梦醒枕上作，翌日寄荃君五首》）更寄予了其久别于妻，对妻子的相思之情。这无限的艳色中更折射出了郁达夫的无限感伤。
相聚时想到分离，动情时想到失去，情绪的陡然变化让伤感的情绪更为剧烈，使人生更接近于悲苦。李商隐的情绪是这样，郁达夫也没有逃出这种病态情感的怪圈。他的 “一失足成千古恨，昔人诗句意何深。广平自赋梅花后，碧海青天夜夜心。”这一首诗，特别是其中借用李商隐“碧海青天夜夜心”这一句寄托对失去的遗憾和追悔，而那遗憾和追悔又让他痛苦不堪。“好事如花总有磨”的这种早年时对人间聚散无常的悲凉感叹，却让他忘却了“天下无不散之筵席”的人间常道。恋爱进入佳境，达到爱情高潮时，他又忧心忡忡的怕失去这一切。满足中，却又恐惧一个痛苦、失败的结果。“好事只愁天妒我”（《寄映霞两首》）这一句送给恋人王映霞的诗中极度的表现了郁达夫情绪跌宕的病态感伤。
李商隐 “古人常叹知己少，况我沦贱艰虞多。”（《安平公诗》）的诗句对孤独与无助的感叹，却又引出了郁达夫“人生终竟是悲苦的结晶，我不信世界上有快乐的两字，人家骂我是颓废派，是享乐主义者，然而他们哪里知道我何以去追求酒色的原因？„„我的哀愁，我的悲叹，比自称道德家的人，还要沉痛数倍。我岂是甘心堕落者？我岂是无灵魂的人？不过看定了人生的命运，不得不如此自遣耳。”⑻寂寞、无助、孤独的感伤。郁达夫喜欢李商隐，学习李商隐，却造就了另一个悲剧的李商隐。满含这种心理的他们在热闹时却感到人生的悲凉，感到自己的寂寞、孤独和痛苦。因此，他们追求安静，在宁静中感受感伤，把自己包裹在一个感伤的世界之中。
郁达夫的感伤，感伤在自己的人生，也感伤在自己的文学之中。诗歌中有感伤，小说中有感伤，散文中也有感伤。《沉沦》中的主人公在感伤中跳入了大海。《归航》中“数行冰冷的清泪”把酸、甜、苦、辣凝结成愤恨和悲哀的感伤。这样的感伤与郁达夫的性格有关，而与李商隐感情的交融，更让郁达夫在感伤的世界中难以自拔。
三、传统道德的固守：摩拟的颓废派，本质的清教徒
郁达夫的行为被当时的许多人认知为放荡不羁、颓废，认为他是与传统知识分子、文人相背离的人物。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充斥着对于性与肉的描写，与传统道德观念背道而驰。但我们却不能留于表面的这些粗俗与下流，而停留在他的反传统，我们更应该细细地分析和推敲他所蕴涵的民族特色，他对传统道德文化的遵守和维护。李初梨说过“郁达夫是摩拟的颓废派，本质的清教徒。”⑼
郁达夫表面生活非常的浪漫，一生醇酒妇人，一句“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钓台题壁》）的诗句，把郁达夫刻画的淋漓尽致。然而表面的一切，不可能改变他根子上的传统。他虽然在爱情的魔力下与王映霞结合，但他依然对老家的妻儿照顾有加。他也曾劝戒郭沫若“回到上海去不要为流俗所污，而且不要忘记抛别在海外的妻子。”⑽他虽然与一些舞女演员交往，但从来不做肌肤之亲，更自认为自己“好色不好淫”⑾曾经与郁达夫一同在新加坡的刘海粟也惊奇的发现郁达夫“竟然不会跳舞”，“只是一面品酒，一面观察酒绿灯红中的人们。”⑿郁达夫依然在传统的道德文化泥潭中游移。
传统道德文化无形的牵引，更加重了郁达夫性的苦闷，留学时的极度自卑使他病态地断了与少女女隆子的恋情。在郁达夫的小说中对性的苦闷，对传统道德的遵守有许多的描写。《沉沦》、《过去》、《迟桂花》、《春风沉醉的晚上》是表现灵与肉冲突的代表性作品。主人公们精神上的欲望，行为的荒唐，一切爱欲的冲动，让他们无不真诚的自责。他们内心有着无限的矛盾，一边是欲望的催唤，而另一边却是道德的诅咒。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对性的扼杀和恐惧，让主人公们感到强烈的不洁感和犯罪感。行为那是事物的表象，内心的过程却解释了传统道德对他们精神思想上产生巨大阴影的实质，当然这种影响也对着郁达夫本人。《沉沦》主人公的“性”在接受基督教和儒教文化影响的同时，也接受了道教和性科学等多种观念的影响，这些因素既是浑然一体的，又是相乘地让他产生了“犯罪意识”。当他们强烈的感到这种不洁感和犯罪感时，传统的道德观又让他们产生了忏悔情结，使自己在更深的层次上产生精神痛苦。“除了他自家的良心以外，并没有人在那里责备他。”（《银灰色的死》），而《茫茫夜》中的于质夫总是处于“向善的焦躁与贪厄苦闷”的夹缝之中，矛盾的内心几乎让他们精神分裂。传统道德文化的无孔不入，让这一些人一次次的在精神上折磨自己。
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董仲舒的伦纲纪与五常之道，都是我们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中的伦理之道，它在我们的社会中根深蒂固。郁达夫也摆脱不了这些的束缚，在孝道、妇德、礼仁等道德上有更多的考虑。《茑萝行》中表现的家庭血缘关系；《银灰色的死》中的夫妻梳离；《沉沦》中的兄弟决裂；《在寒风里》中的母子冷淡等等，都阐释了他对伦理道德的遵从和他的伦理价值观念。日本的伊藤虎丸指出，郁达夫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的典型性，也充分说明了郁达夫的传统性。郁达夫的女性观始终没有超越自虐和加害性这两种形象所象征的感官认识。这种女性观也在说明郁达夫的世界观停留在传统的阶段。 郁达夫不可能抹灭传统道德文化对他的影响，在东西方文化、思想融合的时候，他只能站在一个民族者的立场上，在一个新的道德层面上加以开拓。
四、与自然的亲近：人与万物调和，与宇宙合一的和谐
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儒、道、佛都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而盘古开天辟地，身体化为世界万物的传说，更深刻的阐释了人与自然和谐的道理。在传统的哲学思想中，天地万物都是“气”所化，万物莫不相通的自然态度深深地印刻在中国人的内心，“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师，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陶渊明、谢灵运、王维等对自然山水的追求，更是中国文人对自然亲近的直接佐证。郁达夫也深受这“天人合一”思想地影响。
郁达夫喜欢亲近自然。他出生在自然山水秀美如画的富春江畔，在这素有“富春山水甲天下”之称的自然美景中生长，更加陶冶了其对自然热爱之性情。郁达夫曾经说过“欣赏自然，欣赏山水，就是人与万物调和，人与宇宙合一的一种谐和作用。”⒀对自然的亲近是郁达夫的梦，是他的青春。当你把自己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时，会感到自己的渺小，大自然的伟大，从而放松自己紧张的情绪，感到无比的安详，清静和舒畅。自然会给你心灵的安慰，让你摆脱尘世的束缚，回归自然的自由、逍遥，甚至淡泊名利。自然就像太极，刚柔并济，阴阳并存，完美而又和谐。亲近自然可以让你忘却尘世的喧嚣和明争暗斗，回归平静和安宁。饱经世事沧桑的郁达夫，在这纷繁杂乱、喧嚣的社会中，承受着无比大的精神压力，而大自然却给了他调节自我，净化心灵的机会，去摆脱那物欲横流、勾心斗角、烧杀劫掠的野蛮社会。他陶醉于大自然中，他在《山水及自然景物的欣赏》中说“自然景物以及山水，对于人生，对于艺术，都有绝大的影响，绝大的威力。”，“欣赏山水以及自然景物的心情，就是欣赏艺术与人生的心情。”他又说“山水，自然，是可以使人性发现，使名利减淡，使人格净化的陶冶工具。”⒁他感受到了自然的一切美好。
郁达夫对自然的亲近还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之中，他把他对自然的真切感受流露在他的小说、散文中。在自然中宣泄他对社会，对人生的不满和苦闷。他在小说《迟桂花》中写到“屋前屋后，一段一段的山坡上，都长着些不大知名的杂树，三株两株夹在这些杂树中间，树叶短狭，叶与细枝之间，满撒着锯末似的黄点，却是木犀花树。前一刻在半山空亭里闻到的香气，源头原来就系出在这一块地方的。太阳似乎已下山，澄明的光里，已经看不见日轮的金箭，而山脚下的树梢头，也早有一带晚烟笼上了。山上的空气，真静的可怜，老远老远的山脚下的村里，小儿呼唤的声音，也清晰的听得出来。”⒂翁家山这西湖边的山村景色，在郁达夫的笔下，被写的千姿百态。他还以情衬景，寄景于情，情景交融，造成一种深融的氛围和境界，净化了自己的灵魂。在他的游记散文中，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更是不遗余力，构成了一幅幅自然山水画，别有一番韵味。
五、心系国家：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
《易传》的“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杜甫的“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都展现了我国传统知识份子对国家命运的关注，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的拴在一起，同时希望国家安定繁荣。郁达夫也有一颗爱国之心，他关注国家的命运，继承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传统，并努力寻求救国之真理。当亲爱的祖国受到列强欺凌的时候，他积极的投身到斗争中去。面对国家自身的弊病，他大呼“国事弟意当由根本问题着想，欲整顿颓政，非改革社会不可。”⒃并亲书“哑者能言，聋者能听，中国无废人矣。”希望中国改革弊政，实行民主，富强中华。
郁达夫小说中对“零余者”的描写，却也是忧国忧民的一种体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有一格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郁达夫为自己曾走过的曲折之路感到不安，他就用小说的形式去劝慰和告诫那些迷茫中的青年，让他们走出歧途，强健自身。郁达夫深知“青年强则国强”。《沉沦》中主人公的最后呼喊“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强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很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更直接倾诉了作者对祖国命运的关注。《沉沦》中的自我暴露并不是郁达夫内在思想斗争的结果，对于郁达夫来讲，反抗社会和颓废告白是反过来的自我主张。在这里“颓废的告白”反而成为对于“让本来高尚的自己陷于颓废处境的外在压力”的抗议。这也就是《沉沦》的“颓废”直接联系到对社会和祖国的控诉的原因。他关注国家的命运，希望国家强大。
郁达夫在西方新思想的冲击下，接受了许许多多的新思想、新文化。可作为民族的郁达夫，他不可能完全的脱离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西方现代性的东西让郁达夫更为成熟、更为先进、更为全面，而民族传统的文化，更让郁达夫保持了民族的特点和色彩，内涵更为的丰富，意义更为的深远，使之永远不会褪色。郁达夫的人文精神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光环下会更加夺目，他的文学艺术也会在民族传统文化的滋润下永保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