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灾难新闻报道理念比较研究
2010-02-26 09:57:35
由于中西方长期以来存在着意识形态、历史人文背景以及媒体功能认定等方面的冲突和差异，中西方媒体对灾难新闻的报道理念也有所不同。我们所说的灾难性新闻的报道理念，就是指媒体和记者在报道灾难性事件时所采取的报道方式、报道思想，以及对灾难本身的看法。下面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对中西方灾难新闻报道理念进行比较：
信息发布
信息发布方面表现为信息发布的快速性和公开性。这一点西方记者向来比较注意。西方国家非常看重媒体的社会环境监测功能，同时媒体最关注的也是这种突发性、灾害性的事件，只要发现有涉及公共安全或者涉及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异常情况，媒体就会积极行动起来。他们秉承的理念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因此无所不能的西方记者甚至连捕风捉影的灾难也要报道出来，哪管它仅仅只是传说呢。像美国炭疽袭击，最后就证明多是谣言或恶作剧。中国新闻界向来是以正面宣传为主，像灾难这样的“负面报道”要遵从统一口径，等到政府批示之后才开始报道，时效性明显不强。但是近年来已经有了很大改观，以5·12地震为例，新华社在地震发生18分钟后就发布了第一条确认地震的报道。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32分钟后直播《关注四川地震特别节目》。36分钟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断原有节目插播地震消息，19时电台推出特别直播《汶川紧急救援》，全面关注灾情和救灾工作。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媒体纷纷向灾区最前线派出得力记者。从5月13日起，四川省政府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适时举行新闻发布会，快速、及时地向国内外发布抗震救灾的最新情况。经由广播、电视、报刊、网络不间断的覆盖式报道，5·12汶川地震的信息传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快速和公开，成为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化和透明化的一个典范。
报道的内容
我国记者擅长波澜壮阔的全景式素描，西方记者则注重事实和细节的仔细描摹。中国媒体一向认为“灾难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对于灾难的报道向来多停留在全党全国救灾的宏观场面，突出党和政府的领导，以及全民面对灾难无所畏惧的乐观主义精神。
西方记者在写作上善于从小切口入戏，通过具体的人物和事件展开对灾区灾情的报道。2000年春夏，巴基斯坦南部遇到3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井水干涸，河流枯竭”，人们饮水困难，不少人和大牲畜渴死。美联社记者在报道当地灾情的一篇电讯中这样写道：“在巴基斯坦南部一个名叫巴西马的小镇，农民布希罗因再也无钱买水买粮，一家人身陷绝境，夫妇二人万般无奈，不得不把15岁的女儿扎胡拉从老远的家乡带到集市上，等着有人把她买去当佣人或者是做新娘。赶集的人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布希罗悲哀地说：‘有什么办法呢？没有粮食没有水，我们都快要死了。如果卖掉她就能救活家里其他20口人。”尽管最终扎胡拉逃脱了被卖的命运，但是作者通过描述受灾地区再普通不过的一家人的故事，把旱灾的严重性，救援的急迫性，以及灾难给当地人造成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苦难已经淋漓尽致地展现给读者了。
表达方式
我国记者在报道抗灾救灾的同时，不仅通过客观的叙事描写来表达主题思想，还会通过抒情议论等文学作品中常用的方式来表达强烈的感情。2005年6月黑龙江局部地区连续暴雨引起沙兰镇洪水肆虐，《光明日报》的一则新闻《洪水无情人有情》这样写道：“灾难来得那么突然。一场猝不及防的山洪,在大地上留下了淤泥与悲恸。但在灾难中,有一样东西却没有被淹没,那就是爱,就是职责，这种爱,这种职责,不仅使受难者得以获救,更让这个世界充满了温
情。”这里作者还没有讲述事实，就用先声夺人的抒情议论抓住读者的眼球，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同时这样的抒情和议论不仅有力地表达了文章的主旨，更加强了文章在抗灾救灾期间对人们精神的引导和启发，增强了文章的指导性和思想性，能够激发抗灾救灾的自豪感和英雄主义精神。
西方记者在报道中倾向于纯客观主义的叙事，对灾情只做白描式的刻画。2005年美国遭受飓风袭击，《纽约时报》在9月3日的头版刊登《新奥尔良情况依然悲惨——可能需要数月才能把水抽干》的报道写到：“飓风卡特里娜袭击海湾沿岸5天以后，新奥尔良国际机场的混乱景象使这个城市陷于希望夹杂着绝望的复杂情感。哪儿都没有秩序，成千上万目光茫然的幸存者，带着不过装了几只垃圾袋的物品，排着长得没有尽头的队伍等着逃离的机会。机场成了急救场所，在一角，有一排躺在担架上的人，还有其他困在轮椅上的人，有的人已经死去。在一个候机厅里建起了一个太平间。”这段话里完全是在描写和叙述，并没有对事件做观点鲜明的评价，也没有明显的抒情议论，作者的感情只是在字里行间通过单纯的叙事描写表达出来。
感情基调
中国记者对于抗灾救灾的报道总是不乏激昂和奋进，其着力点在于对人民群众抗灾救灾精神劲头的赞扬和描写，向外界传递的是中国人的坚韧、自强、众志成城、抗灾必胜的信念，包含着乐观主义的精神理念。5·12地震震惊全国，当时国内媒体几乎步调一致进行大规模的抗震救灾报道，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舆论氛围，媒体在报道中着力反映党和政府不惜一切代价营救灾区人民的努力，以及全国人民慷慨解囊对灾区的大力援助，抗震救灾在当时成为全社会一致认同的基本价值理念和自觉行动。这些有关抗震救灾的报道极大地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此时的中华民族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回望当时的报道无不充斥着一个昂扬不变的主题，那就是“爱我中华，抗震必胜”！
西方记者在灾难报道中倾向于描摹灾难对人类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摧毁，表现人类在巨大灾难面前痛苦悲惨的处境和不加掩饰的毁灭感，凸现自己在巨大灾难面前无助挣扎的悲观意识和迷茫情绪。1986年旧金山发生地震，马尔科姆·麦克福特悲观地写道：“地震的最糟糕结果是终于使人惨痛地意识到，面对这样突然而来的自然力量，我们所有的人多么无助。高度进化，握有科技的我们是怎样脆弱。”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比较，可以大概知道中西方对灾难新闻报道理念的不同取舍，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主要是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
中国的新闻媒体是党和国家的舆论工具，受党和国家的指导和控制。建国初期考虑到一些政治因素以及维护大局稳定的需要，对灾难的报道比较慎重，秉承“正面宣传为主”的理念，对灾难的报道倾向于宣传人们如何同灾难作斗争以及取得的胜利。受这个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灾难新闻报道在信息发布和报道内容上就和西方有了上文所述的差别。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新闻媒体是“第四阶层”，受政府的控制性较弱，新闻自由度相对较高，在信息发布的时效性方面就占了先机。而且西方新闻界一向秉承客观主义的报道理念，这就造成了西方记者在灾难新闻报道内容上客观主义的描写以及表达方式多为叙述描写，很少抒情议论的格调。
同时，中国几千年来的“大一统”思想使人们倾向于形成一个统一的“思想战线”，中国媒体或者记者总会以政府代言人的口吻来报道灾难，这种一致性倾向和代言人身份使媒体或记者在报道中容易关注抗灾救灾的宏大场面，也容易因此激起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因此就不难理解中国抗灾救灾新闻中充满的昂扬基调和乐观主义精神。经历过启蒙思想的完整洗礼以及近代文明高度发展的西方，人的思想极为开放活跃，正如美国一位脱口秀主持人所说，在美国，哪怕让所有人都承认天空是蓝的都是一件极不可能的事。所以西方对于灾难的报道很少会统一到政府和全国的口径上，只是在客观主义的基础上发表个人观点，记者以个人的
眼光看待灾难，记录灾难，表达个人对灾难的无助和思考，感受到的通常是人在自然力的巨大破坏面前无所作为的悲观和迷茫。
（作者单位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作者：湖北 陈 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