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独特的情感体验已消失 (2014-03-27 08:38:21)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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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勇：独特的情感体验已消失
文/周亦楣
1）书信写作是一次美学事件
《凤凰都市》：从你的观察来看，家书大概是什么时候从人们的生活淡出的？
赵勇：李春波有首歌叫《一封家书》，这首歌的创作时间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说明家书在那时还是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人们出门在外还会通过这种方式和家里联系。但到世纪之交，我们有了BP机、手机、电话、互联网，这些东西兴起后，就很少人写家书了。
《凤凰都市》：现在还有哪些群体在写家书？
赵勇：前些年还有人说，写信最多的群体是在校学生和部队官兵，但现在看，这两个群体写家书的也越来越少了。要说现在写家书最多的群体，恐怕是在监狱里的人，因为他们不允许使用手机。
《凤凰都市》：就你总结来看，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家书消逝？
赵勇：我觉得是传播媒介的影响，新媒体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好多方面都在发生改变。
《凤凰都市》：与新媒体相比，书信有什么特点？
赵勇：书信写作始终以“手写体”保持着自己的生产特色。在这里，写信者富有个性化的书写文字，再加上让那些文字鲜活起来的种种“信物”，为书信营造了一个情感生发、倾诉、交流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之中，无论是写信还是读信，都会对人构成一种特殊的诱惑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书信写作看作是一次小小的美学事件，也可以把书信的生产看作是本雅明所谓的富有“光晕”的艺术。
《凤凰都市》：现在人们之间的交流更多是短信、微信，感觉会少了很多期待。 赵勇：这就是一种生活节奏的变化。我们的传播是一个加速的过程，传播媒介促使、催生你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以前写封信会有时间长度，寄到你这里要几天时间。现在发短信，收到邮件，一般得马上回对方，要是怠慢了，会觉得是一件失礼的事情，这会让人感觉很急迫，不从容。
《凤凰都市》：短信和家书，二者在传播情感上有什么不同？
赵勇：家书由于慢，需要全身心的参与，而情感活动也就在这个过程慢慢生发、渐渐膨胀。这样的情感体验是能够进入记忆之中的。
2）“情感结构”发生变化
《凤凰都市》：平时，常会删除短信，但对家书却会珍藏起来，为什么？
赵勇：今天很可能已进入一个“高短暂性”的时代。一次性使用物品的增多，意味着我们只能与物保持一种“短暂性”的接触。于是买了就用，用完就扔成为人们的消费理念。当离婚率变得居高不下，这是对“感情”的用完就扔；当手机短信或电子邮件被匆匆浏览后删除，这是对“信息”的用完就扔。在书信文化传统中，家书或情书会得到妥善的保存，这是对情感记忆的一种缅怀和呵护，而在短信文化的氛围中，却很少有人去保存短信，因为它们太容易被生产和传播，所以一键删除，来去匆匆。
《凤凰都市》：这会不会对人的情感产生什么变化？
赵勇：由于现代电信机制造就了时空压缩，人们的时空观和价值观得以改变，而时空压缩不但造成了时间和空间的贬值，而且也催生了人的情感世界的贬值。为了让情感得到滋养，人们的情感交往变得更加频繁，但复制与仿造的话语又成为漂浮不定的能指，于是情感被进一步空心化了。流动的现代性甚至让叙述与抒情也变得分外简洁，短信之所以“短”，既是对“短暂性”时代特征的一种回应，也是对一种新的表情达意模式的呼唤和认可。于是，持久的东西不再具有存在价值，永恒成为短信时代的奢侈之梦。也正是因为如上原因，今天的现代人往往会有生活上的漂浮感，心理上的无助感，情感上的虚脱感。所有这些，都应该是轻快的现代性体验的综合反应。
《凤凰都市》：电子邮件这样的信件还是原来的信件吗？
赵勇：从传递信息的功能上看，它们自然与原来的信件无异，但还是流失了许多东西。首先流失的是一种心情，一种情调，甚至还有一种特定的美学氛围。此外，一些独特的情感体验也已消失。英国有个文艺理论家威廉斯，他提出“情感结构”，就是我们每个人感受事物的方式，情感表达的方式，每个时代都有变化。今天的情感结构和五六十年代的已经不一样了。
《凤凰都市》：是什么样的情感体验不在了？
赵勇：唐朝的宋之问有一首诗叫《渡汉江》：“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今天我们还有“近乡情更怯”似的情感体验吗？没有了。因为我们一直在用电话、手机与远方的家人互通音问，“岭外音书断”的情景已不可能出现。而在书信时代，写信人和收信人需要漫长的等待和期盼，也就生发出与此相关的种种情感体验。这些情感体验如今已不存在。比如，今天身处异地的恋人已不大可能饱尝相思之苦，他们可以煲电话粥，可以短信传情，QQ聊天。
3）消逝不可逆转
《凤凰都市》：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对家书的消逝感到惋惜？ 赵勇：表面上是家书，实际上牵涉很多东西。这种交往形式的背后，关联着某种特殊记忆。
比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家书，关系着我的青春记忆。我在1981年上大学，上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寄送出去一批信件，向远方的父母、老师、同学、朋友汇报所见所闻。八十年代后期读研究生，我依然是借助于书信传递信息。
九十年代，我在山西的一座小城里度日，记得当时差不多每天都会去学校大门口的收发室看看。收发室要把信件分发到各系的信箱，但我总是急不可耐。我把收发室看作连接外面世界的一个窗口，仿佛走到那里，阳光就洒满了全身。如果某一天一下子收到了几封信，浑身就像被冬日的阳光晒过，暖洋洋的直到心底。这种体验恐怕是今天的许多人所没有的。
《凤凰都市》：你现在还收到过家书吗？
赵勇：身边的人已不再写信，也不可能期望别人给我们写信。前两三年，我出了本书，寄给一位文艺理论界的前辈，老人家给我回了一封信。他的信写得工工整整，既奖掖后进，也探讨问题。于是我立刻决定手写一封，以示敬意和谢意。后来，我意识到他也不会用电脑。这样的信让我感觉很珍贵，我立刻扫描了他的来信及我回复的信。世纪之交以后，我几乎很少给别人写信。
《凤凰都市》：我们是接受家书的消逝，拥抱新媒体，还是试着回归历史，继续写家书？
赵勇：我觉得听之任之吧。你要给别人写信，别人会觉得很奇怪，不符合潮流。但我还是给父母写，也不需要他们回，只是表达我的情感。
《凤凰都市》：通过保护家书的一些活动，你觉得能改变或放缓家书消逝的过程吗？ 赵勇：不乐观，大的潮流没办法改变。新生活方式出现后，是不可逆的。我们都这么往前走了，希望能让人们意识到，保护家书很重要。可以预见的是，家书会逐渐淡出，最后消失。现在寄信已经不是邮政的重要业务了，街上邮筒都少了。
《凤凰都市》：如果家书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