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巨大优势
湖南农业大学2013级教育学2班第2研究性学习小组 小组成员姓名：唐兴 苏振华 刘婷 张玉清 高嘉悦
一、选题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鲜明的优越性，是确保我们实现未来发展宏伟目标的根本保证。
农业、农村、农民（以下简称“三农”问题）是中国的根本问题。作为湖南农业大学的学生，我们非常关注“三农”问题。当前我国的“三农”问题显得尤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中国农民数量多，解决规模大；二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单方面独进，“三农”问题积攒时间长，解决难度大；三是中国城市政策设计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比较效益短时间内凸显，解决方法复杂。从今后长期的发展看,农业和农村的稳定仍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强化农业农村发展基础是一项既重大又紧迫的任务。
对上述种种困难和挑战，可见解决“三农”问题任重道远，我们要认真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巨大优势继续运用到我国农业、农民、农村的建设和发展之中，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二、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们普遍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过河的桥或船，发挥其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巨大优势，从而探索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的途径。以下是一些学者的观点：
王雅鹏（2012）我过正处于社会转型暑期时期，农业最主要的目标任务是保障农民的收入不断增长，为此必须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走合理布局，区域协同发展和集约化经营之路，以保障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刘茂松（2007）社会工业化发展的重大价值，在于它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能彻底地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农业聚集，实现农村
城市化从而解决农村问题，提高农产品附加价值，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综合素质。
温铁军（2013）从制度比较的视角，将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举措与印度进行对比，认为同样是人口大国，印度因为没有通过集体化形成农业规模经营，从而无法快速实现工业化，相对于印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义道路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具有明显优势。
杨梅枝（2008）认为如果“三农”问题解决不好,工业化、城镇化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都将难以持续进行。党中央从全局出发,针对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新情况、新变化、新形势、新任务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为我国农业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突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势。
苏明（2008）认为为切实解决“三农”问题，我们加大了对“三农”投入的倾斜力度，建立了规范的支农资金管理机制，进一步深化了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建立了城乡统一的现代税收制度，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优势的体现。
当前，理论工作者和政府机构人员虽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优势进行了多种多样的探讨，但还不够系统和缺乏足够解释力，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继续努力对这个问题作出更具说服力的解读。
三、研究结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巨大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土地经营制度在解决农业生产问题上具有巨大优势
长期小农经济下以家庭为单位的中国社会，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农业的核心也是土地。19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从恢复家庭在农业生产的地位开始，采取包工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形式的农业承包制。其中，包干到户是最受农民欢迎的承包制形式，后来也成为新时期全国土地承包的基本形式。它的基本做法是： “交够了国家的，留足了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那么，农民为什么最欢迎“包干到户”这种形式？或者说，家庭经营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到底有什么优势呢? 1.家庭经营适应农业的基本特点，在农业生产上具有独特的优势
与“人民公社化”相比较，家庭经营在农业生产上才具有独特的优势。因为小农家庭是一个集生产、消费、教育、抚养于一体的社会基本经济细胞，土地是这个细胞的经济命脉，男耕女织是它的基本经济结构，它具有持久的稳定性、分工的自然性、决策的灵活性和权威性，这些使家庭经营具有其他经营形式不可比拟的优势。
实践证明，家庭承包制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200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0574亿斤，比1949年增长3.7倍，比1978年增长70%，创造了用占世界10%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的奇迹。2014年全国粮食生产再获丰收，实现十一连增，总产量达到12142亿斤，比2013年增加103亿斤。据测算，各项农村改革对1978～1984年的农村产出增长贡献率总和为48.64%，其中，承包经营制的贡献为46.89%，可谓是贡献显著。①
2.“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适应农民对均平的执着追求，在发展集体经济上具有独特的优势
1970 年代末开始的农村改革依然吸纳了社会主义的新传统因素，这即是对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形式的坚持。农村改革实行了所谓“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只有土地的集体所有，才可能发挥引导农民再组织化，即发展集体经济的作用。
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主要有两条道路：
（1）以某些“明星县市”（如浙江温州、福建石狮、广东东莞等）为代表的走个体、私营经济道路的模式，通过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间接使集体经济组织有充足的资金、技术和物资来组织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和现代化发展，集体经济组织在引导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中起到积极作用。
（2）以某些“明星村镇”（如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深圳南岭村、浙江滕头村等）为代表的走集体经济道路的模式，通过在
二、三产业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或企业集团积累资金，直接壮大集体经济，带动农村建设、农民富裕以及农业现代化。
（二）土地承包合同和村民自治制度在解决农村治理问题上具有巨大优势
在新的“三农”问题视野中，中国农村问题的实质是治理问题。
①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4 年版，第 95 页。
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乡政府的职能是“制定本乡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对各级经济组织和农户下达国家规定的生产计划和销售任务，监督各级经济组织和农户执行与国家签订的经济合同”等。①而所谓“生产计划和销售任务”都是通过经济合同来体现的。土地承包合同就如同集体化时期的口粮和工分分配一样，成为地方政府和乡村干部在人民公社解体后对农民进行治理的一个枢纽和杠杆。不仅如此，国家、政府、干部往往还通过土地承包这个关节将种种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治理目标加载到农民的头上。对政府和干部来说，承包合同成为他们手中力臂最长的一个杠杆。通过这个杠杆，计划生育、农田基建、农业补贴、修桥修路这些通常难以实现的目标，往往都是通过这种间接而省力的方式去达到。因此，土地承包合同就成为种种复杂的权力关系的一个集结。②
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的村民自治制度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机，使农民的民主权利得到了充分的行使，农民的基本意愿得到了更好的保障，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又一伟大创造，是中国几千年来未曾有过的草根民主实践，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标志。
（三）有序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制度安排在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上具有巨大优势
在新的“三农”问题视野中，中国农民问题的重点是农民增收问题。
为了长期地、可持续地增加农民收入，我国采取的最主要的办法是：通过转移农村劳动力来克服农产品收入弹性低、价格弹性低的特性对农民增产增收的限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顺应时代潮流，科学制定了适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战略，充分体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的优势。具体来看：
第一阶段，1978～1991年，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 220－222 页。 ② 赵晓力：《通过合同的治理》，《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产出大幅增加。大力支持乡镇企业发展，形成了“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城乡之间公民迁徙初步放开，城乡二元结构出现松动，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城乡关系得到了改善，城乡二元分割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第二阶段，1992～2000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由乡镇企业转移为主渠道逐步向建立要素市场、加速城镇化、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治理生态环境等多渠道转移，形成了“离土又离乡”的转移模式。这一时期，户籍政策得到放开和放松，打破了禁止农民迁徙城市的坚冰，初步形成了城乡互动的良好机制，农村劳动力转移比较顺畅。
第三阶段，2000年以后，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现代市场体系的初步完善和加入世贸组织，为了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有序转移，国家取消了就业上的城乡分离的用工制度，建立了公平竞争、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初步实现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同等享受劳动报酬、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等待遇；改善农民工劳动生产条件，保障劳动生产安全，扩大农民工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等覆盖面；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在全国全面推开。
四、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研究设想
（一）研究存在的问题
1、多理论分析，少实证研究
本研究主要基于马列主义普遍原理的科学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现实性、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断的适合性、“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正确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优势进行理论分析。缺少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改革成就的数据资料的支撑，未能开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优势的实证研究。
2、因果关系的论证不很充分
本研究没能明确的定义“优势”的概念和范围，缺乏明确的标准，无法准确连接“道路”、“优势”、“成就”这三个部分，使之关系模糊，在论证过程中对“道路”、“优势”、“成就”的前后因果关系难以把握。
3、对“优势”的总结不很全面
历任中共领导人在带领人民群众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形成的“优势”涉及多方面，包括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思想、制度体制、战略路线、政策措施等。本研究对这些方面方面形成的具体“优势”的挖掘、整理、研究还不够全面。
（二）下一步研究设想
1、根据中共领导人执政时期的更迭，系统研究各个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优势
分执政时期，对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各个中共领导人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优势进行系统研究。
2、从不同维度，分析历任中共领导人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一脉相承、与时俱进
根据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内容结构，可从以下几个维度研究历任中共领导人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一是围绕建设现代农业，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二是围绕促进农民增收，加大惠农政策力度；三是围绕城乡发展一体化，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四是围绕增添农村发展活力，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五是围绕做好“三农”工作，加强农村法治建设。
3、按照“道路→优势→成就”的路径，对三者的因果关系进行科学论证
将“道路”具体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它“中共指导思想”；将“优势”具体化为“理论思想、制度体制、战略路线、政策措施”；将“成就”具体化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发展速度与水平”。运用数据、案例，科学论证“道路→优势 →成就”之间的因果关系。
4、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中，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优势
开展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研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优势。
五、研究性学习过程中的体会收获
一、促进了我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提高。 通过本次研究性学习，我们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解决“三农”问题中显现出的巨大优势。我们懂得了“三农”问题解决得
好不好事关中国“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和现代化建设的最终实现。解决这个问题，主要出路在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推动城乡经济一体化、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同时，通过本次研究性学习，提高了我们的理论、制度等方面的觉悟，进而帮助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伟大信仰、树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并坚决抵制其对大学生的消极行为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改变了我们的学习态度。
在这一研究性学习过程中，我们体会到实践学习的重要。改变了我们传统的学习方式，培养了我们的创新精神，让每个同学都参与进来，使我们尝试到了运用自己的能力解决客观问题的快乐。
三、注重细节，不断提高提高研究能力。
“细节决定成败”，在研究过程中，我们细致的检查了每一个研究的关键点，改变以往的学习方式，改变粗心的毛病，相互帮助寻找其他组员在研究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一起改正，精益求精。
四、培养了我们的团队精神，合作至上。
研究性学习需要大家的协同合作。大家在分工的基础上共同合作，互相帮助，用较短的时间比较完美的完成了本次的研究。通过本次研究性学习活动的开展，加深了同学间的合作交流，培养了我们的执行能力以及合作能力。
五、提高了我们的研究能力以及创新能力。
研究性学习，使我们大学生在课堂外学到更多的知识，对提高我们的探索能力有极大的帮助。也培养了我们认真负责、科学严密勇于探索、不折不挠的学习态度和其它各个方面的综合能力。
六、加强学习，不断提升学习者的执行能力。
通过这次研究性学习，使我们认识到提升效能，提高执行力，就是要加强自我修养，提高自身素质。研究上要高标准，严要求，精益求精，认真细致的做好做实各项工作，以较高的水平投身到科学研究的工作中来，以自已的实际行动践行提高执行力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