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主义兴起对德国社会影响
——群体视角下的19世纪末德意志社会
(学号：20104093)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 1 -
非理性主义兴起对德国社会影响
——群体视角下的19世纪末德意志社会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哈尔滨 150080）
【摘要】19世纪末，德国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直接影响了20上半叶德国的国家走向，进而影响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德国在20世纪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都可以在19世纪末的非理性思潮中找到根源。由于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处于特殊的历史转型时期，理性的德国人最终迷失于群体的盲目性并丧失理性。
【关键词】德国；非理性主义；群体
毫无疑问，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德意志民族留下的篇章既令人钦佩，又使人深感痛心， 德意志民族在哲学、文学、音乐、艺术等的领域不仅为德国也为全人类造就了一代代巨匠伟人，犹如灿烂群星、光辉夺目；同时，它也两度把自己和人类拖入战争，使之饱受战乱之苦。歌德曾经说过“一想到德国人民，我不免常常黯自神伤，作为个人，他们个个可贵，作为整体，却又那么可怜。”“也许需要几个世纪，才能使高贵的精神和高度的文化深入到我们同胞的心中„„。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长期以来他们始终是处于野蛮和愚昧状态之中。”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泰勒这样评论德国“德国的历史是一部充满绝对的历史, 在这部历史中, 什么都有, 就是没有中庸和节制; 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 德国人什么都经历过了, 就是不知道什么是温和的人生。他们曾经征服了欧洲, 同时自己也成为受别人奴役的无助的受害者; 他们享受过空前的自由, 然而也受过空前的专制政权和压迫。他们向人类贡献了最具穿透力的哲学家、最具思想性的音乐家, 然而也滋生了最无赖和最残暴的政治家。“德意志”这个概念在一些特定的时间里意味着敏锐、细腻、令人信任、尊崇上帝; 但另一方面, 这个概念又意味着残暴、毫无原则以及奴役他人。因此, 有时候德国人给人一种印象: 他们太厚爱这个世界了; 同时他们又给人一种印象: 他们简直不配为人。而这两种特点不但会在同时代出现, 而且也会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或许歌德和泰勒的话语从某种角度提供给我们一个视角去发现一个培育了歌德、贝多芬、康德、黑格尔、尼采这些伟人的民族所以矛盾性格的原因。
一.十九世纪德国历史进程与社会状况
近代德国是世界的冲突中心。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处在剧烈变革的时代。由于第一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德国各地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但因为缺乏统一的国内市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阻碍。资本的发展需要重要两个因素：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广阔的市场。因此资本需要国家能为其提供强大的政治后盾和统一的市场。所以，从19世纪70年代德国的较强大的普鲁士联邦开始了国家统一的进程。1864年，
联合奥地利几百了丹麦，取得了丹麦控制下的部分的德意志地区，1866年，普奥战争爆发，奥军主力被击溃，奥地利被排挤出德意志。第二年，成立了北德意志同盟，普鲁士统一了德意志北方诸邦，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最终德国击败法国，1871年初，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即位德意志帝国皇帝，南方诸邦并入北德意志同盟。 德国统一完成。
政治上的统一为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与其统一战争同步的。事实上几乎所有国家经济制度的变革和确立都伴随着战争。改革只能是修补，只有战争和暴力才能彻底铲除或确立新的制度，德国亦是如此。战争确立的普鲁士国王统治直接决定了德国经济的发展方向。由于的普鲁士带有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特别是军政统治的传统，决定了必然不会出现诸如英法之类的议会制民主政治。正是在此基础上，德国近代非理性主义开始其萌芽。
谈到非理性主义，就必然要看到理性主义在德国的历史渊源。德国人崇尚思考，特别注重逻辑的严密性，所以毋庸置疑“理性”在德国是备受推崇的。如泰勒所言，德国是一个极端的民族，在它的极端性格里蕴藏了理性和非理性因素。十三世纪之前的德国一直是较为繁荣和富庶的，但由于后期的十字军东征和“神圣罗马帝国”侵略扩张，极大地消耗了帝国的实力，导致国内割据势力严重。到13 世纪时, 帝国的实权集中在以勃兰登堡、萨克森等七大选帝侯手里。1356 年查理四世颁布的”黄金诏书“即从法律上承认了封建割据势力的存在。而后期的“三十年战争”更是给德国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如恩格斯所描述的那样:在整整一代的时间里, 德意志到处都遭到历史上最没有纪律的暴兵的蹂躏, 到处是焚烧、抢劫、鞭打、强奸和屠杀。 到处是一片人去地荒的景象。当和平到来的时候, 德意志已经无望地倒在地下, 被踩得稀烂, 撕成了碎片, 流着鲜血, 但是受苦最深的是农民。由于封建制度的反动和加强,农奴制复活, 行会制度变本加厉, 使17 世纪德国的农村农奴制变成了普遍制度, 自由农民正如白色乌鸦那样少见在经济衰落、社会倒退的同时, 三十年战争更加剧了德国政治上的分崩离析, 造成了这样一种怪现象, 在
17、18 世纪的欧洲, 难得有一次没有德国人反对德国人的斗争, 而且双方都是为着外国人的利益而斗争, 民族利益在德意志诸侯看来是一钱不值的。德国经济从三十年战争中恢复元气, 差不多用去了200 年时间。这就大大推迟了资本主义在德国的产生和发展。和英、法相比, 德国资本主义近代化起步晚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在于此。正是因为长期的战争，一方面培养了好战，勇敢，严守纪律的民族性格，这是德国人尚武和极端的真实写照；一方面也促使德国社会精英思考启蒙运动下的理性主义并希望以此来促进德意志的发展。康德，德国古典唯心者学的奠基人，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康德对理性主义的思考和总结是划时代的，他的哲学思想某种程度上对德国人的民族性格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而长期的国内混战过后，已经形成了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大邦国，理性主义的出现与兴起契合了国家统一的需要，最终从政治上的需求转变为德国民族性格上深深的烙记。
伴随着德意志统一进程的推进，第二次工业革命带动着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德国在统
一之后建立的带有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帝国契合了德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满足了资本主义对政治稳定和社会市场的需求，但是，这其中蕴含着巨大的隐患：德意志历史传统形成的好战性格和理性主义在德国人身上的矛盾性。极端是可怕的，特别是当它认为自己的极端是正确的时候。德国在统一战争过程中击败了宿敌法国，促使了民族自信心的极大爆棚，而与此同时，世界殖民主义浪潮的兴起和资本对市场和原材料的渴望又让德意志民族开始思考德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当德国人认识到由于长期的分裂，世界在已被瓜分，自己无法攫取更大的利益时候，危机便出现了。
二．非理性思潮及群体主义兴起与影响
“这种历史条件使德国哲学在发展趋势上必然发生新的变更。德国资产阶级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那种消极悲观心态不复存在，起而代之的是积极主动的扩张。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和超越是当时哲学的主要倾向，但此时的非理性主义不再具有叔本华那种的对生命和生存的消极悲观的气息，而更为倾向于强调生命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当时凸现的尼采哲学突出地体现了这种倾向。”正是由于统一进程的不断推进，德国人找回了失落已久的民族自信。德国社会空前膨胀着一种民族主义情绪，这是唯意志论的早期萌芽。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曾经说过：群体是盲目的。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帝国很好的契合了人们的需要，启蒙运动带来的人的解放一方面促使人加深对自我的理性思考，另一方面由于对人本身的认识加深，人们的主观独立性增强，人们摆脱了用盲目的宗教观点来解释自我的存在，重新审视生命个体的存在与发展，所以个体的自主性在民族主义的引导下空前的一致。与此同时，由于第一，二次工业革命的相继开展，社会物质基础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对传统产业的冲击和坏境污染，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等一系列不可避免的问题。理性地思考促使德国人苦苦探寻这些社会问题形成的原因和解决办法。而此时，在资本主义思潮的冲击下社会信仰体系早已式微，人们遭遇着极大地精神危机：信仰缺失。
勒庞在《乌合之众》写到，他认为有两个互为表里的基本因素，是引发传统社会进入现代转型的主要原因，即传统的宗教，政治及社会信仰的毁灭，和技术发明给工业生产带来的巨变，而这一变化体现在西方各民族的政治变化时，则是群众作为一股力量的崛起。勒庞论述“群众的力量”并进一步指出：当我们悠久的信仰崩塌消亡之时，当古老的社会石柱一根又一根倾倒之时，群体的势力便成为唯一无可匹敌的力量“。19世纪末的德国正是如此。
尼采喊出了“上帝已死”并最终把这种非理性主义思潮推向极致。群体是盲目的。群体意识中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倾向，使得德国人总是把民主理解为个人意志和自主权要服从于国家所代表的社会意志和自主权，因此在德国，理性主义在这种国家和群体概念下显得苍白无力。正是这一暗流涌动的群体化倾向直接催生了非理性主义，导致了德国在下个世纪针对世界的两次战争。
我们可以从希特勒的一段话中看出这一端倪：“群众就像女人，宁愿屈从于坚强的男人，而不愿统治懦弱的男人；群众爱戴的是统治者，而不是恳求者，他们更容易被一个不宽容对
手的学说这幅，而不大容易满足于慷慨大方的高贵自由，他们对用这种高贵自由能做些什么茫然不解，甚至很容易感到被遗弃了。他们既不会意识到对他们施以精神恐吓的冒失无礼，也不会意识到他们的人身自由已被粗暴剥夺，因为他们绝不会弄清这种学说的真正意义。”德意志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民族，德意志的历史伴随着长期的战乱和经久不衰的思考。正是因为在不断的战乱中促使德国人思考作为人的主体重要性，也因此催生了一代又一代伟大的人物，而同样，因为不断的战乱促使德国人始终把国家意志放在首位，群体中的个人意志暂时消失，是千差万别的个人目标被一个集体目标所取代。个人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要为一个“更崇高的事业负责”。在这种责任意识的激励下，个人不自觉的自我渺小化。追本溯源，19世纪末德国的非理性主义兴起无不是因为在特殊的历史时代中，在那个转型时期，德国社会陷入了巨大的狂热中并最终丧失了理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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