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生：《皇帝的新装》
意味深长的《皇帝的新装》
钱理群
从最表层的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愚蠢”的皇帝、群臣以至百姓被两个“聪明”（也可以说是“狡黠”吧）的骗子愚弄的喜剧故事。喜剧性在于，明明是“自以为聪明”；即使一旦察觉，也不敢、不愿正视，更不要说公开承认。这种主观、可观的分离，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可笑的因子。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人性的弱点”（因为同时存在于皇帝、大臣、骑士与百姓身上），现在却被两个骗子所利用，他们“制造”了一个“空织机”，作为类似“测谎器”的“测智器”，让他们一一经受考验。这样一个荒诞的情节，就将这些自以为聪明的角色置于十分荒唐可笑的境地。由于作者（故事讲述者）的明确交代，读者早已预知这一切都是假的，所谓“织布机”、所谓“美丽的布”都只是空气；而故事中的人物（角色）自己却茫然不知，还在一本正经地犯愁、作态：这读者的“知”与人物的“不知”之间的反差就造成了喜剧效果，故事中人越是装模作样，就越逗引起读者的笑声。这还不够，还要用夸大的手法，加大力度，将荒诞、可笑推向极致，这就是最后出人意料的情节设计：干脆让皇帝脱光了衣服，当众献丑，而且还要扭腰转身、忸怩作态，丑极了，也可笑极了。最后又飞来神笔，借小孩的一声高叫，让所有的故事中人，包括皇帝自己，都由“不知”变为“知”，明白这是一场骗局。但皇帝为了维护面子，同时也要维护自己的良好感觉，却硬要将这出已经戳穿的闹剧继续演下去，并演到底。如果以前的表演还带有不自觉性，甚至还有某种主观上的真诚性，现在却成了自觉的表演，自欺欺人：“他摆出一副更骄傲的神气。他的内臣们跟他后面走，手中托着一条并不存在的后裙。”这时，人物（角色）与读者（观众）都处于“全知”状态；面对这场被捉弄（甚至是自愿的被捉弄）的大闹剧，再想到被捉弄者（并且此剧正在起劲地表演着）平时都是道貌岸然的高贵者（国王、大臣），而捉弄者（也是这场闹剧的导演）竟然是两个其实并不高明的小骗子，读者（观众）不能不发出哄堂大笑。——这里，无论是国王与骗子的人物设计，还是荒诞、夸张的情节编制，也无论是读者（观众）与人物（角色）之间对真相“知”与“不知”的反差，还是变化的叙述策略，都显示了民间故事的特点，所关注的是“谁是愚蠢者”这个民间故事的母题。
但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毕竟不是民间文学，而是作家（文人）的再创作——安徒生童话，从而与记录、整理民间童话和传说的格林童话区别开来。因此，在作者不动声色的叙述中，读者可以感受着、思考着外一层（或数层）意思，“皇帝的新装”也就具有了超越于
故事的某种普遍的象征意义。
就读读这一段吧。作者仿佛漫不经心地告诉我们，“喜欢好看的新衣服”差不多就成了这位皇帝的“奇癖”。为什么如此喜欢新衣服？为了穿得漂亮，以便显耀新衣服，也就是显耀自己。不知不觉间，皇帝自己与新衣服逐渐混同，以至人们提到皇帝总是说“皇上在更衣室里”，也就是说，“皇帝”已经异化为“新衣服”了。这时，读者才能醒悟过来：这“新衣服”实际上已经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周作人在译文中称为“美饰”，这是发人深思并且能够引发种种联想的：岂止这位皇帝，古今中外，又有多少人在给自己（与现实）穿上种种名目的“美丽的新衣”，将自己美化，或者将现实理想化，从而把真相掩饰起来呢？这是美饰，更是伪饰。因此，当两个骗子把这“美丽的布”、“理想的衣服”还原为“实无一物”，即“什么东西也没有”时，正是还原了真实与真相。更彻底地说，只有当皇帝“把他所有的衣服都脱下来”，赤裸裸地暴露于大庭广众、光天化日之下时，他才真正地显露了真实——一切真相都是丑陋的。而“皇帝的新衣”就成了一切掩盖（回避）真实（真相）的“美饰（伪饰）”的象征。
在这个意义上，那两个被称为骗子的外国人是并没有骗人的，更准确地说，他们自然有骗钱的动机，他们也达到了目的，但他们的行为却于无意中揭露了真实。就连他们宣称具有“奇怪的特性”的“空织布机”也确实起到了“辨别出哪些人是聪明人，哪些人是傻子“的作用。如果说真有骗子的话，那穿上“皇帝的新衣”而洋洋得意的皇帝本人，以及对着“实无一物”的“皇帝的新衣”赞不绝口的众大臣、众百姓才是在那里骗人，不过，他们同时也欺骗了自己，就于可笑之外，又显出几分可悲，作者对他们是既嘲讽又悲悯的。
这里同时提出的一个多少有些严峻的问题是：谁能直面赤裸裸的真实，并且呕出真相？那两个外国骗子自然不会，皇帝本人不能，众臣不能——他们都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参加了自欺欺人的“表演”，就连老百姓也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