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开会、取消医生的职称晋升
少开些会
应该开的会一定要开，没有必要的会尽量少开，可以采用更加有效的方式把重要的精神传达给一线医务人员，例如采用新媒体的方式。把省下来的时间还给医务人员，把医生还给病人把护士还给病人。
少些不必要的检查
上海某三甲医院曾经统计过，每年要接受大大小小方方面面的200多次检查，去掉周末和节假日的话几乎每天都有检查，需要养一堆人去应付各种检查，劳民伤财啊。其实很多检查根本是没有必要的，是可以压缩合并的。但是事关患者安全和医疗质量的检查必须要坚持，甚至还要增加。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完全可以改变检查方式，减少不必要的现场检查方式，采用实时数据监控的方式来进行，这样更加有针对性，也更加能发现真正的问题。
改变现有的病史书写方式
如果你去问临床医生每天上班最痛恨的是什么？多数人会告诉你是写病史，每天写不完的，越写越长，写得想吐，写到想骂人的，奇葩规定越来越多的病史。其实去过国外的人都知道，发达国家的病史是很简明扼要的，很多是表格式的，根本没有我们这么复杂。我们能不能从善如流，改变现有的病史书写方式，少写一些，把时间还给医生，把医生还给病人（关于病史书写我会另文详谈）。我相信，如果真的能够做到改革病史写作方式的话，年终评选中国十大医改措施时，医生肯定会投票把TA选为第一名的，不相信你试试看！
设立中国的NIH，大力资助临床研究
临床医生最大的悲哀是中国没有资助临床研究的机构和基金，这就逼着临床医生要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和基础研究的人一起去抢着申请国家自然基金（只资助基础研究）。这就相当于逼着专业足球运动员与专业的乒乓球运动员进行乒乓球比赛，实在是太荒唐和不公平。其实临床研究更重要，更麻烦，更困难，更花钱，因为很多中国人不习惯进行RCT的研究。所以强烈呼吁在中国建立专门资助临床研究的NIH，让临床医生回归临床研究，当然，对于少数有兴趣和精力的临床医生，也还可以继续申请国家自然基金去研究细胞，研究老鼠和兔子。
鼓励和支持技术创新
美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新药物和新技术诞生？关键在于他们有很多可以保持持续创新的机制。例如美国为了鼓励生物技术创新，有一个LDT机制（LabDevelopedTest，实验室开发的技术）。许多具有重要临床意义的项目之所以没获得FDA批准，并非检测的临床意义不大，而是因为实验对象（即患者）相对局限，使得试剂厂家投入产出比过低，而不愿意使之商业化。另外，LDT可以让一项新技术在获得美国FDA批准在全国可以推广之前，可以在小范围内临床应用，摸索经验，不断完善和成熟。强烈呼吁中国FDA也能够在中国建立类似的机制，鼓励技术创新！
取消医生的职称晋升
中国的临床医生职称体系是全世界独有的，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这种职称体系有其存在的理由，现在到了该梳理的时候了，不然无法和国际接轨，也无法解除束缚多数临床医生的枷锁。这种制度逼迫所有的临床医生，包括乡村医生和社区医生都要去申请课题，做研究，发表文章，甚至于发表SCI文章。不然的话你就无法晋升，这是很荒唐的，也催生了大量的论文买卖和论文造假，也养活了很多很多粗制滥造的医学杂志。职称晋升主要是和工资待遇挂钩的，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更加科学、系统、可靠的评估体系，是时候考虑废除临床医生的职称体系了。
允许临床医生做超声
中国好像是全世界唯一不允许临床医生做超声的国家，其他的国家规定都是：超声医生可以做超声，临床医生也可以做超声，其道理就像专职的驾驶员可以开车，其他任何人也以开车一样，前提是经过培训和考核获得驾驶证。超声是临床医生的眼睛，对于产科医生，心内科医生这些需要动态观察的医生更是如此。所以，在国外很多产科医生、心内科医生都是自己在做超声，一面做胎儿的结构超声（成人的心脏超声）一面和患者沟通，一面做超声一面进行超声引导下的介入操作都是常态。
我们能否也和国际接轨，允许临床医生做超声呢？ 恢复助产士职称系列
在国外，助产士是一个独立的职业，她们拥有“有限处方权”，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开处方，可以独立进行产前检查和接生。很荒唐的是，在几十年前中国取消了助产士职称系列，关闭了助产士学校。中国从事接生的是护士，她们考试和晋升的内容基本上是和接生无关的普通护理内容，她们多数是护理专业毕业的，毕业进入产科后要重新学习助产内容和相关技术，中国高居不下的剖宫产率也部分与此现状相关。在我们多年的呼吁之下，已经有些学校重新开设了助产专业，但是助产士系列职称依然没有恢复。
这么简单的事情也迟迟无法落实，让人觉得谈医改真是件很奢侈的事情。
结论与政策建议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公立医院所面临的问题、挑战和机遇不尽相同。这固然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所有地方的公立医院均处于相似的组织和制度架构之中，这就是孕育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事业单位体制。这种体制的特征就是行政化，即公立医院运营的诸多方面受制于诸多政府部门的行政干预。而中国各地公立医院改革所面临的挑战，也具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点，就是如何打破原有事业单位体制的羁绊，让公立医院走向去行政化。
在很多情况下，导致去行政化改革迟滞或受阻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部门对所有可能消弱其权力的改革举措采取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ell）说过，“世界是没有希望的，除非权力能被驯服。”权力能不能被驯服暂且不论，只要某些政府部门能把某些根本没有必要死抱着不放的行政权力下放给公立医院和其他公立组织，中国的公立医院改革就会有一些希望。如果各级政府的各行政部门能创造条件，让公立医院走上去行政化的道路，整个医疗服务体系的改革才有希望。
因此，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供中央和地方所有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参考：
第一，切实落实“管办分开”的原则：在卫生行政部门之外建立专门的公立医院管理机构，行使政府办医职能，同时厘清卫生行政部门作为医疗卫生事业全行业“监管者”的职能。
第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公立医院建立并完善以理事会制度为核心的新型法人治理结构，切实赋予理事会行使战略管理的职能。
第三，建立政府购买服务的新机制：公共财政通过购买服务，促使公立医院行使社会职能，保持社会公益性。基本医疗服务（其中包括基本药物）可以通过公立医疗保险来购买，而其他特定的具有社会公益性的服务，可以通过各种特定的项目来购买。
第四，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在公立医院中全面推进全员劳动合同制，最终形成医疗人力资源市场化的全新格局，即医师成为自由职业者、院长成为职业经理人。
第五，推进价格管制改革：在维持医疗服务和药品零售价格最高限价管制的前提下，解除其他各种类型的价格管制，尤其是药品加成管制，让医保机构与医疗机构建立新型的谈判机制，通过医保付费改革，以契约化的方式控制医药费用的快速增长。
作者顾昕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余晖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