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文代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即第一次文代会于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召开。来自解放区和前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约八百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报告，周扬和矛盾分别代表两个地区作文艺运动经验的报告；会议确定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新中国文艺的总方针。选举成立全国性的文艺组织—文联和领导机构。第一次文代会标志着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和新政权领导下的文艺阵营的建立。开始了当代文学的“一体化”的进程，并确立了各种文学力量在“当代文学”中的资格和地位。
“样板戏” 又称作“革命现代京剧”。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极其特殊的称谓和现象。产生于六十年代，流行于*时期。它是对传统京剧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和改革，由于江青的参与，样板戏过多地与“阶级斗争”的政治现实相联系，形成“三突出”、“三结合”等一系列模式化的文学观念，给*期间的创作造成恶劣的影响。习惯上将京剧现代戏《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海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并称“八个样板戏”。
伤痕文学：*后，以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为代表的一批旨在批判、揭露“*”以及极左路线的罪恶性，揭示*给人们带来巨大身心创伤的作品被称为伤痕文学。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体现在对*的批判及揭露*给人们造成的精神戕害，在艺术上都采用了能明确剖析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手法。如《神圣的使命》（王亚平）、《我该怎么办》（陈国凯）、《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天云山传奇》（鲁彦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血色黄昏》（老鬼）等。
、双百方针：在1956年5月召开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公开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央对这一方针做了权威性的阐释：“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双百方针的提出，活跃了当时的文艺创作，开创了文艺理论批评与研究的新局面。
百花文学百花文学百花文学百花文学，在1956年5月召开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公开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尽管“双百方针”仍未摆脱阶级斗争的大前提，但它确实标示着文艺政策向宽容和相对自由的方向作出了实际调整。敏锐感受到文学环境变化的作家、批评家很快响应繁荣和发展文艺的号召，受压抑的创造力被释放出来，一批探索性、批判性的新作品问世，不少观点新颖大胆，甚至质疑既有规范的理论文章得以发表，一时文学领域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新变化与新局面。有文学史家称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为“百花文学”，甚至有人称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为“百花时代”
政治抒情诗：一般情况下，那些在题材上或视角上被政治化的诗歌被称为政治抒情诗。在政治抒情诗中，“诗人”会以阶级（或人民）的代言者的身份出现，来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社会思潮的评说和情感反应。在诗体形态上，表现为强烈的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的结合。一般都是长诗，通常采用大量的排比句式对所要表现的观念和情绪进行渲染、铺陈。讲究节奏分明、声韵铿锵。经常使用马雅科夫斯基的“楼梯式”的组织形式，并不断融入中国古典诗歌的对偶、排比方法，以加强形式感。这种鼓动性的诗，大量出现在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开展的时期。代表诗人有郭小川和贺敬之等。
三突出原则：指的是“*时期”特定的文学创作原则。根据江青的指示，开始由于会泳在《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中提出的，“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来”的三突出创作原则。后来有姚文元改定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种创作原则是企图严格维护的社会政治等级在文学结构上的体现。
政治抒情诗 ——政治抒情诗，“诗人”会以“阶级”(或“人民”)的代言者的身份出现，来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社会思潮的评说和情感反应。这种评述和反应，一般来说不可能出现多种视角和声音，因为其精神上的“资源”，来自当时对现实历史所作的统一叙述。在诗体形态上，表现为强烈的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的结合，即“实际上是抽象的思想，抽象的概念。
『“荷花淀派”』
“荷花淀派”又称“白洋淀派”，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作家群体，因孙犁40年代发表短篇小说《荷花淀》而得名；代表性作家和作品有孙犁的《风云初记》《铁木前传》、刘绍棠的《运河的桨声》《蒲柳人家》《瓜棚记》、从维熙的《鸡鸭委员》、韩映山的《作画》等；他们大多描绘冀中人民的生活变迁、民情风俗、英勇斗争和纯美心灵，描绘白洋淀、北运河、冀中平原优美的自然风光；在风格上追求诗的意境和散文的韵味，强调文学的现实主义品格而又在其中渗透着浪漫主义气息，在当代文学史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6、《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形象
《白鹿原》：对近代历史的阐释——超越阶级斗争模式。对民族文化的解秘。
1、白嘉轩形象：仁义文化的载体。（1）耕读传家——虽为地主，有家产（有药房等），但从不放弃劳动，亲自犁田——与农民没有两样。要儿子进山背粮，体验劳动的艰辛。注重子女的教育，严格要求他们读书学习。（2）广行仁义——组织“交农”事件；周济不得不卖地的李寡妇；与长工鹿三以兄弟相称；建乡规民约；建学堂；（3）慎独——批评鹿三从背后暗杀田小娥。宣称“人行事不在旁人知道不知道，而在自家知道不知道。”（4）传统道德卫道士（负面因素）——拒小娥入祠堂；修塔镇“妖”等。王蒙反思小说的主题内涵与艺术特点反思类的主题内涵：《坚硬的稀粥》——现实改革的讽刺寓言。早餐改革最终失败，还是稀粥加馒头片及大头菜，最后还是爷爷说了算。《冬天的话题》：荒诞与中国问题透视。沐浴学权威朱慎独与海（加拿大）归派赵小强的争论。长篇：《活动变人形》：从中西文化比较角度反思中国人的文化人格。静珍：守寡与性压抑；受虐与施虐。倪吾诚形象。《恋爱的季节》：理想时代的爱情故事。所谓少女情怀。《失态的季节》：反右斗争中知识分子的人生塌陷。是钱文（有作者自己影子）等青年革命知识分子人生经历的变奏。《踌躇的季节》：失态的季节的续篇。写62年后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后钱文等的人生经历或国家形势。《狂欢的季节》：*叙事。对*的书写，钱文远走新疆。改革类：《春之声》：改革的春之讯息。试析《班主任》中的宋宝琦、谢惠敏形象《班主任》是刘心武的作品，这是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其中宋宝琦、谢惠敏是其中的两个主人公。小说中描写的两个畸形儿形象。宋宝琦：愚昧无知的中学生典型。谢惠敏：深受极左路线毒害的学生女团干部形象。分析赵树理小说语言与形式的创新，并重点说明哪些方面对传统小说做了扬弃与改造。
A、所描写的特定历史时期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紧密配合了社会变革，有“实效性”，能直接融入广大农民的文化生活中，这是以往任何一位新文学作家都没有做到的。（教材478） B、以往描写农民的新文学作品，都是以人道主义观点发现和同情农民，赵树理则进一步，直接与农民对话，展示农民新的道德精神风貌及其所面对的矛盾。（新素质）（教材478—479） C、以往作家包括鲁迅多写农民的痛苦与创伤，赵树理则写农民摆脱旧的文化习俗的艰难，但更注重表现精神上的“翻身”；通过农民精神、心理和人与人关系的变化，来显示农民“改造”的艰巨性。（赵树理的小说的总主题）（教材479） D、四是文学语言与形式的创造方面，真正实现了民族化与大众化的统一。 以《创业史》《山乡巨变》为例，谈谈当代农村题材小说跟现代文学中乡土小说之间的美学异同及其形成原因。
农村题材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以积极肯定的姿态，塑造了大量的农民形象，细致地展现了具体的乡村生活场景和复杂的乡村社会关系，并表达了对乡村未来的关切和期盼，从而再现了较切实的乡村经验，描画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现实乡村生态世界。这一生态世界的呈现与作家的生活经验、文学理念以及所采用的艺术方法有关，也关系着时代的政治文化环境。
而乡土小说，根据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所说 “……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所以，所谓乡土小说，主要是指这类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乡土小说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古老的农村文明。农村题材小说”这一术语扩大了“乡土小说”的外延和内涵，解除了“乡土小说”命名的困境，能比较准确全面地囊括新时期以来的乡村小说创作，满足了乡村小说创作的实际需要，在深层上也包含了文学史家争夺文学资源的形成原因的突出要点有两个：⑴、时代背景不同，对农民的认识也就不同；⑵、文化理念不同：五四文化突出国民启蒙，所以农民成为国民性文化的代表，文化弱点较多，当代文化突出农民的革命性和先进性，所以积极乐观人物占主流； 赵树理小说特色情节结构上，注意故事性，情节连贯，环环相扣，有头有尾，而且往往是大团圆的结局。 如《小二黑结婚》采用大故事套小故事的方式来安排结构、组织情节，作者先用“不宜栽种”和“米烂了”两个小故事交代先出场的小芹有引出金旺兄弟和小二黑。情节发展一环扣一环，人物之间的关系交代得清清楚楚。每章节尾和下章开头扣得很紧，例如第二章叙述“三仙姑的来历”的故事，结尾“三仙姑有什么本领能团结这伙青年呢？这秘密在他女儿小芹身上。”非常自然的转入第三章“小芹”的故事。最后又用“怎么交底”交代了任务归宿：恶霸金旺、兴旺被判刑法办，二诸葛，三仙姑的思想也有了转变。这些也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情节结构特点，但扬弃了传统小说章回体的程式化构架。《李有才板话》写阎家由贫苦农民斗倒阎恒元的故事。开始怎样，后来这样，结果又怎样，小说都一一作了清楚的交代。 同时，坐直在小说是的叙述过程中，继承了传统说书艺术中的“扣子”手法保留故事中的关节，类似于传统小说中“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造成阅读心里上的悬念以吸引读者。
2、在描写与叙事上，把人物放在情节与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来刻画人物性格。 赵树理吸取中国“评书式”小说的传统手法，把描写情景融化在故事言语来展现其性格，很少有静止的景物与心理描写。如二诸葛就是通过不宜栽种的情节，还有小说小芹与小二黑“命相不对”，求区长“恩典恩典”等言行。栩栩如生地表现出了他那迷信、迂腐、懦弱、老实得性格特征。
3、采用经过加工提炼的民间语言，风格质朴、明快、风趣。 赵树理小说的语言是一种经过加工提炼的民间口语，朴素自然，幽默风趣，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如《小二黑结婚》介绍“三仙姑的来历”中的一段叙述，完全是平淡无奇的口语而这种口语在赵树理笔下，却便可很有表现力：“三仙姑却和大家 不同，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还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了霜。”赵树理的语言就是这样大众和艺术化于一炉，动人的艺术魅力，拉大了炉火纯青的境
短篇小说：
这类题材往往贯穿着作家对往昔战斗生活的回忆和思考。建国后，孙犁进入了城市，过上了幸福生活，但他并没有忘记过去的岁月。他写道：“我非常怀念经历过的那一个时代，生尖过的那些村庄，作为伙伴的那些战士和人民。我非常怀念那时走过的路，踏过的石块，越过的小溪。记得那些风雪、泥泞、饥寒、惊扰和胜利的欢乐，同志们兄弟一般的感情。”这种亲切而美好的情感，使孙犁小说产生了动人的艺术力量。《看护》、《小胜儿》《山地回忆》、《奂召儿》就是作家进城后，在回忆和思考中写下的佳篇。
长篇小说：
《风云初记》是孙犁唯一的长篇小说，它在当代长篇小说中是别具一格，曾被誉为“用诗写的小说。”小说以抒情的基调，明快的风格，表现了党在滹沱河两岸组织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经过，特别突出了冀中人民民族意识，阶级意识的觉醒。小说在人物塑造上很有特色，比如；乐以耿直，敢于斗争的老农民高四海，雇工出身，成长为人民军队连指导员的芒种，多才多艺的革命文化战士王变吉，以及大贼，兵痞高疤，甘作走狗的老蒋，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吴春儿、李佩钟、蒋俗儿这三个彼此迥异的女子性格，更为引人注目。春儿：质朴、纯真，由农家姑娘成长为无产介级先锋战士；李佩钟：以旧营垒里反叛出来，与剥削阶级家庭决裂走向革命。俗儿：根底不正的女性，由生活的轻浮放荡，走向政治上的堕落。但因为女作者“生活不足”，“也缺乏驾驭长篇的经验。”小说的后十几节，显得结构松散，常常以作者之间连缀章节，而不是注意情节的连贯和缜密。对主要人物性格的结局，收束得过于匆忙，让人感到作品似乎没有写完。具体这部小说的详细内容，请大家阅读原作后得出评价。二是参看教材料 。
中篇小说：
《铁木前传》是孙犁创作成熟期的作品，在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题材的大中型文学作品中，它发表得较早，作品也很出色。这部中篇透过铁木两代人的生活、性格、命运在土改后的变化，深刻地概括了五十年代初期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风貌和阶级分化的情景。
关于这部中篇的创作，作者曾经这样谈到：“这本书，从表面上看，是我一九五三年下乡的产物。其实不然，它是我有关童年的回忆，也是我当时思想感情的体现。”关于这部小说的起因，作者说到，“好象是由于一种思想。这就是：进城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很为这种变化而苦恼。”小说“要接触并着重表现的，是当前的合作化运动。”但作为“前传”，它写得还不是合作化运动本身的进程，而是描绘运动的背景，演出运动的前奏。小说写了铁木两代人的生活、性格、命运在土地改革后的变化。（作者原来想写《铁木前传》的续篇，他曾对吕剑同志说过：“我想在读篇里写到中国农业合作化高潮为止。”《铁木前传》写到第十九节时，孙犁跌了一跤，随即得了一场大病，大病中补写了短短的第二十节，作为结束。文笔中，孙犁被抄家六次，多借口查抄《铁木真后传》，孙犁认为到了晚年，已缺乏写小说的热情，与其写不好，就不如不写。所以，对于热心的读者，《铁木真后传》大概要成为作者终身的遗憾了。）
小说中，铁匠付老刚和木匠黎老东，在旧社会的苦难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在劳动中谐调地合作，在生活中相互关照，在感情上彼此给予温暖。付老刚的女儿九儿，和黎老东的儿子六儿在抗战的烽火和饥寒中度过了童年，并产生朦胧的爱情。土改以后，黎老东的生活状况和经济地位发生了变化，二儿子牺牲了，领到一笔抚恤粮，天津解放了，在那里做生意的大儿子又捎来一些现款，家里生活一下子提高了许多，黎老东便新买了宅院，添了红马，并与铁匠合作，为自家打一辆大车，准备去赚钱。在黎老东和付老刚这一次合作里，两个人心里都渐渐觉得和过去有些不一样。过去，两个人共同给人家做工，那是兄弟般的手足般的关系。而这一次，黎老东却象个监工，赶工赶得过紧，简直连付老刚抽袋烟，黎老东都表示不满。而且，黎老东在绝口不提九儿和六儿的亲事，好象他从前没提过似的。他对过去的朋友说：“这些日子，就当你们是在老家度荒年吧！”这句话，十分激怒了付老刚，他把饭碗一推，立起身来说：“亲家，我不是到你这里来逃荒呀！”倔强的铁匠叫出女儿，泼灭炉灶，离开黎家。村里的青年们把铁匠父女接到青年团办公的院子，为青年团钻井队制作工具。
与此同时，六儿与九儿也由童年时的两小无猜发展为分道扬镳。这两个人物性格的区别，在童年时代已见端倪。如出门拾柴：“我们赶紧拾柴吧。”九儿劝说。/“忙什么？”六儿说“天黑拾满一筐回去就行。”/“我们不许一人拾两筐吗？”九儿说。/“就是一天拾三筐，也过不成财主！”六儿严肃地驳斥着。这段对话，不仅描写了小人儿的鲜明个性，也表现了严峻的现实。九儿纯朴、勤快，深知生活的艰辛，想尽自己的微力去帮补大人；六儿聪明、伶俐，却不耐劳苦艰辛，但求轻快自在，两个小朋友的性格有明显差异。几年以后，当九儿跟着父亲重来这个村庄的时候，被黎老东惯坏了的六儿，已经变成一个专好玩乐，游手好闲的二游子，九儿刚投身于青年团组织的水利建设中，两个人之间失去了共同语言。
黎老东和付老刚友谊的破裂，六儿与九儿爱情的变异，铁木两代人的感情悲剧，深刻反映出新的阶级分化和人与人关系的变化，它告诉诸者，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已经渗入到农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影响着人们思想和感情的变化。
人物形象塑造：“小满儿”
小满儿是《铁木前传》中一个性格复杂的落后女性形象，她原是城东一家包娼窝赌人家的女儿，老一辈就没有给她留下好榜样、好名声。婚姻的不幸，促使了她的放荡不羁。她被黎大傻的老婆接来用以招徕生意，她的年轻漂亮，惊呆了村里的青年。小满儿与村里的落后人物纠缠在一起，并横插一杠，与六儿好了起来。村干部曾经讨论，帮助六儿，先从改造小满儿入手，小满儿聪明伶俐，每次都有躲过民校学习。她受一个人绕到村外去，象萤火虫一样四处飘荡。今年村里宣传婚姻法，小满儿突然积极起来，自动到会。她开始沉默起来，小满儿明白自己的身世，她愤 亲和姐姐为她包办 的婚姻，她开始回味人们对她的批评和劝告。而有天晚上，干部邀她一同去开会，途中小满儿突然脸色苍白，大叫大喊，仿佛得了急病。干部去找人，六儿闻声赶来，背走了小满儿。等她偷偷的热烈的吻着六儿的时候，六儿才知道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小满儿是一个充满了想象、生命力与内心矛盾的女子。她看似轻佻而又举止矜持，热情爽朗而又生性多疑，纯洁天真而又狡黠多变，野性难驯而又知情达理，不事生产而聪明能干，爱好享受而又心灵手巧。这些看似冲突的性格特征，那般不可思议的结合在一起。构成她反复无常，蜿蜒起伏的生命曲线。当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到来时，她的心灵深处仿佛有了复苏的萌动，试探着在新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但是，农村根深蒂固的习惯势力，不负责任的社会舆论，又给她施加反作用力。于是，她恶作剧地导演了一场在干部护送下逃跑的闹剧。这种人生反复正是小满儿的复杂性格的真实表现，透过这个人物，我们看到了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和曲折性。
《铁木前传》的艺术特色：
①动人的诗情，真诚、炽烈、凝重的抒情基调，使这部作品被誉为“诗体小说”。 ②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使小说亲切感人。
③白描手法的运用，使这篇小说朴素、明净，达到了单纯与完整相统一的美的境界。
3、作品艺术风格
孙犁作品中，家乡的风土人情，白洋淀一带的战斗和生活，作家本人的感情色彩和艺术气质，这些因素融汇在一起，形成鲜明，独特的孙犁风格。这种风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纷然多姿的妇女形象塑造：
孙犁以描写农村青年女性著称，作家往往把她们放到日常环境中，从她们命运、性格、心理和感情世界的变化，反映出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人们的精神风貌，表现出时代风云的变幻。
孙犁特别擅长表现农村青年女性，这与作家的生活积累有关，更与他对妇女观念的理解有关，也反映出作者重要的文学观，生活观。
早在抗日战争年代，由于长期的工作接触，使孙犁尤其熟悉那些农村妇女。作者认为，她们并没有什么学问，他们都能直觉地认识到斗争的妇女，曾使作者敬佩到五体投地的程度。这使他决意要把自己的生花妙笔献给农村的青年妇女。四十年代的《荷花淀》、《光荣》等小说就是一首首妇女的赞歌。
解放后，孙犁继续保持了这种文学观。他谈到：“我以为女人要比男人乐观，人间的悲欢离合常与她们有关系，我几乎是怀着崇拜的心情写她们。”
（持这种观点的，并非孙犁一人，张贤亮也有这种看法，认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李秀芝、乔安萍、韩玉梅、马樱花、黄香久这一系列女性形象，构成了作者“梦中的洛神。”张洁也有类似的看法，《祖母绿》这篇小说体现得明显。）
孙犁对农村青年女性的性格、心理把握得很好，年轻妇女和女孩子的形象塑造最为出色。孙犁1983年评铁凝《哦，香雪》时谈到：“女孩子们的心中埋藏着人类原始的多种美质。但是这些美好的东西随着年龄的增大，生活的操劳，遵循达尔文规律逐渐减少甚至消失。我年龄大了，才真正体会到其中的酸苦。”所以，孙犁致力于发掘女孩子心中的美质。
纷然多姿的妇女形象，构成了孙犁笔下独特的女性画廊，真象是“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错综起来象一天云锦，而且万颗奔星似的飞运着，同时又展开去，以至于无穷。”孙犁塑造的妇女形象色调多样，性格迥异。从刚毅自尊的八路军女看护刘兰，到热心救护伤员，不惜卖掉自己唯一陪嫁的花棉袄的农村姑娘小胜儿；从聪明伶俐的吴召儿，到凌厉尖刻的妞儿；从聪慧、勤劳、勇敢坚强的春儿，到质朴、恬静的九儿，从在危险的崖岸上回荡着，性格复杂的小满儿，到轻浮放荡，走向堕落的蒋俗儿，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山地回忆》中的那个妞儿，是山地许多女孩子的化身。作者在写她们的时候，“用的多是彩笔，热情地把他们推向阳光照射之下，春风吹拂之中。”小说写一位人民战士和一个普通农村女孩子在河边邂逅相遇的故事。（冬天早晨，战士去河边洗脸，。河边相遇，发生口角，这种平凡的生活事件，在作家笔下表现得很感人，女孩子善良热情，肝胆相照的品质，山区人民对八路军的深情厚意，都深深地打动了读者。）
从孙犁笔下这些形形色色的妇女形象，我们可以联想到很多东西。有人说孙犁“师法红楼”，把女孩子写活了。这些艺术形象，可使我们想到梅里美笔下那些热情狂放，独立不羁的女性，比如勇敢的卡门；可以想到屠格涅夫笔下的少女，她们充满了独立思考和坚毅性格；但细细品味，孙犁的女性形象，没有卡门那种与社会相抗衡的狂放与狷傲，也没有屠格涅夫的少女那种淡淡的诗意的哀愁，她们是在中国土地上经受着战争考验的东方女性。妻子的温柔，少女的羞怯，恋人的多情，老妇人的慈爱，以及勤劳、质朴、善良、贤慧的美德，构成冀中妇女所特有的纤纤之情。而一旦时代向民族发出召唤，她们便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用瘦弱的肩膀支撑起民族的大梁，在柔美的性格中注入了阳刚之气。对同志，她们充满热爱；对敌人，她们同仇敌忾，意志刚强，表现了战士特有的气质。孙犁对这些女性形象的描绘可以说是一个出色的创造，也是对当代文学人物画廊的独特贡献。
②浓郁的抒情格调：（充满诗的情调）
孙犁小说以现实主义描写和浪漫主义气息而见长抒情色彩浓厚，充满诗的意境，充满了乡土风味，追求清新、隽永、淡雅的艺术风格，表现一种纯净的美，具有“诗体小说”之称。
孙犁说道：“在现实生活里，充满着伟大的抒情，在现实主义的作品里，作家的丰富的情感蕴含在描写和人物的对话里。”孙犁的小说，总是蕴含了作者浓郁的抒情。作者具有一种诗人的气质和眼光，他善于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从家庭、夫妻、爱情、友谊等方面的关系变化中，去发现诗意，加以点染和凸现。这种充满诗意的抒情在孙犁小说中比比皆是。比如《铁木兰传》结尾时，关于童年的抒情；又如《风云初记》中，春儿随部队踏遍冀中大地的时候，关于家乡和土地的那段抒情，都是出色的范例。
孙犁小说中的抒情，并不是一般的外在的议论式的感慨，而是始终渗透在人物性格和生活场景的描绘之中。战争年代的艰苦，物质匮乏，亲人的离别在作家笔下，都写得情深意足。《关召儿》这篇小说中的女孩子，在战争中成了自卫队员，在反“扫荡”战斗中担任了部队的向导。小说写吴召儿穿一件红棉袄露出的色的里子，“就活象一只聪明的、热情的、勇敢的小白山羊啊！她登在乱石尖上跳跃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不断被风吹卷，象从她的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的火花，落在她的身后。”这种描写充满诗情画意，寓刚劲于淡雅之中，给人以深刻的美感享受。
读孙犁作品，我们很容易想起普希金的诗体小说《驿站长》、《上尉的女儿》，想起高尔基、梅里美、屠格涅夫那种单纯、优美、诗意的风格，想起鲁迅先生那些隽永，深刻的抒情小说。孙犁深深喜爱这些作家，认为她们的小说与自己的气质非常吻合，他喜欢这些作品中“那股浪漫气息，诗一样的调子，和对美的追求。”所以孙犁深受这些作家的影响，并且自觉地追求这种风格，这使孙犁小说一向具有“诗体小说”的美誉。
③散文化的结构
孙犁小说往往突破传统的小说格局，创造一种散文化的自由风格。
1、追求情节的淡化，多集中描绘生活的某一片断、侧面、场景或人物。虽然“不讲究篇章结构，然而决不枝蔓。”
这种散文化的结构，与孙犁小说的总体风格，是密切相关的，他怕作品多是根据内容的特点，或详或略，或收或放，如行之流水，明丽天然，寓严谨于散淡之中，具有一种散文美。
④白描的手法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
（孙犁的白描手法，师承鲁迅，孙犁的文学语言，也是诗的、抒情的美的语言。关于这一点，不再细讲，请同学们参看教材）
总之，孙犁小说这种清新、隽永、秀雅的风格，在当代小说创作中独树一帜，在提倡作家艺术个性的风气尚不盛行的五十年代初期，孙犁的创作具有启示的意义。河北一些文学青年师承孙犁，曾一度形成“荷花淀派”。关于这个流派，我们在绪论中已经提及，这里不再多讲。有兴趣的话，希望大家看看作品集和研究文章，以扩展知识面。可看《菏花淀派作品选》文章：《关于“荷花淀派”的讨论》（白海珍《河北文学》1981.4期）
1949年7月2日《人民日报》关于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全部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