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全国第四次文代会
1979年春天，我和高澎为了创刊号的《瀚海潮》，正在冷湖油田的印刷厂里，陪着工人师傅检字，排版样，突然有一天，省文联的一个长途电话打到了冷湖，找我。
来电话的人自称是李振，说受省文联主席程秀山的指示，通知我于某月某日到省上参加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次文联委员扩大会议，并问我《瀚海潮》的出刊情况。我答应了，且说，一定带《瀚海潮》创刊号与会。
回到德令哈，我按指定的时间，带了20册还散发着油墨芳香的《瀚海潮》去参加了这个省文联委员的扩大会议。会上，代表们对《瀚海潮》创刊号给予了相当好的评价。报到的当天，刊物就被代表们全都抢完了。会议期间，时时有人会提到《瀚海潮》的创刊且进行评点，认为它是开放在旷古寂寞的柴达木盆地里的第一朵文学奇葩。甚至许多代表都把他们的稿子送到了我的房间。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当选为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正式代表，将于十一月晋京参会。
那年，我34岁，现在想起来，可真是年青呢。一行六人，从德令哈出发，经西宁，到兰州，抵成都，再南下西昌，途中，我和高澎、刘玉峰还去爬了峨眉山，在西昌与彝族兄弟州进行了文化交流，乘平底舟游邛海，深感那从未污染的湖水“一澈十丈清见底，水草鱼虾镜中诗”；又再重返成都，东去重庆，谒周公馆，看渣滓洞；再买舟南下，抵武汉，登黄鹤楼，远眺“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后继续东行，去南昌，游杭州，最终抵达上海。
到了上海，离全国第四届文代会开幕也就差不多了。
张站长问我：“小子，你坐过飞机吗？”我答：“粉碎‘四人帮’我才翻了身。哪有资格坐飞机啊！……”张站长说：“好。你好歹也是咱柴达木第一个参加全国文代会的晋京代表，我批准啦，买飞机票。坐飞机去北京开会！……”于是，我生平第一次坐了飞机，到了北京，与青海代表团会合。我们受到了比较特殊的待遇：住进“京西宾馆”。这是当年、也许现在也仍然是北京“最有资格”的宾馆。大家都知道，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就是在京西宾馆开的么……
1979年国家的经济还没有从“十年*”的灾难中恢复，正是积重难返，百废待兴，许多的商品匮乏难寻，供不应求，更别说还使用着许多票证呢。京西宾馆却不同，这里面的食品水果非常丰富，新鲜漂亮，惹得在北京有亲戚的朋友们，纷纷采买了去串门儿。最让人兴奋的是每餐都备有零拷的高档酒，茅台、五粮液、剑南春……应有尽有。于是，青海的酒友们欢颜大开。朱乃正，赵亦吾，陈士濂，王歌行，还有几位我不太熟悉的文艺界人士，大家组成了一个“二两专桌”，除了早餐，我们齐聚一桌，一人二两，真是大大地尝了美酒，过了酒瘾。当然，这是需要个人另付费，不属于会议餐。
然而，最让我难忘的是这次大会的解放思想和民主气氛，还有胡耀邦――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的工作作风。
1979年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会风很正，气氛民主，大家畅所欲言，各持己见，讨论热烈，简报频仍。
首先是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做的报告，那真是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好报告。在刚刚拨乱反正的形势下，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中国的改革方向与文艺发展的大政方针，当他讲到“不要横加干涉”时，全场暴发了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会后，各个协会的讨论，也是我至今见过的最热烈、最率直、最本真、最有效益的会议。
这也是一次真正的盛会――
“反右派”斗争被打下去的许多老作家、老诗人、老文艺家，丁铃、艾青、萧军、蹇先艾、王蒙们，在恢复了名誉之后，和“十年*”被抓进监狱的老作家、老诗人、老文艺家周扬、茅盾、夏衍、巴金、赵丹、陈荒煤们，还有刚刚冒尖叫响的陈新华、蒋子龙、刘新武、贾平凹们……齐齐地汇聚一堂，好不热闹！
我和蒋子龙是老朋友，他那时候的《乔厂长上任记》轰动全国，好评如潮。进了大会堂的主会场门口，我正要进会场，看见他站在那里东张西望，便问他：“你老哥站这儿干什么？”他一把拉住我的手说，“来来。咱哥们儿站在这儿看名人。”我笑说：“你现在火成这样儿，你就是名人。”他说：“咱算什么。真正的名人多的是哪！看，看。来了，来了……”只见那些白发叟，白发媪，残荷脸，菊花眼，大呼小叫，紧紧握手；你拥我抱，泪水盈盈。你拍着我的肩，我指着你的脸，熙熙攘攘，感叹连连！……那一种欢乐，那一种解放，那一种感慨，那一种释怀，不身临其境是真的不能理解的。令年青的我和蒋子龙非常感动。
会议开了十一天，也是自建国至今（2015）文学艺术界开过的最长的一次会议。
大会开过，各个协会再开自己的小会；因为作家协会的特殊思辨特点，作协的大会发言，竟然让其他协会的代表全都涌到了作协大会的现场，把走道，后场，门口，挤得水泄不通。
茅盾仍然以作协主席的身份主持会议，他老人家那年已是八十三岁的高龄了，但精神矍铄，极有风度――那真是一个人人心上开花的季节啊！许多代表的发言也极具特色。萧军开口第一句就是：“人家都叫我出土文物。”若得全场哈哈大笑；刘心武则非常认真地建议开展一场“反左”运动，让扣上“左派”帽子的“左派”分子，一律享受当年“右派”分子们在“反右”斗争之后和十年*中“享受”的待遇，他说到这儿，全场掌声雷动；周扬先生则在文代会上，作代会上，两次郑重其事地向那些被他整过的老作家、老艺术家表示道歉。但既便是这样，掌声也不热烈，只是礼貌性的回应罢了……许多代表的发言，都以切身体会，控诉了“四人帮”对中国文学艺术的败坏，他们高屋建瓴、睿智博学、针砭时弊、慷慨建言……常常让年青的我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长了不少见识。
新华书店――那时候也只有新华书店――在京西宾馆专门开了售书点，许多外面买不到的好书，全都送进来了，而且负责包邮。我只要有空，就去那里选书，前前后后，打包向德令哈寄了十五公斤的新版旧书。现在，放在我的书橱里的《莎士比亚全集》、《静静的顿河》、《红与黑》都是那次买的，值得我珍存。
许多刚刚创刊的刊物编辑们，也把他们最新出来的一两期刊物直接送到会议上来，人手一册。因为恰好买到了《艾青诗选》和《青春万岁》，便趁会议间隙，找到了艾青和王蒙，请他们签字留念。艾青边签字边说：“书有了么。还要我签什么字……”我笑答：“有几个拥有您的诗集的人，能够同时拥有您的签字啊！”艾青笑了，说“小朋友。好年青。好机敏。”那时候的作代会，代表们是随便坐的，我也再没移位，和他讲起了我的家庭情况和我的命运，艾青听了，用他那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的奇特目光看着我，说：“哦。‘反右运动’，不是一代人的苦难，也不是两代人的苦难，它是中华民族的苦难与悲剧……”
有一件趣事我至今记得清晰：显然，官高至周扬先生，那时候可能也不大进京西宾馆开会的吧。有天晚上，作协晚上还要开一个什么座谈发言会，我因为一些琐事比其他代表都去得晚一些，到了一楼走廊，已寂静无人，却见周扬穿了一件浅色的裁剪得十分得体的大衣，在走廊里茫然失措地踱步，我猜想他可能找不到开会的会场？便主动走上去问：“周先生，您是来参加作协的座谈发言会的吗？”他连忙点头说：“是的。是的。我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到会场上去……”我说：“我正好要去会场。那么，您就跟着我走吧。”他非常高兴地连连说“好，好，好。”拐过几道玻璃门，看得见灯光辉煌，有扩音器传来的声音，他笑着说：“这宾馆……好大……我搞不清方向呢。”我心里窃笑：敬爱的老先生，多少年了，您都没搞清方向呢……
我所以对全国第四届文代会有着那么深且清晰的记忆，盖因三十六年过去，我参加过大大小小的不知道多少次文学艺术家的会议――包括第五届全国文代会――我再也不曾像这一届文代会这样受到真正的感知与教育。
会议上的业余时间也是安排得满满的，不是电影，就是晚会，许多被压制了十几年的老艺术家纷纷亮相，表演了他们的“绝活”，骆玉笙、马三立、郭兰英、王昆、黄宗英……都充满激情上台献演，他们获得的掌声如海潮般起伏。甘肃省的大型舞剧《丝路花雨》、让杨丽萍一舞成名的《召树屯与喃木诺娜》都是在这次文代会上正式演出而轰动全国的。
会议中，我收到一个请柬：邓颖超大姐邀请我参加一个小型的座谈会。赴会后，才知道邓大姐是特别邀请各地扮演过周总理的演员、写过歌颂周总理的诗人们的一个聚会，她要表答对这些同志的感谢。邓大姐先讲话，她的声音朴实、亲切，她说：所以在晚上，不耽搁大家的会议时间，请你们来一坐，聊聊天，就是我自己非常感谢同志们在“四五运动”时对恩来同志的那一种支持与爱戴；粉碎“四人帮”后又有这么多的地方、这么多的电影、话剧、戏曲，描写了恩来同志的革命生涯。这在以前，我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今天，一杯茶，我以茶代酒，向大家表示衷心地感谢……
邓大姐的话一讲完，与会代表们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向邓大姐表示了敬意。许多扮演过周总理的演员们，激情万丈地抢着发言，有的诗人还当场朗诵了自己写的诗作。我知道自己是个小字辈，能出席这么高档的小型的聚会已属幸运，哪里还敢去发言？但我的心情也很激动，便在发给我的请柬的信封上写下了四句诗――
一个为人民献出一切的人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一个打着人民的旗号欺骗人民的人
人民很快就会抛弃
诗不好。却是我那时那刻的心声。
第四次文代会最隆重的三个项目，一是在人民大会堂听邓小平同志的报告，二和三就是参加国宴和与中央领导人合影。而这后面的两个项目，青海、新疆、西藏、甘肃等偏远省份的代表，都受到了大会的特别安排。国宴上我们的座次，离华国峰、胡耀邦的主桌很近，当华国峰等中央领导人鼓掌入座的时候，就从我们的桌子前面走过，许多代表都抢上前与领导人握手，领导人边走边握，来者不拒，非常亲切。我当然知道在代表团里，我也是个小字辈，所以，我只是站在原地鼓掌，表示我的敬意。
胡耀邦宴会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的率直、他的真诚、他的热情一次次被掌声打断；最后他说：为了表示对这次参加文代会的同志们的敬意和祝贺大会圆满成功，党中央决定为同志们举行国宴。现在，请华主席给大家讲话……
集体合影的时候，青海、新疆、西藏、甘肃等省份的代表仍然是被安排在离中央领导同志最近的位置，站在第一排的几位代表，就站在了中央几位负责同志的身后。这既是莫大的照顾，也是莫大的荣誉。
参加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代表大会，对于我，有许多“第一次”：
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进人民大会堂，第一次这么近的聆听我崇敬的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第一次参加国宴（据中国作协的朋友讲，中央领导同志在文代会上和代表们一起参加国宴，仅这一次。前无案例，后无继续。确实也是这样，我后来参加第五届文代会的时候，这种高规格的待遇就没有了。）第一次和中央领导人合影。
至今，我的书柜密码箱里，仍然珍存着第四次、第五次、还有和邓颖超大姐合影的三幅长卷照片。我所参加过的社会活动里，这是我最值得珍存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