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研究
刘恩强
内容提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国内外环境复杂，挑战更多，法治建设已成必然趋势。然而法治建设中，体制不顺，基础薄弱，氛围不浓等问题，与我们党提出的依法治国相违背。因此，在法治建设中政府应首当其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必须解决的大课题，它们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远发展，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广大人民幸福安康。 关键词：法治建设
践行
核心价值观
一、我国法治建设现状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早在公元前21世纪，中国就已经产生了奴隶制的习惯法。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中国开始制定成文法，出现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唐朝（618年－907年）时，中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封建法典，并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所传承和发展。中华法系成为世界独树一帜的法系，古老的中国为人类法制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为了改变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命运，一些仁人志士试图将近代西方国家的法治模式移植到中国，以实现变法图强的梦想。但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他们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逐步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从全面深化改革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当代中国奋发向前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方略愈加清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必须解决的大课题，它们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远发展，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广大人民幸福安康。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法治的地位和作用将更加彰显，法治必须且必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法治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了许多新思想，采取了许多新举措，取得了法治建设新成效。这就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里的“全面”，就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社会生活各方面、各环节，就是一视同仁、一以贯之，决不允许有法外之地和不受法律约束之人。
二、法治基础的瓶颈效应
商鞅变法首开中国法治建设之先河，随后也出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平等思想，清朝末期，一些仁人志士试图变法强国，然而几千年来得封建君主制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在中国法治谈法治无异于纸上谈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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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立后，中国法治建设才得以健康发展，但在法治建设进程中，仍面临两大瓶颈：
一是理论基础薄弱。截止2011年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了现行有效的法律240件，国务院共制定了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706件。由七个法律部门，三个层次法律法规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构成，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但仍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从宪法来说，我们现在最大的欠缺就是缺乏落实一些政治权利的若干法律制度；在经济法方面我们还欠缺宏观调控的法律；在行政法方面，“行政程序法”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程序正义往往代表法律的正义，如果没有行政程序方面的法律限制，那么它所做出来的决策就可能有问题等等。
二是立法存在缺陷：一是立法缺乏科学性。据《南方都市报》报导，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被江泽民称为“凤毛麟角”，她也是中国唯一一位从第一届连任到第十一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她说55年来“从没投过反对票，对党和国家一直拥护”。法律是一门严肃的学科，当人大代表更是一件关系到千千万万生灵的大事。在这里，我没有贬低申纪兰的意思，但其人格的高贵，并不能说明她有资格成为一个合格的人大代表。再比如社区矫正工作，2002年8月在上海率先试点，后来逐步全国铺开，但其法律依据呢？直到2011年刑法修正案
（八）首次将社区矫正纳入刑法，对判处管制、缓刑、假释的犯罪的，依法实行社区矫正。2012年，刑法诉讼法再次明确了社区矫正的范围和执行主体。社区矫正法仍然没有出台。目前社区矫正工作执行是两高两部制定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二是立法缺乏透明度。西方国家任何一个立法都有立法报告书，都是透明的。我们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只是一个法律委员会负责人报告这个分多少章节，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很粗糙，很粗线条的。三是授权立法的缺陷性。授权立法在市场经济的初期是有一定道理的，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还没有多少经验，所以授权国务院可以在某些领域自己制定一些规则。但是后来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大了，部门立法等于说是授权给国务院各个部门自己来起草法律，铁路法当然是铁道部来制定，环保法当然是环保局来制定。每一个部门的立法都有局限性，因为它有部门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摆脱部门的利益就很困难了，因为我们国家过去也有过专家立法，但是终究这些专家并不是这些部门的实际管理者、操作者，所以专家起草的条文往往会脱离实际，不能够被实际所接受。
三、法治实践的多米洛效应
东北汉子周起财因为地产商以暴力强行拆迁，放火烧房，周母在此过程不明不白死亡而试图以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在四年里，起诉了7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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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机关，周起财的带孝之诉也让人震撼。周起财四方奔走，耗资几十万，他几乎在所有环节上都依靠合法程序，可是几乎所有努力都在程序的非法操作中化为乌有。周起财遇到了一面铜墙铁壁，是最具典型意义的行政执法图景之一。本案从一开始就因为南岗区公安局不作为而引发了四年来一系列的行政诉讼案件，我们无法猜度南岗区政府一系列违法行为是否与黑社会有关。但是可以看到南岗区公安局的第一次行政不作为以后，各级政府的某些部门连续发生了12次重要的行政不作为或者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南岗区法院、哈尔滨市中级法院在最初的案件审理中都违反法定程序枉法裁判，周起财仅有一次要求哈尔滨市检察院立案，检察院也未予理睬，哈尔滨市中级法院至今已有三次违反法定程序的枉法行为，周起财冲破重重阻力固然有其自身坚忍不拔的精神起作用，但是如果没有中央政府、黑龙江省政府的干预，1998年12月10日黑龙江省高院的公正司法和1999年1月21日哈尔滨道里区法院的重审就很难发生。在如此众多的有法不依行为中，只要周起财气馁了，或者上级的干预毫无作用，那么上述任何一项违法行为都足以使此案不了了之
由于部门利益的作祟，有法不依的行为会成为相关利益者纷纷效仿的行为，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只要倒下第一块，最后一块也会倒下。然而，“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可否认，同立法取得巨大成就相比，我们在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现实生活中，不懂法、不尊法，以身试法、知法犯法;搞变通、打折扣，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随大溜、存侥幸，视法律为儿戏，藐视、践踏法律等现象和行为皆有之。这不仅影响经济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而且损害公平正义和人民利益。
四、法治氛围的对比效应
法治建设需要良好的法治氛围，从历史、国外、个案的对比来看，我国的法治建设还需要一个长久的过程。乾隆和华盛顿，两个同在1799年去世的人身上的现代性实在相差太大。大而言之，这也就是两个国家的现代性。
大清帝国前后延续了268年，总共有10个皇帝。康熙、雍正、乾隆在位的100多年被称为康乾盛世，然而站在人类发展史的角度上，这所谓的盛世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17世纪中期以后，历史开始跑步前进。其后的100多年，正好是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工农业产量成百倍、千倍增加。与此同时，政治文明的进步同样迅猛，西方各国人民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了法律的笼子里。
乾隆留给儿子嘉庆两个重要的“遗产”：一是百年康乾盛世的巨大光环，二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贪官、也是当时的全球首富和珅。在地球的另一端，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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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华盛顿去世的时候，留下的是另外两份遗产：《独立宣言》、《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在宪法中，起草者明确了制定宪法的两个目的——限制政府的权利和保障人民的自由。
乾隆留下来的两份遗产，经过两百多年的历史演变，“康乾盛世”的光环反而成为阻碍社会变革的“精神枷锁”，一个和珅倒下了，千千万万的和珅在成长。现今的中国，即使经济再如何实现“腾飞”，物质生活再如何“富裕”，均经受不起现有制度下和珅们的侵蚀，人民得不到多少好处。政府的权力高高在上，无边无际，没有受到任何束缚，人民没有享受到彻底的自由，真真正正地当家作主。事实证明，社会越是发展越需要法治，法治不能仅仅停留在观念上，必须落实到行动中。
五、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法治政府之我见
一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一种观念的改变，也不仅仅是几个人的责任，这一切都需要全社会上下全员参与，尤其是政府，要身先士卒，率先垂范，自觉践行依法治国。“惟有信念，才能坚持；惟有实干，才能成事”。
1、推进“公正司法、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行政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成为维护公共利益的有效工具，又可能成为侵害公民个人权利的手段。要确保行政权力的设立和运作真正顺民心、合民意，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最根本的还是要用法律法规来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真正做到依法“治”官、依法“治”权。
一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为经济建设服务；恪守信赖保护原则。确保行政机关公布的信息必须全面、准确、真实；行政机关发布的政策和作出的决定要保持相对稳定，不能朝令夕改；确需改变的要尽可能给相对人合理的预期，由此造成相对人受损害的，行政机关要依法予以补偿；坚持公开透明原则。凡是需要老百姓知晓执行的政策、决定都要公开；凡是老百姓比较关注且需要他们遵守执行的政策，在制定和执行中应当多听老百姓的意见。公开透明还要求行政机关的信息资源应当尽量共享，这是树立规则权威、克服部门保护主义、精简机构、提高行政效率的基础；建立规则导向型的管理方式。即在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之间，注重间接管理；在静态管理和动态管理之间，注重动态管理；在事前管理和事后管理之间，注重事后管理；在管理与服务之间，注重服务。
二是提高制度建设质量。提高制度建设质量，首先要科学安排制度建设项目。要统筹考虑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在继续加强有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方面制度建设的同时，更加重视有关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的制度建设。制度是要解决问题的，是反复、普遍适用的。对需要用制度调整的事项，也要作出适时地调整。其次，要确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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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建设的科学性。只有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把握规律，才能确保制度建设的质量。再次，要提高公众对制度建设的参与程度。要建立公开征求意见和听证制度、制度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专家咨询制度、争议协调制度和定期清理制度，以保证制度建设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三是理顺执法体制。就行政机关而言，确保法律实施，需要从理顺体制、完善机制着手，需重点解决以下问题：（1）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要相对集中行政执法权，积极探索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行政许可权，推进综合执法试点。要减少行政执法层次，改变行政执法 “上下一般粗”的状况。要使行政执法权与执法者的利益彻底脱钩，执法经费必须予以保障。要下大力气建设清正廉洁、专业化的高素质的执法队伍。（2）行政机关必须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必须做到既不失职又不越权，严格按程序办事。要克服“运动式”执法的弊端。要公平、公正执法，平等对待当事人，不得滥用权力。在执法过程中，应当依法保障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3）要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制度。行政执法是一项重要的行政权力，应当由行政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未经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不得行使行政执法权。（4）要健全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这是确保法律实施的重要举措。（5）要强化对行政执法的监督。要积极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探索行政执法绩效评估和奖惩办法；要强化行政复议监督；要加强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要强化社会监督，完善群众举报违法行为的制度，高度重视新闻舆论监督。六是要严格执行行政赔偿和补偿制度。
四是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素养 。法律素养的提高是一个漫长过程。当前，培养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素养需要把握以下几点：（1）掌握法律知识，既包括规范行政机关共同行为的普通法律知识，也包括各行政机关从事本部门工作的部门专业法律知识。通过掌握这些知识，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知道手中的权力从哪里来，权力边界在哪里。（2）培养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对法律的信仰与忠诚。法律不仅是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且也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3）培育法律思维的能力，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能用法律思维研究情况、分析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2、完善监督问责体系，建设“责任政府”。群众知道的法律和权利越多，但不能兑现的失望感也越重，反而可能削弱法律权威，进而削弱政府的诚信。因此，首先要建立自下而上、由公民到政府的真正有效的问责制度，并贯穿到日常的行政管理中去。要使问责制度常态化，并成为悬在每个官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让官员提高责任意识、风险意识、民本意识，切实依法行政，心有忌惮，减少乱作为、不作为。同时也要防止大量被问责官员风头过后移地为官的制度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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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让问责制在构建官员能上能下、优胜劣汰的有效机制中发挥作用。其次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行问责制，昭示着政府运作模式的转型和变迁，通过责任机制的约束和具体责任的追究，唤起政府官员对自身权力来源、权力行使的宗旨和如何行使手中权力的深刻认识和反省，并内化于政府日常工作中，转化为对人民负责的自觉行动。通过完善问责制度，使其规范化和制度化，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服务型政府的政体改革，更加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3、服务民生，保障民权，建设“服务政府”。 民生工作是政府的大事，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老人、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尤为突出。加强民生工作，强化政府服务职能。把扶助弱势群体纳入法制轨道，切实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加大对经济确有困难群众的司法救济力度，引导群众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诉求。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扩大受援面，做到应援尽援。
4、规范制约公共权力、建设“廉洁政府”。以强化人大监督为重点，构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有机结合的全方位监督体系，完善制度，规范程序，加强监督，保证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5、化解矛盾纠纷，建设“和谐政府”。在全面开展矛盾纠纷排查的基础上，创新矛盾调解方式，要由单兵作战逐步向联动调处转变，逐步形成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统筹协调，相互策应、有序运作、功能互补的“三调联动”机制；要由部门作战逐步向联合调处转变，逐步形成“医患”、“交通”、“劳动争议”、“边界矛盾纠纷”等以职能部门为主，多部门配合的“大调解”机制。
6、推行政务公开，建设“阳光政府”。大力推行政务公开，我们应结合实际着重抓好如下六个“公开”：一是政府文件公开。行政机关所制定的一般性政策法规，都应在报刊或政府网站上公开，公众可以查阅和复制。二是决策过程公开。凡政府的重大决策事项都要公开，广泛征求意见，实行科学民主决策。三是政务活动公开。政府各部门的各项重大业务活动、建筑工程、重大财政开支以及其他政府的重大事项要采取适当的形式，接受群众监督，从源头上防止违法乱纪行为发生。四是办事程序公开。政府各部门都要在本单位最显眼的地方将办事程序公开，方便群众办事及监督，并实行首问负责制和“面对面”直接办事，使群众感到平等、亲切、公正、透明。五是收费公开。要实行一个“窗口”收费，收费项目、标准要经过审批，向社会公开，使群众清清楚楚交费，明明白白办事。六是处理结果公开。凡是决策、办事、处理问题等，其结果要公开，给群众一个交代，即使暂时不能解决的，也要给群众解释清楚，真正树立“阳光政府“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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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与深厚法律文化传统的国家，如果我们能够在总结中国固有法律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弘扬中华民族的和谐、团结、互助、注重个人道德修养、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优良传统，自觉践行依法治国，开辟出一条融合中国优秀的法律文化传统与西方法治精神于一体的独特的中国法治之路，那不但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对人类法治文明的贡献。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愿望，符合我国法治建设的趋势，必将为我国法治建设注入新的强大动力，也必将使社会主义中国行稳致远、走向繁荣昌盛，让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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