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文化格调
主持人：沈卫星
文艺，理应是人类审美地把握世界，但时下却出现了一种迎合低级趣味、满足刺激受众感官的非艺术非审美的媚俗倾向。
主持人：在有目共睹的文艺繁荣兴旺的同时，一股粗劣、低俗、洋奴的文化气息也阵阵袭来，并渐渐弥漫在我们生活的周围，构成了与作为文化而存在的进步健康的意义，与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特有审美情趣迥然相异的景观。今天，就请几位专家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
雷达：的确，就我的眼界所及，我觉得有一些作品和现象确实存在格调低下的问题。如一些所谓新历史小说和影视中的清宫戏、唐宫戏、民国戏就非常风靡，也许数量多不算什么，真正的问题是，有些作品把皇权思想、人治思想、专制思想抬得很高，奴才味儿很浓，把一些皇帝搞得可亲可敬，十分的高大全，这就不对了。我倒不是用批帝王将相的老眼光苛求它们，而是它们与21世纪人类文明的大趋势和现代化进程未免太不协调。但就是改变不了，据说因为老百姓欢迎。再比如，一些侦破性、法制性的文学或影视作品，暴露罪恶淋漓尽致，杀得血淋淋，很富感官刺激，有的已经滑向诲淫诲盗的边缘。还有，反贪小说的风行总体看是大好事，也出了不少好作品，但也有在反腐名义下对腐朽的东西采取谐谑的游戏态度的，或者堆砌大量荤段子，这就把一场极严肃的斗争化为笑谈，不惟态度不端正，更谈不上什么力度。
仲呈祥：对此我也深有同感。艺坛，顾名思义，理应是人类艺术地即审美地把握世界的圣坛。但时下由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艺坛出现了一股迎合低级趣味、满足刺激受众感官的非艺术非审美的媚俗倾向。如荧屏接连出现了10余部描写男女两性关系题材的长篇电视剧。其中不乏有置社会道德规范于不顾，公开渴望婚外\"激情\"的；又如，某省电视台的综艺节目中，居然让两男两女去抢睡一张床，结果出现了一对男女抢睡到同一张床上，主持人还故作斥责\"你们怎么在光天化日之下干出这种事\"的闹剧；再如美术界，竟有自称\"行为艺术家\"的人当众剖开牛腹，自己钻将进去，然后让人缝合起来，鲜血淋淋，惨不忍睹，还名之为《娘胎》……
冯骥才：如果把目光更扩大一些的话，我们每天一出门看到的城市面貌，尽管较以前得到迅速的发展，但依旧能看到与之不相称的粗劣的新建筑，庸俗的街景，脏乱的匾牌，等等。在一些小区，其审美是由开发商决定的，其结果可想而知。尤其什么罗马花园，美国小镇，威尼斯小区等，触目皆是，一种伪豪华、充满享乐主义的气息扑面而来。还有一些旅游景点的解说词中，充斥着封建、迷信、落后的色彩。走在大街上，各种店铺的名称粗俗不堪，什么王二哥，小老大。多姿多彩的民居和古镇正在变成廉价的、不伦不类的所谓小洋楼，连农村也是遍地这种小洋楼。这些都透出文化上的低俗和缺乏主体性。
尽管对于\"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文化主流来说，这股非审美媚俗文化倾向，还只是支流，但影响大，且有蔓延之势，不可小视。
主持人：一些文艺工作者逐渐对社会流俗无奈屈从，甘心泯灭自己的创作理想，肯于降志屈身，随俗俯仰，与世浮沉。尤其是在一些综艺性节目中，有关人的精神情感、性格气质、价值取向渐渐迷失。
仲呈祥：上述的描述，足以说明当今确实出现了一股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非审美媚俗文化。尽管它们对于\"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审美文化主流来说，还只是支流，但影响大，且有蔓延之势，不可小视。今天，我们的主流是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传统美德的颂扬和呼唤，但中华民族毕竟有过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传统，有过一百多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影响，还有过十年\"*\"浩劫的遗患，因此，在当今人民群众的文化鉴赏心理中，确实还残留着某些落后的、愚昧的和不健康的东西。对这股非审美媚俗文化消极顺应，势必强化群体鉴赏心理中的不良一面，而它又反过来又助长了这股非审美的媚俗文化。
雷达：就拿\"美女作家\"的风靡来说，这很让人费解，文学是看作品好坏的，与写作者本人的相貌能有多大关系呢，但有些人总是乐此不疲，偏在这上面大做文章，\"美女作家\"闪亮登场啊什么的。当然他们兜售的并非仅仅是容貌，主要还是某些炫耀式的性经历，对性事的渲染，或标榜\"用身体写作\"之类。我看到一位女评论家就此提出批评，文章题目是\"警惕新的文学红灯区\"，很好。我个人认为，要把必要的道德约束与扼杀人性区别开来，一切皆开禁，一切迎合欲望，屈从欲望，不是人性复归的证明和尊重人性的表现，因为欲望不等于就是人性。
黄式宪：在时下的电视媒体空间，任何一个对于文化风向变化稍稍具有一定敏悟性的人，都不难切身地感受到，一种以\"生产快乐\"为标榜却解构了任何精神、价值思考的\"纯粹消费性的快餐文化\"，正广为传播。所谓的\"戏说风\"、\"豪华风\"、\"滥情风\"，正一度而再度地漫卷我们的荧屏。面对此情此景，正是：\"几家哟欢喜几家哟愁\"。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种倾向归咎于大众文化，而应该归因于有人借大众文化来抛售低级趣味。
主持人：由大众文化中产生的这类格调低俗现象，当然会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根源的。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雷达：为什么现在格调问题变得比较突出呢？事实上，不是现在变得突出，而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创作中的格调问题一直比较突出，我认为这是文化转型和价值重建的过渡期中产生的必然现象。随着市场化、商品化、城市化潮流对人们日常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的深刻影响，随着实惠化消费化倾向的膨胀，文艺上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大众文化的全面登堂入室和文艺的消遣、娱乐、休闲功能的上升。在审美意识方面，则呈现出世俗化、日常化、平民化等特点。当然，这些并不意味着格调一定有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当我们在向市场靠拢时，当我们在大力肯定人的商业化操作下从事写作时，当我们片面追求\"上座率\"、\"发行量\"和寻找所谓\"卖点\"时，当我们热衷于追求新奇、刺激、有趣时，往往可能会出现冲淡甚至放弃对人的精神价值，对高尚道德理想，对人性全面发展，对人的终极关怀的追求的倾向。与此同时，在某些作品中，还会出现对纵欲主义、颓废主义、虚无主义、享乐主义的有意无意的放任和玩赏的态度。当然，文艺的思想意义是分层次的，侧重于娱乐性的作品有它应有的位置，格调未必低，这里并没有要大家都绷起面孔说教或玩深沉的意思。
冯骥才：其实，说到文化格调问题，还有其更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和民族心理原因。清代300年，是文化品格逐渐下降和粗鄙化的过程。如果说家具是一种文化的话，明代是高峰，到了清代就粗鄙不堪。\"五四\"运动以后，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财富没有精心整理。\"*\"中的文化更是成了革命对象。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又凭借电子产品等大举进入我国，年轻人一下子感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这样，没有任何准备的民族文化受到冲击是理所当然的，今天娱乐文化上的低格调就是盲目追逐模仿西方的结果。另外，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的农民意识，封建皇帝在改朝换代时总要跟前一代彻底决绝，总认为自己才是开天辟地，这都导致了民族文化难以有深厚的影响力，而只是碎片。
黄式宪：倘若沉静下来思索一番，则不难发现，在这种现象的背后，恰恰深藏着一些耐人寻味的、具有本质性的东西，其一是一些媒体以急功近利的广告收益为\"驱动力\"的媚俗倾向，其二则是在一些媒体丧失自身主体性的前提下，广大受众\"感官式的视觉文化消费性\"导致\"欲望的膨胀\"而一发不可收拾。
我们提倡文化的多样化，但前提是作为文化生产和传播者，不能放弃对受众作为\"领航角色\"的责任。
主持人：广大受众尤其是青少年如果沉浸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形成有关美丑对错的价值观念，并以这样的方式确立自己与当代社会秩序和体制的关系，这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黄式宪：在一些文艺作品中，连篇累牍地呈现出所谓\"都市生活情感，世纪之交的欲望\"的私密化景观，而留给影视受众的人文空间，却又微乎其微，其后果便是：感官与精神的日渐失衡，欲望的膨胀与道德文明的陷落。特别是那些五光十色的\"综艺性栏目\"里，当看到那些庸俗、低级的\"搞笑游戏\"时，简直难以令人卒睹，而见主持人带领着在场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面对此等景观，真为这些被无端领进此等\"娱乐场\"，听人摆布、任人愚弄、供人笑乐的男孩、女孩今后的成长而感到忧虑。我们的孩子们在智慧的开发、情操的冶炼、人格的培育上，又有多少生长的空间呢。
雷达：都市文学的兴盛，使文学的商品化、时尚化比较严重，正如有人形容的\"写口红，写手袋，写时装，时尚散文风行；演秘书，演老板，演大腕，白领电视走俏\"，这格调自然不高了。还比如，出版业的恶性炒作现象，直接影响文艺产品的格调，最近神童作家，娃娃文学，少年写手，低龄化写作，少年写作成人化等口号非常时髦。我认为善于在儿童中发现人才是好事情，不必苛求，更不必大惊小怪，也别动不动就说是\"伤仲永\"之类，但麻烦的是孩子身后的某些炒作者，看到销路好，就拼命拉小孩的稿子，与媒体联手，制造热点，达到赚钱的目的。在12岁小女孩的长篇小说里出现了\"我找的男朋友要富贵如比哥（盖茨），潇洒如马哥（周润发）\"固然不好，但孩子说的也许是实话，责任应由社会的文化环境和大人们来负。
黄式宪：由媒体的\"媚俗\"与受众在\"快乐诱惑\"下的\"欲望的膨胀\"，两者相依共生，在以商业性操作的类型化、流行化电视剧创作的层面上，乃渐渐形成一种可名之为\"文化想象缺席\"的\"感官的盛宴\"。这类\"感官的盛宴\"，大体不外如下几种市场屡试屡爽的模式：一曰\"搞笑剧\"，这类\"戏说搞笑\"的作品，一部、两部倒也无关痛痒，怕的是陈陈相因成了\"时尚\"、成了\"风气\"，那么，所有的历史俱遭解构，这些看\"格格剧\"长大的孩子，将来还能严肃地面对我们的历史或现实么？二曰\"武侠剧\"，有识者不禁为此忧心忡忡，这类剧中崇尚、礼赞的所谓\"江湖义气\"，所谓效忠\"山头\"、效忠霸主的盲目的\"英雄主义\"，恰恰散发着封建主义的陈腐气息。这对于那些少不更事、童蒙未开的孩子们的文化心理的正常发育，显然是无一益而有百害的。三曰时尚化的\"青春偶像剧\"，它们独独缺少对生活\"慧眼独具\"的发现，缺少历史感和现实感，缺少真切的生命体验和人生况味，那些如痴如醉的青少年\"偶像剧迷\"们，何处去寻觅自己的社会身份和脚踏实地的人生之路。
仲呈祥：这股非审美媚俗文化完全悖离了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放弃了文艺的神圣使命和社会责任。它不是着意于提高全民族整体精神素质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而是在赵公元帅指挥下迎合低级情趣和不健康的欣赏心理，与先进文化和优秀作品争夺受众，宣扬以追求感官享受为人生内容、以\"跟着感觉走\"为人生哲学，造就一种浅薄、浮躁、油滑、媚俗的群体性鉴赏习惯，营造一种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求相悖的贪图私利、寻欢作乐、玩物丧志的文化氛围。上述种种不健康的文艺作品，作用于执政党中的意志薄弱者，很可能导引他们走向赖昌星们的\"红楼\"，走向腐败堕落；作用于广大受众，将败坏国民的审美修养和精神素质。
时代对文化的需求空前提高了，各种需求也从未变得这样多样化。但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放任式的\"并存\"，或把\"并存\"当终极目的。
主持人：中国文化人的优秀传统非常宝贵，他们为社会进步奔走呼号的情景至为动人。文化若不能作用于世道人心，将最终剩下的只能是消遣和涂抹。今天，有些文化人却正在毫不可惜地放弃自己的优秀民族文化，同时也轻率地对待正在被创造着的文化。
冯骥才：一个民族对待自己的文化如此轻率是很可怕的。中华民族有非常优秀的文化宝藏，有很多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挖掘利用，如汉唐文化宝库就没有很好地去打开。东方知识分子有责任解释好东方文明。江总书记在\"三个代表\"中，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非常有眼光的。民族文化是和民族精神联在一起的。加入WTO以后，外来文化将更加冲击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不能再进入人家的游戏规则，文化是自己民族的王牌。要知道，文化一旦断裂后，要重新树立文化情感是很困难的。
雷达：文艺创作和文艺产品的生产，从来都有个格调问题，但我认为，在今天，我们如果不正视它，不认真抓一抓，就会影响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影响到能否真正给人民提供丰美的精神食粮。过去从\"左\"的眼光出发，动不动指责别人格调低下，当然让人反感，而且只能阻抑文艺的真正繁荣。但是也不能走向另一种极端，连对艺术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低、美丑、精粗、文野都不敢讲了，连分一分精品与庸品的勇气都没有了，以为一讲格调高低就是打棍子，那样下去也很可怕。在艺术问题上，我赞成多样共生，海纳百川，只有多种流派、风格、样式、方法的相互激荡和互补，才是艺术发展的坦途。但不能仅仅满足于放任式的\"并存\"，或把\"并存\"当终极目的，艺术毕竟有它的客观标准，我看格调问题就是重要的衡估标准之一。艺术没有鉴别，比较，必要的批评甚至批判（科学意义上的），怎么向前发展？事实上，由于对格调问题谈得不深入，对格调低下、粗制滥造的作品缺乏击中要害的剖析，时间长了，无论读者还是批评家，都会像舌苔太厚丧失味觉一样，分不清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了。鱼龙混杂，精华与糟粕一锅煮，无所谓好，也无所谓不好，大家在一片叫好声中和光共尘，这是很可悲的。
单纯：柏拉图在《会饮篇》中说：\"世间有些人在心灵方面比在身体方面还更富于生殖力，长于孕育心灵所特宜孕育的东西。这是什么呢？它就是思想智慧以及其他心灵的美质。一切诗人以及各行技艺中的发明人都属于这类生殖者。但是最高最美的思想智慧是用于齐家治国的，它的品质通常叫做中和与正义。\"在目前这个社会的转型期，每个行业的人都面临素质提高的问题。文艺工作者首先应当提高个人素质，因为社会要求他们有垂范人伦的责任，特别是\"星级\"文艺工作者，他们对大批青少年\"追星族\"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示范作用。他们应当用自己的作品或形象为社会去探讨价值标准，有责任去思考社会公义并以身载道。
雷达：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市场法则与审美规律的关系，仍是解决格调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不能无视市场法则，也不能无视文艺作品主动塑造读者的能量。\"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它们的关系是互相制约，互为促进的。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但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文学艺术提高全民族道德情操和重铸民族灵魂的责任。现在不少趣味低级的东西，大都是假借\"满足最广大读者的阅读趣味\"名义出来的。
文艺工作者理应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激发诗情画意，以世界的眼光捕捉创作灵感，从而以优秀作品提升人民大众的整体素质。
主持人：作为文化人，不能回避自己承担的那份感世忧时的责任。时代要求他们自觉地对社会作出关注和承诺。
冯骥才：保持对文化的尊严就是一种爱国主义的体现。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中蕴含有最深的民族情感。有了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的自尊，就不可能不爱国。世界上许多国家对自己的文化是那样地挚爱。如果文化松懈后，国家感也就淡漠了，就没有事业心，责任心，就走向极端个人主义，自私，没有公众精神。对于责任感的藐视，极不可取。责任感是人的良知，是文化人的存在价值所在，它体现民族的良知。今天，知识分子应当站出来，负责任地去进行一次文化的精致和校正。
雷达：其实，格调的高低与写什么没有必然的直接联系，不能说写世俗小市民的，新言情新武侠的，格调就一定不高。格调的高低与体裁样式也没有直接联系，不能说通俗文艺，大众文化，格调就一定不高，纯文学就一定高。事实上在有的纯文学作家笔下，不是也有格调很低的东西出来么。问题的关键仍在于\"怎么写\"，怎样处理题材，作家艺术家把怎样的价值观、审美观、哲学观寄寓和渗透在其形象世界中。那么究竟什么与格调问题关系最密切呢？我认为，作品的格调与作家的人格精神的高度直接有关，甚至可以说，作家的道德情操、审美趣味有多高，他作品中的格调就有多高。当然，人格与风格，人品与文品分离的现象也不少，大体而言，人格决定文格这话是没错的。
单纯：经济学中有个\"劣币逐良币\"的\"格鲁什姆定理\"，就是说人们不能等待市场被彻底破坏了、无法进行正常的商品交换了才来整顿市场，打击劣币，那样社会的成本就太高了，没有一个正常的社会能承受这样高昂的代价。文化市场也一样，受众也不能等待低劣的文艺作品已经败坏了整个市场才起来纠正它，而是未雨绸缪，接受各个方面的批评。我们不能以为只要有市场就可以不接受批评，因为回避批评的市场很可能是个假的、短期的市场，低劣的作品也可能在某个时期有某些受众，但是我们还应记住林肯说过的那句至理名言：\"你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某些人；你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你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明星以及他们的作品都要面临持久的受众市场，那就非要具备止于至善的精神不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法乎其中，风斯下矣。\"要求作品的格调高雅并不是说每件具体的作品都得达到这个标准才行，而是说我们要确立一种文艺创作的价值取向。如其不然，反以作品或人品的格调低劣为荣，投好某些暂时的受众市场，这样的文艺作品绝对长不了。
黄式宪：电视剧作为一门诉诸形象、诉诸心灵的现代大众艺术，其商品属性显然不应被无限膨胀，还是要兼顾到它作为精神文化产品的一面，应坚持\"寓教于乐\"，使之在感官与精神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不应忽略媒体所担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使命和责任。我认为，克服媚俗弊端，首先应当强调媒体的\"自省\"、\"自律\"、\"自重\"。所谓\"自省\"，就是要敢于面对自己的失误；所谓\"自律\"，就是要在\"当下、终极\"之间突出人文的终极关怀，而不是一味地去炮制所谓的\"感官盛宴\"；而所谓\"自重\"，就是要注重媒体自身的文化品格和形象。
仲呈祥：伴随社会的进步，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日益多样化，这是历史的必然。只要是健康无害的，都应给予一席位置。但我们首要的还是大力倡导能凝聚和激励全民族的审美文化，惟此，才有资格进入先进文化的行列，才能完成文艺工作者的神圣使命。文艺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理应自觉地从人民群众和时代前进的脚步声中获取力量，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激发诗情画意，从世界范围的眼光捕捉创作灵感，从而创作出优秀作品，导引受众超越世俗，升腾到人类精神和理性应有的审美殿堂，提升人民大众的整体素质。
《光明日报》2002年1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