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掖特色文化鉴赏系列之
节日民俗是秦腔在河西走廊传播与发展的社会基础
任积泉 王国华
以观众与演员当场交流为特点的戏剧，从诞生那天起，就开始寻找尽可能多地吸引观众的方法和途径。
在我国古代，古典戏曲从降生到繁荣，一直遭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冷遇和摧残。在封建统治者看来，戏曲的内容是“诲淫”、“诲盗”两端，聚众演戏不仅影响农事，浪费钱财，而且伤风败俗，扰乱人心，甚至可能导致社会*。因此，从元代开始，历代封建王朝都颁布过禁毁戏曲的法令，府、州、县地方政权亦从其恶。虽然封建统治阶级穷奢极侈，拼命追求声色之娱，宫廷蓄养优伶乃至戏班并不鲜见，但绝大多数权贵却贱视戏曲，他们不但不肯“屈尊”出面组织面向大众的戏剧演出，而且对民间敛钱演戏也要横加干涉。古时，上流社会中人，不但不能与倡优交往，甚至连进入剧场看戏都要被视为“非礼”，有的甚至可能因此受到严厉的惩罚。清代有的皇帝就曾规定，满族官员一律不准登台唱戏，改装潜入戏园看戏者，要革职或流放。
尽管如此，戏曲却屡禁不止。相反，它在下层群众中的传播极为广泛、深入。古时，几乎没有人不会哼几句戏文的。在中国西北，恐怕没有哪一种戏曲像秦腔那样拥有那么多的观众，没有哪一种戏曲能够像秦腔那样深入人心，对人民大众的生活发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几百年以来，戏台一直是广大民众的“精神中心”。那么，受到封建皇权禁绝的戏曲，是凭借什么得以广泛传播的呢？从演出的角度考察，秦腔戏曲文化的深入传播，主要不是得力于居高临下的宫廷，而是得力于约定俗成的民间节日。“观戏场”是劳动人民节日生活的重要内容，节日是连接戏曲消费和生产、传播戏曲文化的重要媒介。这一传播媒介反过来对秦腔的艺术面貌发生影响，制约着秦腔戏曲艺术的生产。
节日在人民大众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重视节日是历代皆然的风俗习惯。《东京梦华录·冬至》载：“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庆贺往来，一如年节。”此外，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以及各地的庙会、神诞等，都是备受古人重视的传统节日。单从节日消费这一侧面就能看出劳动人民对节日的重视。平时十分节俭的人，一到重要的节日就把辛辛苦苦积蓄起来的钱财花个精光，有的甚至不惜借债过节。似乎一年忙到头，就是为了那几天，这种情况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大的改变。
古人重视节日的原因，首先是因为节日与原始信仰有密切关系。河西走廊民间节日大多有信仰背景。腊月二十三的灶君升天节以及名目繁多的神诞等显然与鬼神信仰直接相关；二月二的龙抬头节、五月初五的端午节与龙崇拜有关；七夕节、中秋节与星月崇拜有关；寒食节与火崇拜有关；腊八节、清明节与祖先崇拜有关；上巳节、重阳节与逐疫驱鬼的巫术有关；社日（春社、秋社）与土地崇拜有关。从节日禁忌远多于平时，也可以看出节日与原始信仰的关系。原始信仰是一股巨大的心理驱动力，它能深刻而持久地左右人们的行为。劳动群众对节日异乎寻常的重视，与这种神秘的驱动力不是没有关系的。古人重视节日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节日与农事相互关联。我国古代以农立国，对农事影响最大的因素莫过于“农时”——亦即节气。不违时逆令，对于农业能否获得丰收，甚至对社会的安定，都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吕氏春秋》载：“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寇戎来征；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可见，顺时行事，知所避就，则物丰人寿，国泰民安；违时逆令，则天灾人祸，国乃有恐。节气并不等于节日，但在我国，节日大多具有划分农时的作用，有的传统节日（譬如清明、冬至）本身就是重要的节气，俗有“冬至大如年”之说，所以我国有不少地方至今仍把节日叫做“节气”。古人重视节日的又一个原因是节日有调节生活的重要功能。节日是生活航船追寻的一个个目标，每个节日都富有不同的无从言说的神秘的吸引力，激励人们一次次地鼓起远航的生命之帆。节日又好像是歇脚的驿站和停泊的港湾，紧张而疲惫的人生之旅有了周期性的顿歇，呈现出一张一弛的鲜明节奏。孔子曾就当时乡民借蜡祭狂欢的情形，阐明节日的作用说：“百日之劳，一日之乐……张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节日相对于平时，虽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它对人生却是极其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短暂的娱乐和松弛冲淡消除了长久的紧张和疲劳，距离不等的节日一次又一次地打破旧有平衡，使平淡无奇的生活出现一个又一个令人兴奋的波澜，使枯燥漫长的岁月增添了许多诱人的生活情趣。假如生活中没有节日，人们会觉得人生灰暗、平淡、死气沉沉、缺少色彩，似乎是行进在一望无涯的沙漠上，倍感吃力、沉闷、疲乏。
节日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大众的节日，如春节、元宵、春社、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秋社、冬至、腊日等；一类是个人的节日，如诞辰、成年、婚娶、逝世等。河西走廊的节日大多有多重功能，它既是商品贸易的集会，又是文化娱乐的竞赛，也是探亲访友的社交。节日“观戏场”是节日民俗中的重要内容。节日对戏曲艺术的生产和消费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正如孔子所说，平时的生产活动是“百日之劳”，节日的休息和娱乐是“一日之乐”。“乐”是节日的主要特征。它之所以深深地吸引着每一个人，也正在于此。“乐”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每个节日都有独特的内容和不同的方式。元宵以观灯为乐，中秋以赏月为乐，重阳以登高为乐，除夕以守岁为乐。但是，节日之乐又有共同的内容和形式。“图热闹”是古代劳动群众的普遍要求，也是绝大多数节日所追求的共同目标。每逢节日，人们总想到人多的地方去，即使无所观赏，“人看人”亦不失为一乐。我国封建社会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他们多为生计所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居住极端分散，社交活动极不方便。有许多农民一生的活动范围没有超出数十公里。他们不是像拥挤不堪的现代大都市里的居民那样，追求宁静，喜爱独处，而是迫切地希望交流，希望和平时难得见面的众多的人一起娱乐。但是，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他们多半不能用亲自参与的方式以自娱，而是习惯于到一个热热闹闹的地方去，站在一旁有滋有味地观看别人表演。所以俗语说，“庄稼人要得乐，看戏耍社火。”观赏取乐的习俗限制了自娱性活动的开展，但对只需要观众介入感情，而不需要他们直接参与表演的戏剧活动来说，又正是一件好事。鼓乐喧天，色彩绚烂，载歌载舞的戏曲演出，正切合渴望热闹的心理和观赏取乐的习惯。戏曲演出装点节日，节日伴随着戏曲活动，成为河西走廊节日民俗和游艺民俗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在张掖，由于自然条件在河西走廊最为优越，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生产、生活节奏舒缓，讲究休闲、享受的民风。因此，节日民俗在这里更是被强调、发挥到了极致。这就在客观上为秦腔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社会环境。乐善忠义班自成立以来，之所以能够保持600多年的繁荣，它主要依赖的就是民间信仰和节日习俗。在这里除保持中原地区的传统节日外，由于众多少数民族与汉族长期融和共存，形成了“你过你的节，我过我的节，各民族互相过节”的情况。如裕固族有赛马节，回族有尔德节，藏族有藏历年及许多藏传佛教节，汉族地区又因西游记传说、关羽传说而派生出来的上九节、磨刀雨节等，按照民间的说法，河西有“四大节、八小节”，但张掖除了过这些节外，还要过“二十四个沫沫子（很小的节日）节”。戏班的存在客观上起着帮助传统民间信仰运作的功能。各种大小节日给戏班演出提供了许多“由头”，这些“由头”不但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戏曲观众。从乐善忠义秦腔戏班的演出情况来看，一些传统剧目的演出对于向百姓普及历史知识、宣传中国传统道德家庭美德行为准则等具有教化作用。由于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当下的戏班已经完全不同于旧社会的戏曲班社，当今社会已经不像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文人那样一面贱视戏曲，一面又把戏曲视为“高台教化”的工具，艺人们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他们的艺术受到了应有的尊重，艺人们用极其真诚的心向广大百姓传递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所积淀的优秀的传统美德。这种教化祖祖辈辈一代一代通过这种艺术形式延续着，百姓就是通过这种他们最为熟悉的艺术语言，了解到祖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了解到如何审视历史、解读史实；了解到如何热爱祖国、热爱民族。艺人们声情并茂的表演呼应着观众们是非曲直的种种道德生活观念，什么是高尚，什么是低俗，从中解读理应尊老爱幼、理应孝敬父母、理应与人为善、理应邻里互助、理应为人正直、理应崇尚气节、理应爱心永存等等诸多传统美德。在“寓教于乐”中，净化着百姓的内心品质，使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等传统观念“润物细无声”地进入普通百姓心中。从这里可以看出，戏剧表演与民间信仰和传统节日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以来，民间信仰和传统节日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现在已很松散。民众的宗教信仰越来越趋于形式化，实质性的信仰内涵越来越淡薄。但是，民间信仰和传统节日仍然是维系戏剧存在的一个手段。在广大农村，民间信仰和传统节日仍然是民众的精神支柱，在社会整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