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水浒》谋士形象比较
《水浒》的谋士比较少，最容易让人记住的应该就是吴用和朱武。相比之下，《三国》的谋士就比较多诸葛亮、郭嘉、庞统、贾诩、周瑜、司马懿、荀彧、陆逊、崔州平、荀攸……要拿两部小说的谋士比较说容易不容易，说难也不难。小生举例子来说说吧！
《水浒》谋士的代表人物是吴用。
吴用，生得眉清目秀，面白须长。满腹经纶，通晓六韬三略，足智多谋，常以诸葛亮自比，道号\"加亮先生\"，人称\"智多星\"。 屡考不中，处于不得志境地。任门馆教授，只糊口而已。穷则思变，联合晁盖等，在黄泥岗智取生辰纲，为避官府追缉，毅然上梁山。
作为山寨机密军师，几乎策划梁山所有军事行动。火并王伦他火上浇油，举荐戴宗力排众议，在华州智赚金铃吊挂，在北京说卢俊义上山。
受招安后，佐宋江、卢俊义征辽功绩卓著，获授武节将军、武胜军承宣使。后深感朝廷奸佞当道，恐刑戮及身，遂与花荣自缢于宋江墓前。
吴用其人，也只是个不及第的秀才，在东溪村这样的小地方做个乡村民办教师。吴用自号吴加亮，恐怕也有几分自比诸葛亮甚至想要强于诸葛亮的意思，加亮嘛。呵呵。这点和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倒大略相似。
而《三国》谋士的代表人物毋庸置疑是诸葛亮。
诸葛亮勤于思考，注重革新军械、装具。研制了一发十矢连弩和适应山区运输的木牛流马等作战工具。并改进钢刀，增强了蜀军战斗力。好兵法，推演阵法作“八阵图”，为后世传扬。
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对其评价如下：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由此可见《三国》和《水浒》的谋士的形象都是有学识，都为自己的主公立下汗马功劳，而且都有失算的时候。
吴用在具体的战术谋略上也颇多疏漏：比如伪造蔡京书信一节中，人家黄文炳都能在瞬间发现书信的破绽，而吴用等戴宗去了许久后，回来又喝酒时才想起来（呵，幸亏吴用酒量看来还不小，不然怎么回来一喝酒，马上醉的找不着北了，岂不送了宋江戴宗的性命），当下拍腿后悔不迭。吴用办这样的事还不是一回，高俅被擒上山后，假意答应回去后替宋江等在皇上面前争取招安事宜，又借口要个精细的人跟随他回去，宋江招安心切，当场派圣手书生萧让跟高俅去。吴用却赚一个不够，又让派铁叫子乐和也去。这也罢了。可高俅刚下山，吴用就说：“我观此人，生得蜂目蛇形，是个转面忘恩之人。他折了许多军马，废了朝廷许多钱粮，回到京师，必然推病不出，朦胧奏过天子，权将军士歇息，萧让，乐和软监在府里。若要等招安，空劳神力！”这不是搞笑吗？我的军师哥哥你早干什么来着，既然明知这样，放了高俅也就罢了，为什么不但不阻拦宋江派萧让去，自己又让添上个乐和？难道是怕萧让被“软监”起来太寂寞，让乐和陪他说说话，闲来吹吹笛解闷？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被神话，但是仍然有一些失败的地用人上的失误。首先是让关羽镇守荆州，关羽性格高傲，刚而自矜，有勇无谋。关羽失荆州，使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两路出兵北伐的设想变空，并使蜀国在今后的战争中始终处于背动地位。其次是用马谡守街亭，马谡自幼熟读兵法，好论军计，甚为诸葛亮所器重。但刘备觉得马谡言过其实，临终时曾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诸葛亮却不以为然，还经常同他谈论兵法，有时通宵达旦。丧失街亭，使诸葛亮的主力侧翼受威胁，整个作战计划遭到破坏，被迫撤军。
对于人才的限制。诸葛亮辅政后，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这看上去很令人钦佩，但无意中却限制了人才的发展。经如任免一个县官的小事，诸葛亮也要亲自处理；军中“二十罚已上皆自省览”。结果诸葛亮死后，蜀国人才青黄不接，造成“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局面。
用兵上的失误。“诸葛一生唯谨慎”，用兵谨慎，这是诸葛亮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用兵应以慎为主，以奇为辅。奇正并用，并能建大功。时魏延曾提出自率万人，偷袭潼关，诸葛亮认为此举草率，未同意。后邓艾灭蜀，正是用偷袭之策。司马懿在给其弟司马孚来的信中说：“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晋书?宣帝纪》)。此话虽有夸大，但也反映了一定的事实。
还有的是，他们都是比较忠心的。
尽管宋江的选择是错误的，但吴用还是没有变心，一心一意的辅助他。到死的时候也把自己埋葬在宋江旁边。
刘备已死，面对有而似无的幼主，诸葛亮仍然坚定不移，知道在北伐中病死。一份出师表就足以表明他的忠心。
不同点是相比之下，《水浒》谋士缺乏深谋远虑。吴用少有诸葛亮那样的远大抱负。诸葛先生是所谓“庐中先生独幽雅，闲来亲自却耕稼，专待春雷惊梦回，一声长啸安天下”。而吴用开始只不过是动了劫生辰纲的念头，想发上一笔横财，就此享用一生罢了。开始并没有更远大的目标。可想而知，若是生辰纲案不发，恐怕吴用很难说会再去落草造反。说起来吴用也就比只会“我先劫个色”的小贼们略多点“技术含量”罢了。
吴用后来上了梁山，也没有什么远见卓识。哪里比得上人家诸葛亮，身卧隆中之时就早已将“西川五十四州”之图绘好，提出了以西蜀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事实证明后来世事的演变也是按隆中对的大政方针发展的。而吴用根本没有这样的纲领性方略，连类似朱升那样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大处着眼的方略也没有，倒是黑宋江上了山后提出了“替天行道”这一政治纲领，可见吴用在战略眼光上逊于诸葛武侯多矣。但凡历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都有极高的前瞻性和惊人的预见性，像毛老人家在抗日战争初期就预见了抗战的三个阶段等等。所以吴用从“大局观”上就逊色的多，入不了政治家、军事家的档次。
还有的是，相比《三国演义》，《水浒》的谋士的品行却差一点。在招安前，梁山泊在广招人才时，经常用一些比较卑劣的计谋，常常使人家破人亡，例子有：招收卢俊义时、招收秦明时„„本来是帮百姓起义，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但却屡伤无辜，为的就是招揽人才。用这种方式招人才，未免有点卑鄙。这样也使《水浒》谋士的形象变得像一些市井无赖。而《三国》的谋士的行为都是比较光明磊落，就算伤及无辜亦是各为其主，为的就是取得胜利。
生在不同时代，其实已经证明两部小说的谋士有很大差别，就好像现代人与古代人比较，无论生理还是心理上都有极大差别，至少现代人缺少古代人那种纯真。这都是我们有目共睹的。从中我也发现谋士间的对比也可以看作人类变化的缩影，希望人类在不断的进化中不要遗失身上的闪耀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