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浙江省民营企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国内学术界也开始研究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问题，并陆续有一些研究成果问世。
1、股权集中度
最早研究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是Jensen和Meckling(1976),公司股东被他们分为两类,即掌握公司内部经营决策权的内部股东和不掌握公司经营决策权的外部股东,影响公司价值的仅仅是内部股东的持股比例,这个比例越高, 公司的价值就越大。自Jensen 和Meckling起,关于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的后续研究陆续展开。Holderne 和Sheehan ( 1988 )以股权集中度为标准将上市公司样本分成两组,其中一组股权集中度较高,拥有绝对控股股东;另外一组股权集中度较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20%。比较两个样本公司的Tobin ’Q值和会计盈余后发现,两者经营业绩在统计上不具有显著差异。因此他们认为,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业绩无关。McConnell 和Servaes ( 1990 )认为公司价值是公司股权集中度的函数,即公司价值随着股权集中度的改变而改变,为了证明这个结论,他们分别选取了1976 年的1173个公司以及1986 年的1093 个公司,并对所选取的样本公司进行了股权集中度与Tobin ’Q值关系的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当内部股东持股比例从0开始增加时,即Q 值与公司内部股东的所有权之间具有曲线关系。当内部股东的所有权从0开始增加时, Tobin Q 值开始增长;当这一股权比例达到40%时, Tobin’Q值开始下降,从而存在一曲线关系,即Tobin’Q与内部股东持股比例成倒U 型关系。Myeong7%时,公司价值随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增加;若内部股东拥有股权比例在7 %100 %时,公司价值则随内部股东拥有股权比例的增加而增加。
国内学者近年来也开始关注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张红军(2000)对1998年的385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社会公众股与公司绩效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中国上市公司中存在着小股东的“搭便车”问题,分散的社会公众股东既无激励又无能力监督和控制公司经理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法人股东的股权比例对公司绩效有显著的正效应。施东晖(2000)以1999年的484家沪市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研究了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以社会公众股为主的股权分散型公司的绩效好于法人控股型公司的绩效,法人控股型公司的绩效又好于国有控股型公司的绩效。吴淑琨(2002)以1997～2000 年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公司绩效与股权集中度、内部持股比例均呈显著性倒U 型相关;公司绩效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正相关。杜莹和刘立国(2002)认为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呈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这说明适度集中的股权结构更有利于公司治理机制的发挥,使公司治理效率趋于最大化。徐晓东和陈小悦(2003)以508家上市公司1997 - 2000年4年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发现,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M”型的“区间效应”;并且这种“区间效应”及其规律性不随第一大股东所有权性质的变化而变化,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孔爱国和王淑庆(2003)认为公司业绩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之间在统计上表现为倒U型结构。股权集中的程度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呈倒U型结构,也就是股权的相对集中而不是绝对集中对于公司来说是有意义的。
2、家族型治理模式
Faccio和Lang (2002) , Claeens, Djankov和Lang (2000) 的研究表明, 西欧和东亚国家或地区的上市公司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公司被一个股东独家控制, 并且大多是家族持有的。在股权集中体系中, 控制权成为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但国内外同类研究多集中在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上。如Morck, Shle2ifer和Vishny (1988) 采用分段线性的回归方法, 考察了《财富》500强公司中的371家公司, 回归结果呈“协同———掘壕———协同”的三次方形式关系, 即当内部股东持股比率在5%以下区间内, TobinpsQ单调递增; 当内部股东持股比率在5%～25%区间内, TobinpsQ呈下降趋势; 当内部股东持股比率大于25%时, 托宾Q再次恢复递增的趋势。A1DeMiguel等人(2004) 专门研究了西班牙公司外部人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的关系, 发现当持股比例少于87%时, 监督效应占主导地位, 公司绩效随着持股比例的上升而上升; 当持股比例大于87%, 利益侵害效应占据了主要地位, 公司绩效随着持股比例的上升而下降。Chris2tina (2005) 则是少数从控制权角度考察家族控制权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学者之一, 其结论也与欧美大部分学者不同。他的研究表明香港家族上市公司控制权与公司绩效存在“掘壕- 协同- 掘壕”的立方形式的关系, 拐点分别在16186%和63117% , 即家族控制权在16186%和63117%区间内存在利益协同效应, 其他区间则存在掘壕效应。
王宣喻、储小平(2002)借鉴李维安对东南亚家族企业的研究模式，对我国私营企业内部治理结构进行研究，分别从控制权纬度、管理岗位纬度和企业形态纬度三个方面展开，建立出一个以控制权演变为核心纬度的三维度图。并指出，控制权逐步从企业主及其家族成员手中向非家族的中层经理人员转移，是民营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优化的关键。民营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应当是由所有权系统、家族系统和董事会构成的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叉的治理系统。在所有权系统中建立股东大会和专为家族企业设立的指导者董事会，建立同时兼顾三方的计划：在家族系统中建立家族委员会，安排家族计划：在企业系统中建立一个管理层，制定管理、发展计划，对企业系统的需要和家族系统、非家族成员的需要进行平衡。
3、资本结构
资本结构是企业治理结构最为重要的方面。企业外部融资环境诱导了民营企业的内源融瓷“偏好”，这一偏好决定着民营企业治理结构，形成真正“所有者在位”的家族治理。民营企业应打破这种治理状况，根据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以投融资、重组联合及项目引进等为契机，通过引入外部力量来优化企业治理结构。郭金林(2002)经过研究，提出了我国民营企业菇同治理与金融主导治理相结台的治理模式，主张采取主银行、机构投资者、公司控股权市场等金融主导的治理机制。并提出从增加民营企业上市指标，拓宽民营企业融资渠道等方面着手构建金融主导的共同治理结构的路径。企业向银行贷款融资，银行就会对企业状况(包括治理结构)进行观察和审核，监督信贷资金的使用方向和效率，甚至部分参与企业投资决策，迫使民营企业优化自身治理结构；通过股权融资，“家族股”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稀释，企业受到外来的监督和约束有助于民营企业治理结构的优化。同时，家族成员可通过证券市场变现自己的股权．为家族成员的退出提供制度平台。
4、高管持股比例
学者詹森、莫非等人针对经济所有报酬机制所作的研究证实，公司CEO的薪酬与公司绩效之间仅存在弱的正相关关系的结论，他们认为应该加大经理层的持股比例，从而使他们以利益相关者的身份更好地为股东服务［6］。同时，Morck 等人的研究也发现，经理人员持股比例在0～5％之间时，托宾Q值与经理人员持股比例正相关；在5％～25％之间为负相关；25％以上为正相关。但会计利润与经理人员持股比例却不存在这种关系［7］。而Holderne 等研究却发现，管理层持股与公司规模、业绩变化、业绩变化的平方以及杠杆水平负相关［8］。由于民营上市公司多具有家族控制的背景，因此，对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提出假设。
储小平、罗头军(2001)认为促进民营家族企业从人格化管理向非人格化管理过渡的关键在于进行宏观上的制度创新。这些刨新包括建立完善社会信誉制度、有效保护私有产权、规范政府行为(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等多个方面。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有学者认为完善民营企业治理的根本途径是进行企业创新。蔡继明，解树江(2000)认为，民营企业要根据《公司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界定产权，给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一定股权。同时要发挥员工创造性，进行技术创新，从而引导市场需求，再造业务流程体系，这样才能留住外来人才。知识经济时代，人对知识的掌握和驾驭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企业创新使得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加突出和重要，民营企业应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体制。
浙江省尚处于市场化初期的转轨经济中，要素市场发育不成熟。民营企业不是严格以标准的市场化要素契约为组织基础的经济组织，还是一个以“人格化”特殊关系作为缔约前提的社会组织，其“约前关系”对企业行为及其所有权配置关系的影响相当明显，这需要我们对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问题进行全面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