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建设
任志侬
说文化，道传统。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东亚大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已成为世界六大文化体系（欧美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和中东北非文化、非洲文化和拉丁美洲文化）中历史最悠久、生命力最强大的东亚文化的主导文化。中华文化以儒学、道教为始祖，后改良印度佛教，形成了儒释道相互交融，以人文、自然为核
心的传统文化。
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中华传统文化的实质就是探讨人和人生的问题。儒家理论的核心是为人之学，它提倡仁爱，讲“仁、义、礼、智、信”，探讨怎样做人、怎样处理人与人之的关系以及如何提升人生价值和实现人生理想的问题；道家讲自然，讲“天人合一”、“顺其自然”，就是要求合乎自然规律，从根本上说也就是讲人的生命哲学问题；佛教讲因果轮回，讲人生解脱，讲思想觉悟，讲道德约束，同样带有很浓厚的人文色彩。由此可见，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中心”的，尤其儒家的为人之学，更是提倡通过为人，进而为家、为国做贡献，从本质上说，中华传统文化所提倡的实际上是一种人生的价值观念和信仰追求。
人生价值最重要的就是人的智慧、理想、才能的体现与为国家、为人民、为民族以至为人类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人生的价值观就是在人生的一些基本矛盾（如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基础上形成的，是关于人生价值的一些观点、观念与看法。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这些矛盾，就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念。下面，我们看一看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在这几大矛盾关系中是如何体现的。
1、人与自我的关系
人与自我的关系，就是如何正确地处理我们自身的现实状况与理想追求、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生命价值与生存（道德、人格等）价值的矛盾，说到底，也就是人格与人品的塑造问题。在这方面，孔子讲：“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也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为大丈夫。”道家从一种自然主义的思想出发，也提倡崇高的人格，庄子说：“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并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里所说的匹夫之志、丈夫行为与至人神举，都是古人人格价值的追求，都强调无论在什么情况与环境下，人都要坚持自己的原则，保持自己的人格，这是人类超越自我、天人合一的一种至高的精神境界。 在人与自我的关系当中，古人不仅要求塑造一个高尚的人格，而且还要求我们正确对待生命。在先人看来，当人的生命与道德、人格发生矛盾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发生矛盾或冲突的时候，人的生命价值应服从于道德价值与人格价值，就应该“杀身成仁”（孔子语）、“舍生取义”（孟子语），这样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毛泽东语）。这样的人，立德、立功，死而不朽，精神不灭，与自然同化，为后人所景仰。
2、人与他人的关系
人与他人的关系，简言之就是人际关系，包括人伦关系（父子、父母、夫妻、兄弟、姐妹）、亲缘关系（亲翁、叔伯、姑舅、妯娌、娌姨、表亲）、工作关系（领导、同事、顾客）、邻里关系和朋友关系等。在这方面，古人认为人是讲情感、重礼义的一种群体。在这个群体中，孟子认为，人有“五伦”（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应遵守“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的十种道德规范），董仲舒提出用“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来规范人的行为。在此基础上，儒家思想进一步发扬广大，提出了“仁、义、礼、和、信” 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提倡“仁爱”，
1 讲“道始于情”、“仁者爱人”，要“孝之放，爱天下之民”，“礼之用，和为贵”，“克己复礼”，主张“极高明而道中庸”、内圣外王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人与人之间的修养准则和最终目标阐说的很清楚。
3、人与社会的关系
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中派生出来的人与企业、人与社团、人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以“忠”、“孝”著称于世，不仅忠于君臣、孝敬父母，而且忠于祖国、忠于民族、忠于人民。当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受到侵害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数忠臣义士义无反顾地为国家、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生命。传统文化中，对有关人与社会的群体关系、公私关系以及个人与集体、个人与民族、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都有很多精粹的思想。比如，团体意识、协作意识、人本思想、和谐思想、求实精神、义利观念、吃苦耐劳精神、勤奋自强的性格、道法自然的思想、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精神等，“自天子与至庶民，皆以修身为本”，优良的民族传统与顺应自然、少私寡欲的自然本性以及修身立德、敬业奉献的人本主义精神深深地烙印在人们心中，在调节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4、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生存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与自然相互依存，互不分离。按照古人的说法，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人之际”。这里的天，一是指天地间自然万物，二是认为天上有神灵。孟子讲“尽心知性知天”，庄子说“万物与我为一”，《吕氏春秋》进一步论述“人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在强调“天人合一”、“太和万物”、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同时，主张“与天地参”、“泛爱众生”、“知天命而用之”，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理论，主张“圣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山不敢伐林下木，泽人不敢灰戮，缳网置罩不敢于门。鲴罟不敢入于渊，泽非舟虞不敢缘名，为害其时也”（《吕氏春秋》），要求人类应“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万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养而成”，要顺应天地规律与自然变化，按照五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并通过发挥人的主体能动作用，积极地调节和控制自然的变化，以改善我们的生存环境，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完美的程度。
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古代思想家有关尊重生命、崇尚自然和保护环境对人类生存与发展以及提高当代人的环保意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21世纪，中华民族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复兴阶段。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加快了世界文化的交流，也促进了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同时，人类要生存与发展，必须实现和平共处，也就要求我们必须解决好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中华传统文化的仁学与道论、特别是“天人合一”、“内圣外王”、“道法自然”与“无为而治”等思想对我们协调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对我们管理企业、治理社会、调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解决“和平与发展”和世界哲学发展等问题上提供了极为丰富与宝贵的经验。
二、中华工商企业文化的发展
我国的企业文化源于中华民族的商业理论发展，而我国的商业理论主要以儒商文化为主。儒商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为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后来为中华商业文化的形成，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国的商业起源于夏商时期，当时以官办官营为主的工商会官促进了西周商业活动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士大夫不杂于商”的状况出现重大改变，在商业活动中，士人遵循孔子“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的训导，经商多以礼义为行动规范，在礼义的基础上求利而不贪夺。孔子后，孟子周游列国，一方面宣扬仁义，另一方面经商“以羡补不足”，他反对重征商税，主张取消关市之征，开放山泽之利，义利结合，充分体现了儒商的价值观。之后，墨子主张“交相利”，要求商人在给别人带来利益的同时，自己也从中获利。他不仅言商，而且积极参与商业活动，深切体会了商业经营的辛劳艰苦，并从中意识到了供求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
先秦时期士人经商，说明了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士人商业文化意识的觉醒。儒商，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经营讲求信义，以诚信为本，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经营之道。史载子产“为相二年，市不豫价；三年，门不闭户，道不拾遗”，实现了政通人和、社会安定的繁荣景象；范蠡善经营之道，“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中三
2 致千金”，一跃而成巨富。白圭总结了先秦士人经商的成功经验，提出了“智、勇、仁、强”的“治生之学”。所谓智，是指“通权变”，就是善于观察时势行情与灵活处理各种变化的能力；所谓勇，就是当机立断、敢于决策的胆略与勇于进取的冒险精神；所谓仁，就是经营之道与管理方法；所谓强，就是指经商者所需要百折不挠的毅力与品质。白圭的“治生之学”为商业经营提供了有效的管理方法与考核标准，同时为商业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先秦以后，司马迁对秦汉儒商进行了总结，认为“富者，人之情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求富趋利不仅是整个社会追求的人生目标，而且是仁义道德的基础。到唐宋时期，经济繁荣，人心思富，儒商队伍不断壮大；明清阶段，儒商思想进一步升华，商人的地位逐步提高，商业经营迅猛发展，其中晋商、陕商、徽商、鲁商等几个比较大的商业集团，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儒商信守“凡人存心存世，务在中和，不可因势凌人，因财压人，因能侮人，因仇害人”和“经营信为本，买卖礼当先”、“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以及“财之道生，利缘义取”等经营信条，诚诺忠厚，童叟无欺，提倡中庸，讲求礼义，发挥传统儒商的儒德、儒术和儒识，主张“生财有大道，以义求利，不以利为利”，并“察天时之顺逆，格物理之精微”，掌握市场供求关系，顺应商品发展规律，在复杂的社会与人际关系中学会待人处世与合法经营，以至“基业日隆，家道渐裕”，成为近代中国的“儒商资本家”。清末民初，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撞开了封闭近三千年的国门，敲响了封建统治的丧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的兴起，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与管理，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其时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中国新一代儒商，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外来的科学技术与先进管理经验，形成了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中国工商企业文化，如有“棉纱大王”之称的著名近代实业家穆藕初认为“凡百事业之成败，全视人才之优劣”，把重视人才、网罗和使用人才作为兴业之本；著名的四川民生实业公司的创始人卢作孚先生把“超个人成功”、“超赚钱主义”当作他经营事业的目的。为此，他给民生公司制定了“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十六字宗旨和著名的“民生精神”；天津东亚毛纺公司的“抵羊牌”（抵制洋货之意）商标与“你愿人家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的厂训，并通过东亚精神、东亚铭、厂歌等“精神训练”来强化职工的爱厂意识和敬业精神；其它如大成纺织公司的“忠信笃诚”，荣氏纺织工业集团的“和衷共济，力求进取”，上海冠生园的“三本主义”（本心、本领、本钱）和久大盐业集团的企业信念：“⑴原则上绝对相信科学；⑵事业上积极发展事业；⑶精神上以能服务于社会为莫大光荣；⑷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等文化理念，充分表现了强烈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意识。
这一时期，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以义制利、诚信为上的价值观，以和为贵、协调群体的和谐观，修身内省、反求诸己的自律观，以人为本、仁者爱人的道德观，道家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自然观，兵家（孙武、孙膑）以退为进、以进制动、贵柔守雌的战略战术以及墨家、法家、轻重、货殖各家思想的综合，求同存异，兼容并蓄，使得近代工商企业文化异常丰富。这些文化理念，主要表现为：民族自强、实业报国的企业宗旨，重商厚商、敬业乐业的经营思想，勤劳刻苦、奋发进取的高尚品格，纤悉计算、俭约朴实的经营作风，笃实不欺、信义为上的商业品德，执乎其中、和谐为贵的经营理念，出奇制胜、善于竞争的经营策略和精究本行、心志专一的敬业精神等，以及山西票号创建的股份制和两权分离制度以及灵活运用的资金使用制度等，这些都是古人经商美德的继承与经验总结，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以古为鉴，古为今用，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中国华商文化的发展
在这里，我们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世界各地的华人企业家，他们漂洋过海，背井离乡，身居异国他乡，以血缘、地缘、亲缘、业缘与文化缘为纽带，组成了凝聚力很强的群体，在承受殖民统治、种族压迫等严酷的生存与竞争环境下，凭着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斗志和勤奋节俭、自强不息的精神，艰苦创业，以其精良的管理和杰出的经营业绩令世人瞩目。如审势应变、白手起家的船王包玉刚，旄下的船队发展到210艘，载重量达到2100万吨；守信用、重诺言、做事勤奋、处事谨慎、饮水思源、不忘利义的香港著名企业家郑裕通，以其巨大的经营业绩载入了香港经济史册；勤勉刻苦、锐意进取、名震东南亚的糖业大王郭鹤年，成为马来西亚的头号经济强人；诚信不欺、一诺千金的霍英东，成为香港最有名的实业家；胸怀大志、大展宏图的李嘉诚，资产雄厚，位居香港十大富豪之首；义以天下、回报社会的王宽诚、邵逸夫、孙忠利、董浩云等人，以实业报国，为祖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立操以仁、成仁取义的项松茂和守志持身、富达持节的印尼华商林绍良、爱国华人陈嘉根、著名华商李延年等，他们处世以仁德、守身从大义、为人重大节，成为中华民族的精英，以骄人的业绩永垂青史。无数华人企业家发展实业，报效祖国，奋发有为，自强不息，他们乐以天下、忧以民众，以义建利，利益天下；他们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特别是儒商勤俭敬业、诚而有信的创业精神和惜时勤作、精明应变、刻苦自励、开拓进取的价值观念，经营实业，实现自我，使华人企业形成了一个跨国界、跨
3 文化、跨行业、跨地区的经济特区，在世界经济，特别是东亚经济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华人企业创立、成长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华商企业文化。
四、中国企业文化的发展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客观的文化现象，萌芽于我国古代的春秋时期，历经唐、宋、元、明、清，在我国近代的民族工业中迅速发展，并颇有建树。一些文化素质较高，具有较好的经营意识和远见卓识的企业家，在他们长期的企业经营生涯中，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在夹缝中求生存，很早就非常重视人才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重视在企业的生产经营中运用精神力量来团结和凝聚职工，用优秀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来引导职工和制约职工的行为，把文化的手段引入到了企业经营管理中。
特别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非常重视发挥人的精神作用，强调：“人的因素第一”、“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社会主义劳动热情空前高涨，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忘我劳动的先进模范人物，其中以 “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石油工人，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铁人精神”，在我国的石油建设史上，填补了空白，创造了世界奇迹；在管理思想方面，形成了明确的政治意识、民主意识、主人翁意识、艰苦创业意识和科学管理意识等，创造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和“三老四严”（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四个一样”（对待工作，要做到黑夜和白天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一个样，领导在场和不在场一个样，没人检查和有人检查一个样）的大庆精神，引起了世界企业管理界的广泛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一些知名企业，纷纷创建了各具特色的企业文化。比如以“产业报国”为宗旨的长虹电子集团，以“决胜市场为条件，以振兴民族工业为目标，以岗位爱国和祖国繁荣昌盛为己任”，把缔造企业文化视为第一使命，使“太阳最红，长虹更新”的长虹品牌驰名中外；以“真诚到永远”而著称的海尔，积极推行OEC管理法，“敬业报国，追求卓越”，以“高标准、精细化、零缺陷”的质量观和“先卖信誉，后卖产品”的营销理念，为海尔迅速崛起，进入“世界500强”提供了强大的内部张力；其他如深圳华为、联想、首钢、美菱、同仁堂、蒙牛乳业、齐鲁石化、中国移动等企业也都培养了适应自身发展的强有力的企业文化。
21世纪是“文化管理”的时代，也是“文化制胜”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了企业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对企业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把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上升到了企业发展战略的高度，具有了全球化的视野，赋予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而且把握时期，积极行动，程度不同地投入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文化中来，涌现出了象海尔、联想、华为、蒙牛、TCL、同仁堂等一大批企业文化建设的先进单位与成功案例，大多数企业按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要求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可以预言，通过企业文化的振兴与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时代将很快就会到来。
综上所述，企业文化，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从中华传统文化中，从建国以来的企业管理实践、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等各项活动中，从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中，我们都会发现许多相近和相同的东西。虽然企业文化花开日本，果结美国，但从企业文化的实质与发展历程看，我们完全可以说，企业文化的根在中国，它是以儒家“人本主义”思想为基础的企业管理理论，是中国传统儒商文化与现代科学管理相结合的产物。所以，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文化的过程中，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发展创新，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更加发扬光大。
树有根，水有源。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企业文化的中国化和本土化。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理事长胡平在《企业文化》一书的序言中指出“ 中国的企业文化在与国际交流中最有生命力的还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那部分。要想发展、繁荣中国的企业文化，一方面要吸收国内外企业文化的优秀部分；另一方面要把我们好的传统继承下来，在融合的过程中创新，实现两种文化的对接和超越”。
传统是一种历史的长期积淀，传统文化是一种相对永恒的东西。从经济的角度说，每一个时代都必然要遇到前人留给他们的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如果我们扩展一下就会发现，每一代人除了必然要遇到前一代人留给他们的经济因素
4 外，而且还会遇到政治的、观念的、行为的、生活的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的综合就是传统。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承认，人们总是生活在传统的影响之中，人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除去其个体的特性的差异之外，都是对他们出生前人们就一直在做、一直在想的事情的近似的重复和实践。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积淀了丰富的传统文化。这些文化从总体上看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家族为本位、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伦理纲常这一基本精神而展开的。其中充满了矛盾，也具有鲜明的两重性。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诚信忠厚、人本和谐、勤劳敬业、成人达己的处世哲学，立操以仁、以义取利、实业报国、服务社会的价值观，艰苦奋斗、勤奋自强、开拓进取、勇争一流的求索精神，老成温厚、遇事忍耐、知足常乐、幽默滑稽的性格特征，重家族、重集体、重社会、重国家的伦理观念，忠于国家、忠于组织、尊敬师长、克己复礼的道德规范，富而行善、乐善好施、周济贫民、捐赠国家的优良传统，顺应自然、少思寡欲、修身立德、厚德载物的人本思想以及强烈的爱国主义民族意识、公而忘私的主人翁意识和团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等传统美德，对省属国有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其中，以儒学文化为代表的德治、人尊、人本和谐的思想和团体协作、求实进取、吃苦耐劳、勤奋自强等精神理念，实际上非常先进，在省属国有企业中已不断升华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勇于奉献的企业精神。广大企业员工，特别是一些与共和国同步成长的老国有企业员工，时时以国家利益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公而忘私，爱企如家，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发扬不怕苦、不怕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奋图强、勇创一流的精神，埋头苦干，忘我工作，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奇迹，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胜利的凯歌，涌现出了无数像大庆王进喜、太钢李双良、鞍钢孟泰式的“以苦为乐、以苦为荣、一心为公、艰苦创业”的劳动模范，成为人们自觉学习的榜样；在企业管理中，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完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员工合理化建议活动，增强了员工的集体意识和主人翁责任感，广大员工识大体、顾大局，把企业的事当作自己的事，以企为荣，爱企如家，团结协作，同舟共济，发扬集体主义精神，推进企业的改革发展，使传统文化中的“人和”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我国悠久而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蕴含着内涵十分丰富的人文精神。古代有关尊重生命、崇尚自然、天人合
一、无为而治的思想，对我们协调处理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企业与员工、企业与顾客、企业与股东、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社会、企业与国家、企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为我们管理企业、治理社会、调节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解决企业和谐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提供了十分丰富与宝贵的经验，已成为省属国有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的主流成份。
但是，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如重人情、讲面子、裙带关系、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平均主义、小富即安、嫉贤妒能、消极避世、因循守旧、中庸之道，以及“自私、贪婪”的人性恶习与传统信仰衰落等消极文化因素对企业文化建设的消极影响也很大。尤其是“官本位思想”和“权力资本”意识的影响，在政治气氛浓厚的国有企业中尤为突出，使部分企业经营者始终解脱不开政府情结，摆脱不了计划经济的影响，崇拜权力，唯上是从，十分看重自己政治地位的升迁和职位的变化，把经营企业当作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的途径和手段，经营理念政治化，内部管理“人治”化，部分企业还出现了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的现象。在这种“官本位”思想严重的文化氛围中，规则和制度意识淡薄，竞争和激励机制缺失，员工的聪明才智受到压抑，有知识的员工得不到尊重，能力突出的人才得不到重用，优秀人才流失，创新意识不足，企业求稳怕变，活力不足，人文环境恶化，有的甚至滋生了严重的腐败现象。
中国传统文化浑厚深远，仪态万千，以其极大的包容性和极强的生命力，长期存在并持续发展。对于传统的东西，我们既不可能割断它，也不可能跨越它，绝不能超越传统去作空白地上的企业文化建设与创新。在探索国有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时，我们应当把传统文化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和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来认识，积极发掘传统文化中进步的、民主的和科学的要素，弘扬先进，扬弃落后，汲取精华，去其糟粕，以与时俱进的现代精神对传统文化中合理的因素加以改造，传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塑造和建设先进的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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