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典型特征及其原因分析
摘要 劳动力转移的长期性与劳动力短缺的长期性是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典型特征，再加上劳动力短缺造成了劳动力工资面临较大的上涨压力，使得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形势异常严峻。文章分析了这些特征背后的原因，并指出了在此基础上我国劳动力市场未来可能会遭遇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 劳动力短缺；劳动力转移；长期性；工资上涨压力
中图分类号 F24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36X(2011)11-0172-04
一、劳动力转移的长期性与劳动力短缺的长期性并存
现阶段，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异常复杂，劳动力转移的长期性与劳动力短缺的长期性并存成为其中较为典型的特征。
(一)劳动力转移的长期性表现为劳动力供给绝对总量依然丰富
2011年春节以后，全国各地又出现了新一轮的“民工荒”，除了东部沿海地区之外，包括传统劳务输出大省安徽等在内的中西部省区同样遭遇了“招工难”，地区与地区、企业与企业之间纷纷展开了一场农民工“争夺战”。与此同时，农民工工资面临着新一轮上涨的压力，甚至出现提高工资也有招不到工人的情况。在如此背景下，学术界中关于“刘易斯拐点”的争论重新浮出水面，不断有人声称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中国经济即将进入一个由劳动力短缺所导致的低速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被倒逼调整的阶段。而本文并不这样认为。数据表明，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伊始，我国劳动力市场有2000多万农民工返乡，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妥善安置的措施，包括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吸纳就业、鼓励返乡农民工就地创业等等，这些举措部分解决了农民工返乡的就业问题。但是由于基础设施的阶段性特征，农民工的返乡就业呈现出极大的临时性，而且。由于自身素质的限制，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成功率并不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因此，目前仍有大量的返乡农民工滞留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赵显洲，2010)。根据张车伟(2008)的估计，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要实现70％的城镇化率，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还能持续20年以上的时间。蔡?P(2009)、袁志刚(2010)等学者也指出，2020年之前，我国不会遇到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短缺，中国目前仍然处于农民工向城市转移的高速时期。因此，从总量上来看，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拥有充足的劳动供给，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存在，至少目前还不能证明新一轮的“民工荒”现象就简单的代表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二)劳动力短缺的长期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内生性制度演进下的长期性。在劳动力转移的长期过程中，制度变迁作为人们对于自身生活体系的自觉架构，其过程充分体现了人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所演进的内生性使得向城市转移成为一项大家默认的隐形制度并积累下来，而且这种制度的积累会增强农民工群体的耐久性。相对应的，由于农民工群体主观能动胜的增强、农民工就业模式的变化、农民工的供需结构以及农民工行为选择的理性化等因素，劳动力短缺呈现出内生性特征。民工荒因此就很有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延续下去。
第二，人口结构的影响。对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来说，越来越明显的老龄化趋势所孕育的未来劳动力短缺趋势在劳动力结构和产业结构转换之前是不会变的，因此，要求提前做好充足的准备。因为经济增长过程相对于宏观经济过程而言，具有比较长期的特征，而人口结构的变化过程相对于经济增长过程而言，则更加长期而缓慢。
第三，劳动力的供给结构。现今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已经开始进入劳动力有限供给阶段，一方面，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供求矛盾突出，3／4的农村已无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另一方面，短缺与剩余并存，农村仍有1亿多富余劳动力，农村劳动力转移尚在途中。根据《2007年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8－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披露的数据来看，74.3％的村庄认为本村能够外出打工的青年劳动力都已经出去了，只有1／4的村庄认为本村还有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这个比例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71.6％、76％和76.4％。大部分的村庄对于自己村庄青壮年劳动力供给的情况表示担忧，认为能够转出的劳动力都已经转出，再没有可转移的劳动力了。这种年轻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今后将会随着人口结构转型过程中年轻劳动力在劳动力总量中的比重进一步降低而愈加严重。
从一般逻辑上看，劳动力转移的长期性与劳动力短缺的长期性是相悖的两个概念，然而，这种劳动力转移的长期性与劳动力短缺的长期性并存的现状，使得我国劳动力市场显得异常复杂，而劳动力工资的上涨更是加重了劳动力市场的复杂性。
二、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压力
表面上，我国劳动力工资面临较大的上涨压力源于劳动力的短缺现状，事实上并非如此。在诸多厂商开始主动提高工资待遇的情况下，许多企业依然招不到工人。由此可见，劳动力工资的上涨压力来自于多个方面，单靠提高工资并不能改变劳动力短缺的现实。
(一)分割的劳动力市场
制度因素一直是阻碍我国劳动力流动的重要障碍，特别是分割性的劳动力市场。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最终结果是工资率的趋于均衡，然而，由于制度性分割的存在，两个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分别决定，并且绝对水平存在差距，城市工资普遍高于农村，因此，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向城市。根据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机理，劳动力流动的结果应该是工资率低的市场上劳动力供给趋于减少，工资率高的市场上劳动力供给趋于增加，这种调整的最终结果必然形成两个市场上趋于均等的工资水平。但是，这个原理的前提是不存在阻滞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在存在诸如户籍制度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就业歧视和福利排他等制度性障碍的情况下，城乡劳动力市场呈分割状态，劳动力的流动性受到严重约束。
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依然受到城乡两分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分割性劳动力市场的限制，无法实现自由流动，再加上不同所有制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导致了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和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并存，加剧了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这种分割性造成城乡生产要素并不总是能按照提高市场效率的方式进行配置，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民工向城市的转移速度不断下降，造成了劳动力供给总量的相对不足，农民工工资面临上涨压力便不足为奇。虽然我国城镇化建设不断加快，但是城乡分割的制度不变，即使部分大中城市为了吸引人才和资金出台一些条件较高的进城落户政策，但对广大的农民工来说，这些并没有实质性的现实意义。
(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
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再加上沿海地区土地紧张，劳动力成本上升，为了较快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秩序，国家致力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强调中西部对东部相关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承接。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调整以及产业优化升级的影响，相关产业向中西部进行转移的规模越来越大，涉及到的行业也呈逐步扩大的趋势，致使劳动力需求上升，原来是劳务输出地的中西部各省区转而成为劳务短缺地。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司发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09年东部地区务工民工为9076万人，比上年下降8.9％，占全国农民工比重的62.5％，比上年下降8.5个百分点。而中西部外出民工则分别增长33.2％和5.8％，占比分别较08年上升3.8和4.8个百分点。因此，各地政府纷纷采取措施挽留本地农民工进行就地转移，而原本劳动力就短缺的东部地区劳动力的价格不得不上涨，相应的中西部地区也纷纷调高农民工工资水平，撇除生活成本等因素，中西部某些地区的农民工工资甚至要高于东部地区。劳动力工资的普遍上涨，进而劳动收入占比的提升，就可以促进总需求结构的改变，从以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变为以居民的消费需求拉动。同时，东部地区民工工资的提高，进而各项成本的提高，可以迫使这些城市将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到中西部，从而带来我国区域经济结构的改变，加快产业的优化升级。
(三)农民工返城意愿不高
由于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和隐形成本的存在，农民工回流的现象日趋严重，回城意愿受到严重抑制(盛亦男、孙猛，2009)。所谓机会成本，是指做某种选择而放弃另一选择的最高代价，农民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则是留在农村可得到的预期收益。在迁移成本导致农村劳动力不能充分流动到满足城市需求的条件下，粮价上涨、农业税取消和种粮补贴等一系列政策的实行，使得农民收入提高具有了实在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在迁移成本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向城市流动的收益不再足以补偿迁移成本。
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隐性成本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身份歧视带来的心理弱势、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体系、子女教育的完成度较低等非显性成本因素。这些问题加重了农民工进城的生活负担。实际上，这些隐性因素致使农民工生存状况堪忧的情况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农民工工资的折扣率，它们本质上造成的结果是农民工实际收入的减少。随着政府一系列针对农村和农业生产的优惠政策的出台，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考虑城市生活成本、家庭、子女等诸多因素的条件下，会倾向于选择留守生活成本较低、生活环境较为熟悉、社会关系较为简单的农村，从而使得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的城市劳动力供给不能满足城市劳动力需求扩大的要求，况且农村劳动力流动到城市的迁移成本的存在还没有充分进行到消除城乡工资差距的程度。
(四)农民工行为趋于理性化
农民工行为选择的理性化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农民工长时间城市生活经验的累积。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从未停止过，而随着生活经验的累积，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开始不仅仅关注现实收入，也开始理性的关注成本和其他诸多因素。而且，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在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农民工对工资的要求不再只是简单的纵向上的绝对量的比较。比如去年月工资一千；今年一千二。月薪多了二百，但若劳工成本每月增三百，这样务工的净收益就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这也正是目前我国农民工的生存现状。目前，我国大中城市房价集体上涨，而这些城市又是农民工大量积聚的地方，房价的上涨使得房屋租金也水涨船高，一线城市差不多涨了20％，而且可能会越来越高。加上近来各类生活品价格回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日益突出等诸多现实，进城打工的成本越来越高，也越来越不经济。
另一方面，来自农民工群体的内部分化。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的近30年中，农民工群体的内部出现了明显的代际变化和更替。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向城市进行转移、拥有较少务农经历的第二代农民工日益崛起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力量。调查显示，随着农村九年义务教育普及和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农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第二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明显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其文化程度起点高于第一代农民工群体，小学及其以下的务工者比例骤减，而高素质务工者比例较第一代农民工而言有所上升。而教育水平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职业层次、工资水平、社会流动等各个方面，也是农民工行为选择趋于理性化的现实基础。
三、未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可能面临的问题
对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来说，劳动力转移的长期性、劳动力短缺的长期性以及劳动力工资不断上涨的压力这些现实问题，在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完全调整好之前是不会变的。因此，可能给我国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带来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也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劳动力有效供给总量的限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发展时期伴随着急剧的人口转变，从人口在生产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类型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类型的加速过度。这个人口转变过程通常表现为一种劳动年龄人口从迅速增长到逐渐减速的增长，直至停止增长的变化趋势。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总和生育率就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到2009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5.05％。而且2008年民政部发布的《200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指出我国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随着劳动力老龄化趋势的日趋明显，产业结构形成用工年龄需求与劳动者年龄结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据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统计，1990年，安徽劳动力平均年龄为24岁，而2009年，平均年龄则升至37岁，劳动力老龄化趋势十分明显。根据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理，劳动力短缺的经济含义是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这个现象是由于提前完成的人口转变所引致的情况下，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超越发展阶段造成的，一旦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源泉不能及时替代人口红利源泉的话，将会导致中国经济过早丧失比较优势。在高速经济增长方兴未艾，就业继续扩大的情况下，劳动力供求格局必然发生根本性转变。
(二)劳动力需求的不可持续
目前呈现的劳动力供给不足部分表现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伴生物，随着经济的渐趋平稳，市场是否依旧能够提供这样一个庞大的劳动力需求依然是个未知数。在经济危机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时候，政府通过大规模的刺激性财政政策扶持，使得我国经济较快的走出了低谷，然而在财政支出刚性的约束下，我们不能保证政府能够连续较长的时间出台诸如4万亿如此大规模的投资计划。当世界各国因为杠杆化太高而崩溃的时候，中国通过加大杠杆而暂时走出了危机，M2／GDP在2008年短暂的回落
之后，2010年将会达到1.96％，硬启动的风险在逐步加大。有数据显示，2010年国家综合负债率高达86％，财政风险空前增大，这种单纯依靠政府的高投资而带来的外生性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与此同时，随着农业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农业和农村将释放更多的劳动力，而伴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整个社会所能提供给农民工的低技能要求岗位却会越来越少，两者的冲突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依然是一个长期过程。
(三)农村社会的发展与稳定
目前，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农村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无人照看的老人等问题来讲，这种转移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以留守儿童为例，根据全国妇联2008年2月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有5800万人。在一些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留守儿童占当地儿童总数的18-22％。农村留守儿童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其家庭问题、学习问题、安全问题、心理问题和品行问题日渐突出。假如一味的强调这一劳动力转移过程已经完成，无疑会使我们忽视这些已经产生的社会问题，长此以往是不利于农村社会的综合发展的。
四、政策选择
综合来看，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复杂性是市场规律作用的结果。如劳动力短缺会加大企业用工成本，引起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加速消失，使得低水平、简单重复过剩的生产无法维持下去，但从另一面看，可以促使企业转向依靠自主创新、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来降低成本，形成持久的更大更强的市场竞争优势，也可以加快技术和产业升级，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更能够直接增加劳动者的收入，有效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也有助于把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高投资、高积累、低工资、低消费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因此，必须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合理的引导，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进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结构优化以及持续发展。
(一)偏向“三农”的制度红利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产权保护和合约执行两个方面的成本在交易成本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如果通过制度变迁能有效减少交易成本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我们就说存在“制度红利”。而截至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这种制度红利具有明显的偏向性。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为了配合该战略，政府把社会资源集中用于工业和城市，农业客观上承担了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积累的任务，由此形成了资源配置上“以农养工”的分配制度。即使到现在，这种农业和农村资源向非农产业和城市单向流动的局面也没有扭转过来(蔡?P，2006)。如此偏向城市的资源分配制度长期把农村和农民排除在城市化、现代化之外，最终导致了农村和农民经济上的弱势地位，在出现问题分摊成本时，成为首先被考虑的对象。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我们应该加大政策调整力度，把发展目标转向农村，以发展农村、农业、富裕农民为中心，把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所获得的制度红利逐步让渡给农村、农业和农民，通过偏向性的制度安排来促进农业及其相关产业的调整与发展，最终实现城乡发展均衡的和谐局面。
(二)技术创新
经济组合里的生产资料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也就是说，一种资料的缺少可以用另一种资料的增加来补偿，却不必改变生产方法。放置于劳动与资本两者的关系，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经济组合中，无限的劳动追逐有限的资本，表现为劳资关系中资方的绝对控制优势，这时依靠低劳动成本的生产方法也可以维持下去。一旦劳动力开始短缺，大量的资本找不到与之相匹配的劳动力，经济组合便会受到限制，这时单纯依靠资本的增加无法对冲劳动力缺失对整个经济组合的影响，现有的生产方法也就无法继续。这就需要我们对生产方式进行变革。无疑技术可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也只有技术的创新才能成为短缺劳动力的替补，通过技术创新来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是化解目前我国劳动力短缺的有效途径。
(三)城镇化下移
从农民工连续十几年大规模的流动来看，其转移模式主要是向东南沿海开放地区率先流动，转向北京、上海以及各大中城市为主。然而此次民工荒却开始向中西部蔓延，我们可以通过政策的倾向性调整，使得农民工跨省区远距离的大规模流动转化为分散型的省内流动或近距离的就地向小城镇转移，以城镇化下移的发展战略来改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模式，从而改善农村长期落后、人口过分向大城市集中、形成数量大的城市贫困阶层、致使经济发展受损、现代化进程严重受阻等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城镇化下移，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拉动中小城市的就业需求，通过地方财政补贴，提高农民工工资，缓解劳动力短缺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