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1：观猴有感
今年4月中旬，我到河南省济源市五龙口景区，观看那里的猕猴群。这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第五次到那里观看猕猴群。
济源市位于太行山南麓，分布着十多个野生猕猴群，被称为“太行猕猴”，是我国纬度最北的猕猴群。
原来这里只有1000多只猕猴，现在已发展到3000多只。上世纪90年代初，济源市为发展旅游业，开发了以看猴观景为主要内容的五龙口景区。之所以称为五龙口景区，是因为明清时期，人们开挖了广惠渠、甘霖渠、广济渠、永利渠、利丰渠等五条河渠，引沁水灌溉农田，形成了五龙分水的态势。景区管理部门聘请匡书明老人来调教猴群，供游客参观。前几次去的时候，都是由“猴司令”匡书明老人陪同介绍。他是河南南阳人，是五龙口风景区的驯猴“鼻祖”。南阳人素有养猴、驯猴的习俗，不论是过去走街串巷的耍猴人还是现在海南岛猴岛的驯猴员，大多来自南阳。这次我到五龙口景区，得知匡书明老人已不在人世，听后不胜唏嘘。让人欣慰的是，他的儿子匡三傲已经接过了父亲的班，继续驯化和照料这里的猕猴群。通过几次近距离的观察，以及匡氏父子的介绍，我对猕猴的习性和组织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思考。
在动物分类学上，猴子与人类同属灵长类动物，是动物界中与人类血亲比较相近的一个物种。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人类是从古猿进化而来的，人类进化早期必然会呈现出与猴子等灵长类动物相似的某些行为特征。因此，观察猴群的生活习性，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早期人类社会的认识。通过多次观猴的启发，一直在思考以下几个问题，愿请读者赐教。
篇2：观猴有感
今年4月中旬，我到河南省济源市五龙口景区，观看那里的猕猴群。这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第五次到那里观看猕猴群。
济源市位于太行山南麓，分布着十多个野生猕猴群，被称为“太行猕猴”，是我国纬度最北的猕猴群。原来这里只有1000多只猕猴，现在已发展到3000多只。上世纪90年代初，济源市为发展旅游业，开发了以看猴观景为主要内容的五龙口景区。之所以称为五龙口景区，是因为明清时期，人们开挖了广惠渠、甘霖渠、广济渠、永利渠、利丰渠等五条河渠，引沁水灌溉农田，形成了五龙分水的态势。景区管理部门聘请匡书明老人来调教猴群，供游客参观。前几次去的时候，都是由“猴司令”匡书明老人陪同介绍。他是河南南阳人，是五龙口风景区的驯猴“鼻祖”。南阳人素有养猴、驯猴的习俗，不论是过去走街串巷的耍猴人还是现在海南岛猴岛的驯猴员，大多来自南阳。这次我到五龙口景区，得知匡书明老人已不在人世，听后不胜唏嘘。让人欣慰的是，他的儿子匡三傲已经接过了父亲的班，继续驯化和照料这里的猕猴群。通过几次近距离的观察，以及匡氏父子的介绍，我对猕猴的习性和组织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思考。
在动物分类学上，猴子与人类同属灵长类动物，是动物界中与人类血亲比较相近的一个物种。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人类是从古猿进化而来的，人类进化早期必然会呈现出与猴子等灵长类动物相似的某些行为特征。因此，观察猴群的生活习性，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早期人类社会的认识。通过多次观猴的启发，一直在思考以下几个问题，愿请读者赐教。
关于原始社会平均分配食物的问题
对于原始社会的分配问题，学术界普遍认为，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没有剩余产品，没有私人占有制，没有剥削，社会成员平均分配劳动果实，于是得出了“原始社会平均分配食物”的观点。这一观点，最早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该书写道：“当时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极低，微少的食物是平均分配的，别的办法也不可能。因为劳动产品只能勉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假如原始公社有一个成员分得多些，超过每人平均应得的份额，另一个人就会饿死，因此，平均分配共同劳动的产品是不可避免的。”[1]该教科书被翻译成中文后，这一观点被国内学者广泛接受，成为描述原始社会分配状况的主流观点，并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国内不少经济学方面的教科书一直沿用这一观点。但通过对猴群的观察，对这一观点很难苟同。在济源观看猕猴群时，匡书明老人曾经向我介绍，太行山的野生猕猴群，原来冬天没有食物可吃，躲在山洞中过冬。后来开发成旅游区，为便于游客近距离观猴，开始用红薯、花生等食物吸引猴群下山，并用哨声训练猴群，每次提供食物时都要吹哨。经过观察发现，每一次进食，都是猴王大摇大摆地下山先吃，其他猴子不敢靠前，等猴王吃足离开后，才敢上来拣吃剩余的食物。如果发现哪只猴子不懂“规矩”，猴王就会对它进行严厉惩罚，其“特权”意识非常明显。因此可以说，在猴群中并没有产生公平正义的意识，更不可能形成公平正义的分配机制。通过这一现象可以推测，原始社会初期，在生产力低下和食物极为短缺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也很难遵从公平正义的原则分配食物，
只能靠强力来解决食物分配问题。即便是出现公平地分配食物的情况，也仅限于家庭或有血缘关系的氏族之中。关于原始社会的分配问题，恩格斯曾明确说过：“在实行土地公有制的氏族公社或农村公社中（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同这种公社一起或带着它的非常明显的残余进入历史的），相当平等地分配产品，完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成员之间在分配方面发生了比较大的不平等，那么，这就已经是公社开始解体的标志了。”[2]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承认在原始社会存在着“相当平等地分配产品”的情况，但又认为，这种分配方式只存在于家庭或有血缘关系的氏族内部，不同部落之间不仅不会共享劳动产品，相反还经常为了争夺食物而发生战争。恩格斯说：“部落始终是人们的界限”，“凡是部落以外的，便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在没有明确的和平条约的地方，部落与部落之间便存在着战争，而且这种战争进行得很残酷，使别的动物无法和人类相比。”[3]生产力发展水平越低下，生存条件越艰苦，人们之间的生存斗争就越残酷。当时普遍存在的食人之风，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思说：“在蒙昧期，俘获的敌人是被吃掉的，在饥馑的时候连朋友和亲属也会被吃掉。”[4]这表明，不仅在不同部落之间无法实现食物分配上的公平，即便是在同一部落之中，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下甚至会出现人吃人这种弱肉强食的现象，根本谈不上公平问题。只有在物质财富相对丰富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觉悟才能有较大的提高，才有可能树立公平意识，才有可能实现所谓的“平均分配食物”。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把“平均分配食物”作为原始社会的普遍分配原则，而是将其严格限定在家族或有血缘关系的氏族内部，不能扩展到社会范畴。所谓“原始社会平均分配食物”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后来的研究者们附加给马克思恩格斯的。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与意识之间辩证关系的原理来看，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意识，社会生产的水平决定着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5]在食物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生存是第一需要，人们总是为争抢食物而争斗，很难形成公平分配食物的机制，更难具有相互礼让的道德素质。因此，不论从猴群的状况来看，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来看，在人类社会早期，是否真的存在一个平均分配食物的原始社会阶段，值得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去思考和研究，特别需要进一步加强考古实证工作。
篇3：观猴有感
最近不少理论学术界人士乐于谈论永春先生的《观猴有感》一文，并且做了很多不同的解读，尤其在海外。我是好奇心比较强的人，社会热评的作品我往往会找来看看。我从凤凰网上找到了原来刊登在河南《大河报》的《观猴有感》，仔细拜读了一遍，形成了一些感想，现做一点评说。
按海外网友的猜测，《观猴有感》作者应该是工科出身，但他社科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显然相当好。其表现是，作者对相关问题的学说史十分熟悉，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着作过去的中文译本下过工夫，对其最新的中文版也一直关注和学习。
猴与人在物种上是近亲，现代的猴社会与远古的原始人社会之间，相似程度应该是很高的。结合猴社会研究人类社会初始时期的情况，今天仍然是一种有价值的研究方法。这个方法很实证，重视事实和经验观察。用这个方法得出的结论，比老在故纸堆里翻或只在网上查点材料，然后就想当然写一通，写出的东西要可信得多。
《观猴有感》一文相当好地贯彻了实事求是精神，敢于怀疑旧说，并有根据地提出和证明了一些新观点，或局部改进了前人的学术观点。作者论证或经其改进的观点包括：1.在人类社会早期，可能并不存在一个“平均分配食物的原始社会阶段”；2.人类社会早期不大可能有一个“女性主掌社会管理的大权”的母系社会；3.“创造性劳动是人从动物界脱离出来的根本标志”；“人与动物都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都有生存发展的权利，我们应该从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高度，学会与动物和谐相处。”
《观猴有感》体现出作者具有浓厚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怀，但更透露出作者养成了研究和思考的兴趣。社会科学也好，人文学科也好，总得要解决一些问题，差别只在于有的解决短线的问题，有些解决长线的问题，有些适应经济民生等“实际”需要，有些满足人在精神心灵和文化方面的需要。《观猴有感》表现的现实关怀是明显的。不过，海外不少人过多从比附现实和暗示的角度谈论此文，难免有些对之过度解读的成分。我个人特赞赏的，还是文章表现出的作者心里总装些问题，时刻结合所见所闻有所思考、有所研究的习惯。
不过，读永春先生这文章，我也有几点不很理解或不完全同意的地方，希望获得赐教。
1.为什么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既有的结论，就不能按实事求精神予以必要否定或批评、修正呢？永春先生怀疑和挑战了不少旧说，但他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任何观点，却不愿意有一点点正面的否定或质疑。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当科学，就完全可以对其具体观点有所否定或质疑。任何人都有局限性，至少有历史的或时代的局限性，后人对前人的学说有所否定或质疑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可是我注意到，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所有观点，几乎都刻意加以维护，有意不说半个不字。其实，有些地方作者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表达的观点，是完全可以甚至应该说些些不同意见的，如在谈到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或人的本质特征的时候就是如此。实际上，永春先生在这方面对恩格斯的观点是有所修正的。
我以为，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关键是解放思想，这方面理论上的关键，是要敢于突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些过时的具体结论。永春先生的文章在这方面要是做出榜样就好了。
2.《观猴有感》作者观察猴群的“政治行为”，联想和感悟应该是比较多的，可是文章这方面谈得太少。永春先生了解到，争夺猴王的“政治行为”四个寒暑为一个周期，“猴王每四年换届一次，参与竞争的也只有几只强悍的公猴，通过剧烈的厮杀，胜者为王。”为什么必须有侯王？为什么不能是几只实力相当的猴共同行使统治权而只能是一只猴？为什么“换届”4年一次，而不是一两年一次或七八年一次？4年一次主要是什么因素决定的？通过竞争获得“领导”职位是不是反映了某种生物界发展规律的要求，诸如进化和优选的自然需要？这些都是有讨论空间的问题。
另外，“换届”这个词不太准确，在中国化方面稍微显得过头了一点点。
3.作者在谈论猴王时若能顺便对我国历史上的个人专制独裁有所批评，文章社会效果会更好。永春先生注意到，“挑战失败了的公猴，便垂下尾巴，表示臣服，而猴王则时刻翘着尾巴”；“在猴群中，尾巴象征着‘权杖’，翘起尾巴就是在宣示权威”。永春先生接着评价道，“毛泽东同志讲要夹着尾巴做人，其寓意是多么深刻。”可是，我查看毛泽东关于“夹着尾巴做人”的讲话背景，他都是要他的同志、部下和子女“夹着尾巴做人”，从来未表示过自己也同样“夹着尾巴做人”。毛其实是把自己当作专制猴王，要别人都无条件臣服他。这很不好，不宜肯定，要有规则面前一律平等的精神。再说，毛把人比作猴子，要别人“夹着尾巴做人”，说法有些侮辱人格。
总体上看，永春先生这篇文章思想性强，言之有物，贯彻着实事求是学风，值得今天的理论宣传和新闻出版部门的官员好生学习。现在理论宣传和新闻出版部门有些领导者思想太过僵化保守，所找的笔杆子理论学术水平往往都比较差，尤其缺乏实事求是学风，常常令人生厌。
